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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自由论的困境 -《少数派报告》《罗拉快跑》与哲学

四、意志自由论的困境

《罗拉快跑》的叙述所体现的那种意志自由论,也称“反决定论”,认为人类具有自由意志,并且这种自由意志与人类决定论不相容:如果人类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够拥有这种自由意志。这一观点在哲学和哲学领域之外都有许多支持者。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它最早的表述可以在古代伊壁鸠鲁学派那里找到。享乐主义者们相信,每一种事物(包括心灵)都是由细小的原子构成,这些原子大部分都遵从严格的决定律。但是有时候,某个原子会“突然偏转”。正是在这些突然的“偏转”之中,可以找到人类的非决定论的源泉。正如卢克莱修(Lucretius)所问的那样:“如果所有的运动都始终是相互联系的,新的东西在一种决定论的秩序中从旧的东西当中来如果那些原子永不偏转,便不能产生要挣断命运的纽带、挣脱无穷无尽的因果序列的新的运动遍地上的生灵拥有的自由意志的源泉是什么?

电影《罗拉快跑》壁纸

别小看这种前科学时代的揣测。事实上,一些当代最前沿领域的科学哲学家和物理学家都试图以同样的方式为人类的意志自由论找到那个源泉。但是,现在用来作为证据的当然不再是“偏转的原子”,而是量子力学的反决定论。它通过脑细胞当中的一些结构性要素而扩展到宏观层次上。

但是,不管是通过古代的还是当代的方式,在说明这种非决定性时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在施行一个自愿行动的过程中,那种非决定性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这个做决定的“自由瞬间”,被约翰·塞尔称为“间隔”,也就是指因果链条之间的间隔:在每个动机和行为之间,自由意志出现而强制性的因果链条断裂。

显然,自由意志的存在在因果链条中构成了问题,如果承认自由意志的存在,即承认非决定性瞬间的存在,那么世界的因果有序性就会遭遇挑战;反之亦然。在这里,约翰·塞尔敏锐地指出,虽然那些人试图用量子力学层次引入的非决定论宇宙观来解释自由意志,但是“认为我们的某些行为是自由的”与“认为这些行为是偶然的”完全不同,所以量子非决定论对于自由意志而言并无帮助。

让我们尽可能通俗地阐明约翰·塞尔在这里的看法。他将自由意志做出决定的过程还原到了神经科学层面。意志的决定其实对应着神经层次中无数神经元的工作和神经信号的传递,当你决定要举起手,就有一个神经信号从大脑向下一路传递到手臂的运动神经元,于是肌肉收缩,你举起了手。约翰·塞尔指出了这里的问题

问题如下,既然在我们做一个理智决定的情况中,在高级层次上有间隔的存在,那么我们如何在神经生物学的层次上表现这个间隔呢?约翰·塞尔借用了希腊神话中帕里斯向三位女神送出金苹果的故事,来具体分析这个神经层次的“间隔”。帕里斯送出金苹果的行动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吗?现在我们来看

设令帕里斯开始思考的时刻为t1,他决定把金苹果给阿芙洛狄忒的时刻为t2,并规定在t1和t2之间没有出现其他的外部刺激。在t1时刻,帕里斯拥有全部信息,并基于这些信息做出决定。从t到t2他深思熟虑金苹果应该给谁的时间间隙,就是所谓的“间隔”

于是我们可以通过如下精确的方式表述自由意志问题

(1)假如t1时,帕里斯大脑的全部状态从因果关系上看足以决定他在t2时刻大脑的全部状态——那么他就不具有自由意志;
(2)假如从因果关系上,帕里斯大脑在t1时的状态不足以决定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抵达t2时的脑状态——那么他具有自由意志。这分别对应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设:

假设1:大脑的状态是充分的因果条件
假设Ⅱ:大脑的状态不是充分的因果条件。

在假设I的情况下,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假象,一系列神经生物学事件从因果关系上保证了下一个神经事件的发生。因此尽管帕里斯体验到了他的自由意志,但在神经生物学层次上却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约翰·塞尔称这一假说为“神经生物学决定论”,大多数神经生物学家也认同这一解释。但约翰·塞尔提出了一个进化论角度的辩驳,“对于高级的人类和动物而言,做出理智决定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因此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如果理智决定仅是不起实际作用的假象,这就跟假设视觉或味觉在进化中没有起作用一样。”

也就是说,虽然假设I简单、严谨并且自足,但它剥夺了人类的自尊感,所以约翰·塞尔用了更多的精力来讨论假设Ⅱ如何成立。但是,约翰·塞尔本人对假设Ⅱ做出的辩护并不成功。我们暂时不考虑他为自由意志寻找的最终依据,而只需考虑,如果帕里斯确实具有自由意志,那么,在他做出把苹果送给阿芙洛狄忒的行动的过程中,那个“间隔”—那个非决定论的时刻—发生在什么位置?

第一种可能性:
如果非决定性在帕里斯的决定过程中出现得太晚(例如,发生在他决定把苹果送给阿芙洛狄忒的t2时刻与他送出苹果的身体运动之发出的t3时刻之间),那么,帕里斯就缺少对他自己的行动所必需的支配力,从而失去道德责任的基础。让我们设想一下这种情况会是什么样吧:帕里斯在送出苹果的各种可选择的行动方案间深思熟虑,并且决定采用其中的一个方案(送给阿芙洛狄忒)。他要他的身体去执行那个决定。但是这时候“非决定性”出现了—帕里斯的身体没有执行他的决定;相反,帕里斯的身体不听他自己的指挥—他的身体把金苹果吃掉了。这种不受决定的行为,难道就是意志自由论者想要的东西吗?这种“不受决定”是否意味着帕里斯在行使自由意志?恰恰相反,当帕里斯的身体不能够按照他命令它的那样去行动时,作为行动者的帕里斯是无力的。他似乎是在做噩梦,而不是在行使自由意志!并且,把非决定性放到这里,会使帕里斯不再负有对其身体行动的道德责任。如果你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任何事情的结果都是在做另外的事情,你为什么还应当为发生的事情负责呢?一

第二种可能性
让我们重新设想,也许,那种非决定性在帕里斯执行决定的过程中应该发生早一些?但那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想象一下,我们让这种非决定性发生在帕里斯正好做出决定之前。这样,一旦做出“把金苹果送给阿芙洛狄忒”这个决定,后面的所有事情就都被决定了。或者,如果帕里斯决定不公正地把金苹果送给某个丑陋的女神,并且他的身体确实这么做了,他也应该为他的身体行动承担道德责任。但问题在于,帕里斯应该对他做出的决定负责吗?就算帕里斯应该为自己不公正的行为负责(因为他本应把金苹果送给最美丽的女神),但有什么理由说,帕里斯应该对把金苹果送给一个丑陋的女神这个决定负责呢?别忘了,那个非决定性恰恰发生在他做出决定之前。帕里斯尽可以随心所欲地、长时间地、慎思地选择采取那个行动,但是对于他的“内部”决定,他的深思熟虑将是无效的,那个决定并不受他的任何信念、欲望的决定。

不难发现,要在事件链条的层次上说明意志自由论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一些哲学家拒斥这种意志自由论,而选择了另一种解释,即强调“作为原因的主体”,强调我们作为“不动之动者”的能力。这种意志自由论版本常常被称为“行动者因果论”(agent causation)。它认为,作为一个自由行动的行动者的我,具有终结因果链的能力。我也可以开启一条崭新的因果链,这条因果链的初始事件本身是不需要前因的。我拥有的这一力量就是“不动之动者”的力量。桌子之移动,是因为我伸手去推动桌子,但我之伸手不需要先在的原因。有一个从过去连续不断到来的因果上相互作用的链条,它由于我的干预而中断了;也有一个从我这里流向未来事件的链条,要是没有我的干预,它就不会出现。

从历史上看,“行动者因果论”是哲学家当中最流行的一种意志自由论学说。在存在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让一保罗·萨特(1905-1980)的哲学中,“激进选择”( a radical choice)这个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萨特论述说,通过这种“激进选择”,一个个体能够从虚无中创造他自己的未来。正如萨特所描述的那样,一个自由的主体是这样一种存在者:“一个虚无把他过去所是的东西与他现在所是的以及他将要是的东西分离了。”因此萨特争论,这种不受决定律的限制而做出选择的能力是生活之有意义的基础,也是个体的自我荣耀感、价值感的一个必要前提:

既然世界的所有事件只能作为机会(使用的、缺乏的、被忽视的机会,等等)向我表现出来,或者可以更明确地说,既然我们遇到的一切事情都能够被看成一种运气,也就是说只能作为实现这个在我们的存在中是关心其存在的手段向我们显现出来,既然作为被超越的超越性的别人本身也只是一些机会和运气,自为的责任就扩展到了作为人民居住的世界的整个世界中。于是,这恰恰是因为自为在焦虑中把握自己,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既不是其存在的基础,也不是别人的存在的基础、不是形成世界的自在的存在的基础,而是他被迫在他之中及在他之外决定存在的意义的存在。那个在焦虑中实现那种被抛进一直转回其遗弃的责任中的条件的人不再有悔恨、遗憾和托辞;他只不过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完全展现出自身,并且他的存在就富于这个展现本身之中。①

对于萨特来说,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哪怕在我们拒绝做出选择或听天由命之时,我们仍然是在做决定—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去选择”。在坚持意志自由论的哲学家看来,缺少意志自由论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的选择正是自身存在的展开,哪怕选择是由不受我们支配的东西(甚至最终只是运气)造成的。对于这样的哲学家来说,就算科学中的决定论是正确的,但如果将之运用于人的行动,决定论概念将极端地损害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伤害我们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自尊感”。

影片《罗拉快跑》的构思,从根本上说正是基于这种行动者因果关系的观点,它既解释了罗拉的选择和最后成功是如何可能的,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应该为她不服输的狂奔而欢呼、振奋。“意志”的力量是这部影片反复强调的。在罗拉的每一次重新选择中,外部环境的条件并没有发生改变。在第一次狂奔中,罗拉一开始就碰到的那只恶狗,原本是她生命的因果链条中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她在这个环节上耽搁了要命的几分钟,导致了她和曼尼后来的命运。重来一次又如何呢?很明显,“重来一次”并不就等于改变命运。如果没有重新做出选择,没有新的行动,重来一千次也不过就是重复。在这一意义上,影片的关键之处并不是一些影评家强调的“与时间赛跑”,而是罗拉的重新选择、重新决定、重新行动。在“重来一次”时,罗拉凭借意志的力量重新决定了自己的行动,过了恶狗这一关。而在最后一次重来时,她也克服了对父亲的依赖,不再寄希望于自私虚伪的父亲,而把自己孤注一掷地押上了赌场—在赌场的尖叫就是这种决心的象征。

尽管行动者因果论自有其吸引力,但是它作为一个哲学立场也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如何理解我们作为人类都明显受到的种种限制?《罗拉快跑》毕竟是个单纯的虚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受限制的。我们无法一纵身跳到月亮上面去。如果主体单纯凭借意志的力量就能打破自然律,为什么还会有种种限制呢?行动者因果论假设我能够终结一条因果链或者开启一个因果链,但是,假设行动A和行动B都涉及对物理规律的凌越,那么,为什么行动A是可能的,而行动B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违背物理规律地)选择吃麦片是可能的,而同样违背规律地)跳上月亮则是不可能的?行动者因果论者能够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吗?

第二个难题,涉及“行动者因果论”这个概念本身。行动者所开启或终结的那种因果关系,是不是一种新的因果关系—它是不是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其他背景中看到的种种因果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正当地要求对这一类型的因果关系进行更彻底的分析。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人给出对这种因果关系的性质的确切分析。许多反意志自由论者指责意志自由论尤其是行动者因果关系一包含了“恐慌的形而上学”,认为它们是相当成问题的说法。最后要说的是,目前对大脑的经验性研究成果倾向于反对意志自由论,尤其不支持自愿行动“来自于内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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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黎萌《看得见的世界:电影中的哲学问题》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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