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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攻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归档:向荣《风光:在奥斯卡的另一边》

1920年生于荷兰的冯斯·罗德麦克斯是荷兰为数不多的著名导演之大学时代便爱好戏剧的他除了选修戏剧课程外,还在毕业后到剧团当过演员。二战期间,他曾经被纳粹关进过集中营,后来得到犹太朋友解救,逃亡瑞士。战争结束后,罗德麦克斯来到法国,并在三十五岁时决定要成为导演。为此他先后在法国、英国担任助理导演,为尚·雷诺、狄西加等大师担当副导演,从大师们那里承袭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以戏剧性的叙事手法著称。

1958年罗德麦克斯终于实现了他的导演梦,处女作《河上的村庄》获得了195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他也因该片而声名远播。在此之后,他陆续拍摄了《刀子》(1961年)、《希朗之舞》(1966年)、《米拉》(1970年)以及《攻击》(1986年)。《攻击》一片使他的个人声誉更上了一层楼。他的很多影片都改编自荷兰本土小说,因此他的影片也被一些艺术评论家评为不够原创。

1987年,罗德麦克斯获得了西雅图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由于缺乏宣传和推广,本片在最初的十年间几乎一直处于一种“睡眠”的状态中。它只在美国的艺术院线和少数的几家电影院公映过,大部分观众无缘一睹真容。

专家评点
战争是成年人的游戏。

战争电影,无论是歌颂爱国情操,还是揭示战争的残酷性,在艺术处理手法上,离开成年人的视角,或许反倒能够保持一种“审美的距离”。

奥斯卡评审向来偏爱以孩童为主角、用战争来考验人性的电影,除了本片,1996年的捷克电影《游子》和199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美丽人生》都因此受到过评审的青睐。

电影史上,有很多战争题材的影片都是离开成年人观点在讲战争这也许正是因为战争本身是一件无情、残酷的事,要彰显它的可怕,就非要出动另一样跟它本质相反的东西,才能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很多战争电影爱以儿童作为故事中心,以他们原本天真纯良的眼睛去看待被炮火摧残的世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无论是好莱坞抑或欧洲,都涌现过一轮战争电影潮,这其中法国战后最出名的导演雷尼·克莱蒙在1952年拍摄的同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经典之作《禁忌的游戏》、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导演罗西里尼在1948年拍摄的《德国零年》均是这类用孩童的目光审视战争的佳片。

禁忌的游戏

在孩子的目光中,《攻击》不仅巧妙地探讨了战争留给安东和他的邻居的内心伤痕,还从更宽泛的层面上挖掘了战争留给荷兰民众的痛苦记忆,让人震撼更让人感受到希望。事实上,《攻击》的主题并非直接指向二战,它更多地是在追间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它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些什么

影片像黑泽明的名片《罗生门》那样从不同角度审视了同一个事件,以“罗生门式”的叙述模式,通过知情者的口述,互相补充、互相说明、互相解释,逐渐接近被遗忘的历史真相,同时影片通过知情者的互相矛盾、各执已见来进行“罗生门”式的编辑,使观众直观地领悟到:在不同的情境、人性的弱点和命运的捉弄之下,“真理”有其暧昧复杂、真伪难辨的面孔。本片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过去”不同的多个“声音”。不同的“声音”之间,有共存,有互扰,更有矛盾;不同的声部之间也常有遮掩覆盖。

这种“罗生门”式的个体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一种意义所在吧。

对于个体而言,鲜活的生命所体验到的“现在”与“过去”之间所具有的那种能动的相互作用,使过去总是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个体现在不断变化的思想和认识而被重新塑造。当人生需要进行这种重新定义的时候,过去—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个曾被生活过或体验过的过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由历史书所书写的过去和亲身经历的过去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张力,对日常人的生活而言,后者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与强大。前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固定不变的,后者似乎永远在变化……或许影片采用这样的叙述模式,更多地是想为所有愿意思考战争与历史的人提供另一个思考的角度—亲身体验的过去是否比历史上重建的过去更有价值?

在时间上,故事叙述的过往环节都设置在二战以后以闪回的方式表现。这种适当的叙事策略,充分调动并协调好了现在与追述这两种基本元素。影片的多角度叙事为我们深刻地剖析了片中每个人的困惑感和失衡感,更以加缪式的存在主义方式告知我们:无论我们多么深入地进入到事件中,因存在而体会到的迷茫与混乱似乎是一种必然的领悟和无休止的循环。

遗憾的是,影片由于跨度太大,在结构上稍显松散,片尾巧合的结局也显得并不那么自然,但本片也许是荷兰出产过的最好的影片之一

电影故事
1945年2月是二战最后的日子。在纳粹占领下的荷兰乡村一名纳粹在巡逻时被杀死在一处荷兰民居前。这户居民将他的尸体拖至隔壁的荷兰邻居家的屋外,这里正是主角安东的家安东的父母和兄弟因此被纳粹杀害,他的家也被纳粹放火烧尽。十二岁的安东虽然在这次劫难中幸免,却被纳粹作为战俘送进了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自己只能看见她的嘴的女人。这个女人安慰了他几分钟后就被纳粹带走了。

战争结束后,安东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上大学、结婚、事业有成,但他的内心一直受到那段经历的煎熬,常年活在父母双亡的阴霾下,并直为那晚的事实真相而焦虑,而且他速上的所有女人都有着和那晚他遇到的女人相似的嘴。

时至1960年,安东遇上杀人者的儿子,以及移尸者的女儿,三人对于那个晚上的事件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诠释。安东从这些知情者的口中得到了更多关于那个悲惨夜晚的所谓真相,但事实的真相和意义依旧暧昧不明。他们的家庭也因为那场事件,导致后代受到长远影响:纳粹帮凶的儿子因为父亲的罪过而遭到社会排斥,以致他成为极端右翼分子;而栽赃的邻居也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最后,在巴黎的一次反核武器游行中,安东终于知道了那个夜晚发生的整个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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