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谈艾伦·金斯伯格的诗歌及政治观
尤金·布鲁克斯
韩鹏译
我是1949年才知道艾伦聪颖异常的。路易斯告诉我:艾伦效仿喜欢恶作刷的杰克·梅洛迪和赫伯特亨凯，去了精神病研究所，那里的实习医生为他测了智力宣称他几乎就是天才。
这样看来艾伦的智慧是天生的，后来被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克·巴曾和特里林加以开发。但是，艾伦为什么会把其才智发挥在诗歌方面?他怎么成为一个诗人而且还是诗人政治家的呢?
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回到1931年至1938年间新泽西州的帕特逊市。
很明显是路易斯的诗歌创作活动推动艾伦开始写诗的。艾伦本人这样说我是个笨蛋，可我的父亲写诗，我的哥哥也写诗，所以我也开始像他们那样写下一些诗行
路易斯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作品，有的作品被收入路易斯·昂特迈耶主编的《新现代美英诗歌》”。此前，他在二十多岁时曾是格林威治村文学聚会活动中一位并不显眼的常客。他曾见过马克斯韦尔·博登海姆和路易斯·克兰伯格，并经常出席美国诗歌协会的会议。在帕特逊他称得上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曾参加新泽西乔叟协会和手稿俱乐部的朗诵会。在帕特逊市款待埃德温·马卡姆的盛宴中，他是主要的致辞者。
更重要的是，路易斯就是在小艾伦眼前写诗的诗人。每到傍晚，在帕特逊市费尔街83号这样一幢下层中产阶级的公寓里(现在这里是公路)，他就会在某个房间的角落里的一张赤褐色桌子前坐下，收音机里正在演唱《夜暮时分的歌》( Just A Song At Twilight)。艾伦在《卡迪什》一诗中三次提到这张桌子。
当路易斯坐在金属罩子的台灯前，一会儿批改英语试卷，一会儿写诗时，娜阿米就会在他身后转来转去，一边做饭一边唱歌，当然这是在比较宁静的时刻。在不那么平静的时候，她就会为了政治问题或家庭开支喋喋不休，甚至大嚷大叫。后来，她写过一些童话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
1937年，路易斯用借来的2000美元出版了《永恒的时刻》( The Everlasting Minute)”。那时，他刚刚完成一笔长达十二年的分期付款，结清了买结婚家具的费用。而为出版此书所借的这笔钱又花了他十年时间来偿还。作为他的第二本书，它奠定了他作为诗人的声誉。
路易斯和娜阿米的文学创作活动成为父母无言的教诲，告诉小艾伦写作，特别是发表作品是最重要的—它是通往永恒的门票。
在政治方面，母亲娜阿米的影响相对来说更为明显。路易斯在其早年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他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投了尤金·V德布斯的票。路易斯和娜阿米之间有时会爆发争论，有时甚至发展到相互漫骂的地步一“资产阶级的走狗”和“臭赤色分子”还算是最温和的言辞了。母亲娜阿米是一名共产党员，甚至有可能还会成为当地党支部的一个重要成员，但这种身份只限于1938年某个下午之前。在那个令人伤心的下午，娜阿米回到家里时眼泪汪汪，因为她已被那个本来就没有多大权力的机构清除了。惩罚的原因可能是她对党内普遍接受的真理的异想天开的背离。当时将其开除的人们现在已不在人世，无法向我们叙述详情
当然，艾伦从未对共产主义产生兴趣。教条主义的人格和教义与他早期就已显露的不服从的特点从来就是格格不入的，但由于路易斯和娜阿米的影响，他倾向于同情那些“贫穷的受压迫者”，在1934年这种人群在人口所占比例比1984年高得多。艾伦从那时起就同情流浪者、梦想家、黑人、老实人、反战抗议者、拉丁美洲人中的左派、反核活动家等等。现在他依然如此，但是他的这种同情是留给受害者的，并非出自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文伦常用的词汇中有许多是受害者的名字，这种受害者在世界上确实屡见不鲜。1960年出版的《凡高之耳揭秘》中，他笔下的受害者包括洛尔迦、马雅可夫斯基、哈特·克兰、印度人、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爱因斯坦、伯特兰罗素、查理·卓别林、热内、生病的吸毒者、萨柯和凡泽、凡高、爱伦·坡、庞德和波多黎各人。他也用卡夫卡式的笔法勾勒出了另一方的许多人物与事物:战争武器、疯狂的参议院、底特律、基督教会、J埃德加胡佛、好菜坞、西奥多·罗斯福、华尔街、石油大亨、(财迷心窍的)有产者、金钱。艾伦在诗中写道:“我因为政治而可怕残忍。”
艾伦这种对政治的关注从未停止。成熟后的艾伦四处游历，颇通世故。在1972年出版的《美国的衰落》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自然界中的小片断、地理风貌、快照、印第安人的回忆、梦境、收音机中的音乐等与简要的政治评论穿插在一起，而贯穿这一切的是科技的种种罪恶。
思想的音箱里总会有过去生活的回声。艾伦写给娜阿米的挽歌《卡迪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使我们了解他眼中患抑郁症的母亲是什么样的。因为这首诗是写给娜阿米的，它就同时为我们勾勒出了她的思想地图和个性轮廓。娜阿米读《工人日报》，弹奏曼陀铃，歌唱斯坦卡·雷征”，就芬兰战争滔滔不绝地发表言论，在工人联合会写信封，祈求上帝制止世间的战争和杀戮。即使在发疯后，娜阿米也念念不忘那些政治恶魔:希特勒、赫斯特、资本家、每日新闻、墨索里尼。娜阿米和爱莲娜这对共产主义姐妹在Rochambeau大街上的革命失败了，这跟叶芝笔下伊娃·戈尔-布思和康·曼凯维奇在利萨德尔以远的失败多么相似!
在艾伦的记忆中，母亲娜阿米是一个长着俄罗斯面孔的妇女，一位神圣而美丽的女共产主义者。这个娜阿米已经被他意味深长地与娜阿米作为其诗歌/母亲的形象相融合。“荣耀的缪斯使我诞生于子宫，让我开始神秘的生命的第一次呼吸而且教我说话和音乐，从你痛楚的思索中我最先领悟到幻想的真谛。”
艾伦在《卡迪什》中说他曾“发誓要启示全人类”，并且他在许多年后说下面这番话时也并非完全出于自嘲:“想成为诗坛奇观找寻这个世界的哄骗阴谋诡计。”父母的命令仍然影响着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