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赵一凡
我对于金斯伯格和“垮掉一代”的了解，起于1978年。那一年我二十八岁，刚刚考进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班。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界一如尘封已久的古老宫殿，缓缓开启它吱呀作响的大门。而我就像个好奇的孩子，虽知道家里规矩，却忍不住要从半开的门扉向外窥探，去倾听街市的喧闹，去感触墙外的春风。
电影 《嚎叫 Howl》
常年封闭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研究对象的遥远陌生，研究资料的零散匮乏。我们这一届新生入学后，一方面在学业上兴趣盎然，如饥似渴;另一方面又常常捉襟见肘，不知路在何方。什么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心中无数，却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因为其他的路显然走不通。我的专业方向，当时确定为“美国现当代文学与批评理论”。在这一领域内，能够做的题目(诸如德莱塞、杰克伦教等，他们曾被苏联文学史家认定为进步作家)，大体已在文革前被人做完。而大量无人触摸的课题，要么明确遭受过批判，要么就是一些晦暗不明、情况复杂的“准禁区”(例如亨利·詹姆斯)。
金斯伯格和“垮掉一代”属于明确批判对象。批判见诸于1959年至1964年前后的《人民日报》，有三四篇之多，但内容简洁，定性也一如既往地简明:这是一批新生的美国颓废作家，作品虽花样翻新，却依然暴露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精神现状，空虚、反动、荒诞不经等等。除去这些中文刊印的批判文章，我能找到的相关英文资料，记得只有一本美国人撰写的评论、两部“垮掉一代”的作品集，其中包括金斯伯格著名的长诗《嚎叫》。
凭借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资料，我写出一份七千字的读书报告，题名《“垮掉一代”初探》。这份报告里，我试图在两个方面做到基本客观:其一是对青年反叛文化的“地下生成”与爆发过程进行大致的背景勾画，以说明在冷战压力下，美国青年抗议和反叛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其二是对“垮掉一代”文学成就的粗略评介，包括其主要人物和代表作的艺术风格与思想特征，以及它给美国现代文学带来的风格创新与大众化影响。至于“垮掉”诗人、嬉皮士和新左派学生运动中盛行一度的荒唐生活方式，我未有任何见证或体验，只能以同情之心一笔带过，表示能够理解而已。我的报告得了好分数，又推荐给研究生院《学报》，在它1979年的创刊号上发表。1980年夏，我在热如蒸笼的简陋教室里，又匆匆翻译了金斯伯格的长诗《嘹叫》，随后在一家国内刊物上刊出(具体是哪一家我已记不清了，抱歉)。
这次与金斯伯格的神交，仅仅是纸上谈兵，叶公好龙。印象中只留下挥汗如雨、灯黄如豆，还有对金斯伯格拙劣模仿惠特曼长句诗的气恼。此后我忙着完成毕业论文，又急急打点行装，赶去美国留学，不知不觉中把此人此事淡忘脑后了。
1983年初，我正在哈佛大学苦读二年级。春寒料峭中，突然传来消息说:艾伦·金斯伯格已抵达波士顿，并应哈佛本科生的邀请，要去亚当斯堂作“现场诵诗”(Poet’ s Reading)。
这个消息是亚当斯堂的“堂主”、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凯利先生通知我的。他是个兴趣广泛、活泼可亲的先生。除了书教得好，凯利先生还生得仪表堂堂，受人爱戴，因而被哈佛聘作一座巨大学生宿舍的舍监。他和夫人作为一个学生大家庭的男女主人，平日要绞尽脑汁，以便每个周末都能为住宿生安排一场引人入胜的文艺活动。作为凯利教授的助手，我参与了与中国有关的许多活动，其中包括中国教授做客(北大李赋宁先生曾在此堂作晚餐讲演)、中国画介绍(四川画家罗中立在此堂举办过画展)。
这一次凯利教授约金斯伯格来哈佛诵诗，确是用心良苦。记得当时哈佛校园一片轰动，波士顿传媒也来做现场报道。为何如此热闹呢?依照哈佛道貌傲然的学院派规矩，“垮掉”诗人及其作品按说是没有资格被哈佛教授当做正题宣讲的。
而金斯伯格这样的市井诗人，自然也不好登堂入室，来给哈佛学生上课。然而时代在前进，哈佛不得不求新顺变，以满足年轻人对于潮流和时尚的兴趣。
金斯伯格这一派反叛诗人，当初虽然闹得出格，可在民间影响广泛，不容哈佛轻视。随着时间流逝，这批嬉皮才子飘零星散，要么英年早逝，要么归于沉寂。惟有金斯伯格等少数人，还在继续其创作活动。他们这种凋零苦涩的晚境，已不足构成对哈佛的任何威胁。相反，以学生娱乐活动为由，请金斯伯格来宿舍诵诗(并非正式的教室授课)，反而能体现哈佛的宽容和潇洒。
有了上述特定背景，我便放弃一堂晚自习，抽空去观看哈佛校园里的这一场。诵诗会在亚当斯堂的学生餐厅举行，气氛相当可观:只见诗人西装领带，一派体面人打扮(这据说是他入选美国文学艺术院之后养成的习惯)。眼见他人到中年，满脸苦难印记，加上浓密胡须，嘶哑低音，听众不免要感情投入，渐渐鼓起掌来。
应当说，艾伦的诗很有人缘，也很会把握现场表演的交流节奏，尤其是深谙年轻人的心声。但凡学生有所求，他一概应允，形同知音。只听他不知疲倦地背诵各式风格的旧作和新曲，我也为之感动，甚至觉得，他仿效惠特曼而成的破碎长句，自有其独特而新颖的一种现代音韵。接近尾声时，男孩子大群起立，狂吹口哨，女生则眼角晶莹，双手舞动，有节奏地呼喊起“艾伦、艾伦”…散场时凯利教授把我介绍给金斯伯格，说我是中国留学生，也是《嚎叫》长诗的中文译者。可能是受礼节束缚，金斯伯格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与我互换地址电话，说他希望再见。此后大家互道晚安，纷纷离去。我也踏雪回家，一路上心中所想，并无与这位诗人再度会面的打算，倒是担心自己被耽搁一晚的功课。
第二天清晨，我被电话闹醒。迷蒙中听说是《波土顿环球报》的记者要来采访。刚放下听筒，又接到金斯伯格电话，说他和朋友正驱车前来我的宿舍，并询问我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我慌忙起床，应付突变，却不知如何在一个早上同时对付两拨客人。接下去就是戏剧化的一些记忆碎片了:
艾伦在我的房间高谈阔论，指手画脚，原形毕露……《环球报》记者闯入我的宿舍，要拍我和艾伦的特写，我不允，坚持外出，到一家饭馆去谈话。在哈佛广场一家餐馆，吃饭谈话过程中，不断有人围观，与艾伦签名留念。更有艾伦的狐朋狗友源源而来，一一击掌相认……餐馆被艾伦及其朋友占据，屋内人种斑驳，语言混杂，奇形怪状。这种地下文化疯狂色彩，与哈佛广场的静谧气氛大相冲突，我开始如坐针毡，承认自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Square”(即艾伦等垮掉分子一直嘲笑的“正人君子”)
时过正午，我很饿，却没机会吃东西。餐厅里烟酒交加，众声喧哗，演成一场嬉皮土啸聚。他们习以为常的放浪形骸，如今让我明白了凯鲁阿克、巴勒斯等人早逝的原因。几声叹息后，我借口上课，与艾伦告别。余下的人继续喧闹，并开始吸引门外警察的探视
第二天上午，美国同学找来一份新报纸，上面赫然登出我和艾伦的照片，以及署名专访一篇。我心虚气短，草草看完专访，发现我已注定成了艾伦的中国朋友兼中文译者，因为他曾与我在哈佛学生宿舍相谈甚欢，还在某餐馆聚会，这已构成一桩多年未见的“垮掉”文人历史性聚会。席间名人如蚁，高论如潮
读完这篇专访，我的感觉基本上是哭笑不得，无能为力。此后一段时间，听说艾伦对中国日益着迷，四处找人托关系，想来中国访问。1984年秋，艾伦得意洋洋来电话，说他已获准前往中国，同行者有斯奈德等“垮掉”老友，却没有与他朝夕相处的男朋友。为此他恳请我帮忙，去疏通一下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我再一次苦笑不得，无可奈何。同时又深感艾伦的天真纯朴与诗人情怀，一辈子按他自己的方式活着，却总也弄不清别人的事情，以及别人对他的看法。
我婉拒了艾伦的要求，他似乎有些伤心，却不恼怒。因为在他访问回来后，又向我夸夸其谈，大讲他在中国的开心事和得意经历。不过这仅是在电话上聊天。有了上一次教训，我不愿与他在公众场合见面，惟恐被他的非常规生活方式再度通入尴尬的境地。
如今与艾伦见面已不可能，通电话也是遥远的记忆了。回想我同他的这一段交往，虽然平淡无奇，倒也能从一个侧面印证中美两国文化的鲜明差异，以及彼此间强大的相互吸引。
2001年12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