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1908年初，马蒂斯在纽约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画廊举办了一个小型画展，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一个群体展览。同年春天，马蒂斯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当代法国绘画展，并于1908-1909年冬季在柏林卡西莱尔画廊举办大型个展。虽然此时马蒂斯已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拥有一些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的收藏家及崇拜者，但事实上，在艺术圈和官方舆论界，他仍在遭受讥讽和敌视
当马蒂斯在柏林卡西莱尔画廊参加展览开幕式时，他遭遇了又一次的尴尬。展览本身非常失败;人们对它的敌视非常强烈，以至于当马蒂斯刚刚踏上回家的路程，他的画就立即被摘了下来。没有一个艺术家或评论家站出来为马蒂斯讲话，甚至最友好的评论对所有这些画的回答也是以“个巨大而无法抑制的笑的冲动”而结尾的。
在伦敦，《柏林顿杂志》的评论家观察说，“对于马蒂斯大师，主题精神和处理方法一样是幼稚的”。纽约《晚间邮报》的评论员写道，马蒂斯的女人体是“如此的丑陋不堪，她似乎宣告这个人的智能已经陷入在艺术堕落退化的深渊里”。美国批评家詹姆斯·吉本斯·哈内克也对马蒂斯发表议论，把马蒂斯的裸棵女习作描述成“贫民窟和娼妓院的备忘录”。在1908年的秋季沙龙上，来自巴黎《民族》杂志的一份匿名报道称马蒂斯的画为“对眼睛和理解力的直接损害”。
就在马蒂斯被这些粗野的评论包围时，却意外地得到了著名艺术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伯纳德·伯伦森的肯定。他写信给《民族》杂志，说马蒂斯绝不是一个江湖骗子，“他通过20年来的真诚探索终于找到了至少在6000年以来所有优秀的视觉艺术大师所走过的通衢大道。他确实在每一个基本的方面上都与这些大师很相似。他是一位出色的工艺师和大设计家。关于他的色彩，我不能冒昧地说三道四，并不是他的色彩使我讨厌—远远不是。但我更能理解他的色彩在一开始时是不具魅力的，因为颜色是一种我们仍然不能肯定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受到稍微背离习惯的惊吓。”
伯伦森关于马蒂斯用色的评论是正确的。马蒂斯的色彩的确不符合习惯，随着他开拓他的“新经验”，色彩就越来越不符合习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画家不辞劳苦地使公众信服:一幅画就是一个从有深度空间的窗户中所看到的东西，正如真实的窗户外面的景色一样，但是画家并不总是这样画画。一幅画当人们谈论和制作它时只不过是一个平面，因此，马蒂斯说:“对，所以它是一个平面。它是平面，为什么我们不承认呢?”
1908年，马蒂斯创作了《红色的和谐》，这是他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画面描绘的是一幅家庭生活场景，女主人正在往餐桌上摆放果盘，这一情节的意义显然并不大，画家只是把这室内的一切作为构图的一种依据，正如他后来讲到的，“我想用色块进行创作，我要像作曲家组合他的和音那样来组合那些平涂色块”。
室内墙壁和桌面的纯红色构成画面的基调，左上角约占画面1/6的窗外景色是以绿色为主的，这就形成一种对比关系，同时，这一对比又为窗框的黄色缓冲，产生整个画面的均衡感。绿色上方是一块代表天空的蓝色，它好似一个休止符，是色彩情绪的低落点，使画面趋向沉静，这块蓝色与墙壁和桌子上的蓝色藤蔓花草纹一起为画面增添了幽梦气氛。出现在窗外左上角的红色房子虽然不大，却在画面的沉静之处又流出活跃的气息，与大面积的红色相呼应。类似这样重复出现的色块还有不少，它们在画面上产生了迷人的活泼，使静谧的画面不至于流于沉闷。
马蒂斯把传统透视法抛在了脑后。它不再是自然空间的模拟，而是通过线条和色彩创造出的一个有独立价值的绘画空间世界。在这幅画里，画家除了强调造型的单纯化和平面化之外，更积极追求画面的装饰性。这幅画带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而这美感正是来自画面色彩的高度和谐。在《红色的和谐》展出之前，俄国大收藏家史楚金直接就从马蒂斯的画室买下了这幅画。他买这幅画的时候，画中的主色调不是红色，而是蓝色，再早些时候它还是绿色的。马蒂斯确定最终的色彩，才是特别震撼人心的快乐的红色，因为红色加强了画面的活力和他要在此画中所表现的安宁幸福感。
购买这幅作品的收藏家塞格·史楚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有购买艺术品传统的家庭。他的四位兄弟已收集了一大批古典大师的优秀作品，但塞格拥有鉴赏与众不同的艺术的眼力。
史楚金作为贸易商成功地获得一笔巨额财富，从19世纪末期就开始了法国近代绘画的收藏活动。他非常倾慕马蒂斯与毕加索，从1908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集中购买这二人的作品，他收藏的马蒂斯的作品达37幅，毕加索的作品超过50幅。
他热衷于收藏马蒂斯的画，以至有时在画还未干时便声称要购买。使他收藏马蒂斯作品的那种预知能力在当时的艺术界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声誉，在巴黎，他被人们轻蔑地称为“疯狂的俄国佬”。
对于史楚金来讲，一幅画是沉默和专注的神思。肯尼思·克拉克爵士曾经观察到很少有人观看一幅画能比掰开一个桔子并将它吃掉所用的时间更久，史楚金却是为数极少的例外者，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观看一幅画，不断的从中得到更多的东西。
史楚金将《红色的和谐》挂在餐厅里，位于高更作品的旁边。1908年，他在继续购买马蒂斯作品的同时，开始与马蒂斯商谈一项特别委托。
他委托马蒂斯为他制作两幅巨画，每幅约12英尺长，打算用来装饰莫斯科邸宅的楼梯平台，马蒂斯对此很感兴趣。1908年冬天，他为这个被称之为《舞》的壁画画出一件几乎是全尺寸的草图。
史楚金看了这幅草图大为满意，立刻在高级餐厅宴请了画家，还就第二幅的形式和主题进行了商谈，在座的一位美术史论家建议用《音乐》这个题目，史楚金立即表示赞成。这除了他本身对音乐酷爱如命外，还因为不久前在别处刚看过马蒂斯的一幅《音乐》草图。
次年夏天，马蒂斯着手《舞》与《音乐》的创作。
史楚金从莫斯科给马蒂斯寄来了《舞》的一份定单，还订购了第二幅画《音乐》。《舞》的出价签定为15，000法郎相当于当时的3，000美元)，《音乐》为12，000法郎这项双重委托是马蒂斯到此为止最大的单个交易。
1910年春天，两幅巨作完成，并在十月的独立沙龙展出，引起很大反响，当然其中也少不了激烈的抨击马蒂斯的《舞》主要吸收了一些民间舞蹈的成分。他说:“我极为喜欢舞蹈。舞蹈是一种惊人的事物:生命与节奏。对我来说，生活中有舞蹈是令人惬意的事。”
这幅画没有具体的情节，没有令人烦恼和沮丧的内容，而是轻松、欢快的场面。简洁的画面如同清新的甘露，足以抚慰人的心灵
此画以《生活之喜悦》背景中的一组人体为基础，作品所使用的艺术语言及画面形象的简洁单纯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在《舞》和《音乐》的艺术处理上，前者是五人携手绕圈的女性舞蹈人体，具有朴实的幻想深度。该画色彩极节约，整个画面仅用三种颜色，背景用耀眼的绿色和蓝色组成，人体则敷以土红色，人物被处理在以天、地两大色块的前景上，轻松的舞蹈气氛通过色彩的对比、舞蹈者的姿态所构成的轮廓线和连绵的运动节奏创造出来。色彩的深度和强度随光线的不同而变化着，因而它不时地造成视觉上的颤动感，这一切形成了舞蹈画面的整体。
《音乐》是《舞》的狂热场面的巧妙反树:画面上五位男性人体均以静止的正面姿态展现，似乎人物与人物间毫无联系，其实他们虽然各自分开，却有内在呼应，二人奏乐，三人倾听，全神贯注，若有所思。画家借这幅画来改变前辈画家们惯常描绘的田园世界，并把它移用到现代艺术中来，仅保留了它那独特的魅力和神秘感。
《舞》的特色并非单纯的平面性，而是舞蹈者强烈的动作真正地被视觉化了。虽然《音乐》利用充满沉静温柔的气氛进行反衬，但是这幅作品并未陷人固定的构造之中，它具备了细膩的感情及丰富的画面，好像人物以朴素的表情正面向着观众细声细语地说话。
在这两幅画中，马蒂斯的线条精到简洁，没有受传统造型与透视表现法的影响。他谈到这些画时说:“我们通过简化观念与形体从而走向宁静。这整个是我们唯一的理想。”
随着这两幅画的完成，马蒂斯与史楚金之间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史楚金看到无论哪一幅画都是由许多裸体构成的，如装饰在家庭墙壁上必然给子女造成不安的感觉，于是，要求马蒂斯将这些画再重新制作成原来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史楚金可以把它们挂在自己的私人房间里
对史楚金的要求，马蒂斯觉得不可接受，他没有理会对方，而是跑到西班牙呆了三个月。过了一段时间，史楚金逐渐对《音乐》和《舞》产生了再认识，他认定放弃如此美丽的两幅画是糊涂之举，便于1911年1月把它们包装好用船运往莫斯科，与此同时，他邀请马蒂斯到莫斯科监督两幅画的装挂，马蒂斯接受了这个邀请。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私人访问，但在1911年秋天，当马蒂斯走下火车的时候，他被崇拜者团团围住。记者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采访了他，热切的公众倾听着他的每句话。莫斯科人了解马蒂斯不仅仅是通过史楚金家中的画和几年前的一个法国现代画展，还通过他自己的文章《个画家的笔记》，此文已被翻译和发表在莫斯科一家文学杂志《金羊毛》之上。
在莫斯科，马蒂斯参观了一批15世纪的圣像，并被它们所震惊。他说:“俄国人没有意识到你们所拥有的财富…这里的年轻人有供自己使用的艺术式样，这种式样要比欧洲的年轻人所使用的要好得多。在莫斯科，人们将会得到新的发现。现代艺术家应该从这些早期的俄国人那里汲取灵感…
圣像使画家坚定了他的许多个人信念，最重要的是，他对空间的观念。例如，圣母抬起的手臂之间的空间，或三位一体人形之间的空间等都是整个画面非常重要的因素。
11月，马蒂斯离开了莫斯科，从此再也未来过。然而，他的影响力牢固地持续了十多年。俄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把马蒂斯当做一个敢于冒任何风险来保持自己感觉真实性的人而铭记在心，无论何时，只要自由人士聚集在一起，马蒂斯的名字总比其它任何欧洲艺术家更多地出现在他们的交谈之中。
马蒂斯的画悬挂在史楚金邸宅，它们在那里一直保存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在十月革命中，史楚金逃到法国，但是他的全部艺术品却被没收。对抽象艺术表示不满的苏维埃俄国变成了马蒂斯最出色作品的继承者。今天，《舞》和《音乐》分别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莫斯科普希金美术馆中。
这一阶段，马蒂斯的收入趋于稳定，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
1909年，马蒂斯定居依色，同年9月，与巴黎最大的画廊伯恩汉姆约奈画廊签约，画廊将购买马蒂斯的全部作品，每一幅画的价格按照尺寸大小在100美元至400美元之间浮动。契约签订后，自1909年到1926年之间，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中断了两年，画廊每年都会购买马蒂斯的系列作品。伯恩汉姆一约奈画廊的支持意味着较稳固的保障性，并使马蒂斯进入一个广大的国际艺术购买市场。
1913年2月，马蒂斯参加了在纽约第69兵团军械库举办的一个现代艺术展览，他的参展作品包括13幅油画、3幅素描和一件大型雕塑。尽管在军械库展览上最有争议的画是马塞尔·杜桑的《走下楼梯的裸体》，但马蒂斯的作品最为持久地遭到舆论界凶猛的评论。“在本质上是癫痫病人的艺术……”“丑陋、粗俗、目光短浅、令人作呕”……“一个下流家伙的画”，类似的评论接踵而来。
《纽约时报》曾是对马蒂斯最严厉的评论杂志之一，当时它派了一位女记者去采访马蒂斯。然而令女记者惊奇的是，她发现马蒂斯“不是我所想象的长头发、不修边幅的、行为古怪的人，而是一位精神饱满、健壮、直爽的白皮肤绅士……他那坦率自然的热诚举止使我很自在……这个人的思想和他的作品完全与他本人相反:前者极度地反常，而他本人却是一个普通、健康的人，正如我们每天所见的许多人中的一员……”
马蒂斯希望通过这位女记者让美国人改变对他的看法，他请她“告诉美国人民我是一个正常人:我是一个忠实的丈夫和父亲，我有三个可爱的孩子;我上剧院、骑马，我有一个舒适的家，有我喜爱的花园、鲜花等等，就像其他男人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马蒂斯的最好主顾是俄国人史楚金，他一直在购买马蒂斯大多数重要的画。后来，史楚金得到了他的朋友和收藏伙伴伊凡·莫罗索夫的援助。1913年4月，当伯恩汉姆一约奈画廊举办马蒂斯的摩洛哥画展时，史楚金与莫罗索夫两人买下了12幅作品之中的8幅。
史楚金的热情终于得到了美术界的认可。1913年10月，史楚金给马蒂斯写信说，有10位博物馆董事于两个星期之前抵达莫斯科特地来看他的画。他们来自柏林、法兰克福、纽伦堡、斯特拉斯堡、汉堡、赫根、达木士塔、哈勒和奧斯陆，他们每一位都说马蒂斯是“一位大师”。
另一方面，这个俄国人的热情导致了40多年来马蒂斯的一些最优秀的作品不为西方人所知，或只知一点传闻。直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才将马蒂斯的画公开展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45岁的马蒂斯虽然超过了服役年龄，却仍然渴望能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他找到他的老朋友，当时任法国工程部长的马塞尔·沙巴特:“我能做些什么?”沙巴特答道:“继续画好画。”
虽然马蒂斯并未直接参加战斗，但他的朋友德朗、弗拉芒克、勃拉克以及两个孩子均被征招人伍。
1914年秋天，马蒂斯又重返法国南部的柯里鸟尔。
此时马蒂斯已是一个非常老练的艺术家，他没有受到外界事件太大的影响，然而，他对时代的变迁仍很敏感，战争以及它的余殃对他的作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当法国画家投身于描绘军火工厂和战场上时，马蒂斯却通过画他最熟知的法兰西来表达他的爱国之心。战争期间，他的构图变得内省，几乎趋向抽象，但当和平重返之时，它们又流溢出他对外界环境的欣喜。
在柯里乌尔，马蒂斯见到了旧友马尔凯，同时也认识了富有天资的西班牙年轻画家胡安·格里斯，他以前在巴黎是毕加索的一位邻居，也曾受毕加索的影响试验过立体主义。
战争期间，艺术生活濒于停止，画展几乎没有了，法国收藏家更少，马蒂斯与外国资助人的联系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花几年时间来画那些又大又难以适应任何现存市场的画。马蒂斯在战争时期的许多幅画被捆扎起来，直到许多年之后才与公众见面。
马蒂斯在这一时期创作了《柯里鸟尔的法国窗帘》。这幅画很抽象，画面以中央的大黑色色面为中心，左侧是含粉红色的淡蓝，右边只是描绘了本色和细长垂直的色面。以传统的标准来看，这幅画是空洞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一看。
据说，马蒂斯最初准备描绘窗子的细节部分，但随着创作的进展，最后就成了这种简洁的构图。这幅画受到了立体派画家格里斯的影响，但是比起格里斯的作品更为抽象，具有较高的严谨性。
对于立体主义的研究使他知道如何简化绘画结构，控制不时出现的过分装饰的倾向，如何用矩形来配合弯弯曲曲的植物形花纹，那是他用之得心应手的花纹。
些批评家将《柯里乌尔的法国窗帘》看作是一种法国人被漫无止境的战争前景逼向绝望与虚无的象征，然而它不是一幅悲观情调的画，与此相反，这恰恰是一幅慷慨激昂和充满希望的画。在这个变黑的长方形里，或许会发生什么，或许什么也不会发生。长方形是一个从外向内看的幽暗的屋子，还是一个从内向外看的夜景?它犹如德尔斐神殿里藏有神谕的阴暗壁龛，迷人而又神秘。
1915-1917年，马蒂斯曾一度尝试几何化的造型方式，除战争的因素外，无疑也是受到塞尚和当时已经誉满世界的立体主义影响的结果。《摩洛哥人》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911、1912年冬天，马蒂斯与马尔凯结伴，两次到摩洛哥和地中海沿岸写生旅游，这个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的地方，让马蒂斯兴奋异常，回来后直考虑如何把他的印象表现出来。这幅画曾因画布尺寸不理想而中断，直到1916年的夏天才得以完成，取名为《摩洛哥人》。
这幅油画是马蒂斯绘画中尺寸最大的作品之一，表现了极其复杂的构成。画面通过深黑色色面分成三个部分:左上方是较宽的阳台、种植的兰花、小型的回教寺院;左下方有四个黄色的甜瓜和绿色的树叶:右侧描绘了极其抽象化的仿佛是六个人物，如果依据马蒂斯本人的解释，他们是“天到晚就在小小阳台上闲聊的无精打采的懒散者”;最下边的是僧侣，个扎头巾的摩洛哥人。
这幅作品把各个主题混杂在一起，而作为表现形式，这一切都还原成以圆和矩形为中心的比较单纯的程式，并且相互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勾勒出有一定密度的画面。马蒂斯对立体主义的浓厚兴趣使得他把形体分析手法吸收到自己作品中，该手法在这里得到了突出的表现
此画以粉红色、紫、黄、绿等色彩融为一体，奏出美丽动听的旋律，而黑色在画面上起了重要的协调作用。这幅作品是马蒂斯综合了四溢的色彩与古典主义严格的智慧语言完成的。
事实上，马蒂斯对立体主义的尝试，早在1911年创作的《红色的画室》中已初露端倪。在这幅作品中，画家以简洁明快的白线，在布满地板与墙壁的红色背景上勾出桌椅碗柜等家具什物的轮廓线，这种把组织结构简化成正面化的矩形的实验，标志着马蒂斯自己的立体主义形式的开始。马蒂斯进入立体主义后最成功、最有特色的作品是《钢琴课》。在间面对着庭院而拥有大窗子的室内，马蒂斯17岁的小儿子皮埃尔正在弹钢琴。这幅和《摩洛哥人》同年创作的作品平面化更彻底，几何形态的分割更严肃。
《钢琴课》
画面通过纵、横、斜轴组成严密的结构，钢琴上的节拍器与窗外草坪的三角形，窗框细长的矩形与右上角的《高坐窗台的妇女》油画形成几何对比;窗子上的曲线扶手和乐谱台上的阿拉伯式花纹，缓和了画面的紧张感，造型具有雕塑感的孩子头部与上方高坐的人物以及画面左下角的青铜雕塑小品，既形成呼应关系又活跃了画面，这一切融合得恰到好处，色彩也在统一的灰色中呈现出红、绿、黄等色调鲜明的对比，取得非常成功的效果。应该说，这是一幅将家庭中的亲密主题浓缩到极为高密度造型秩序的杰作。
在这里，马蒂斯对于立体主义的表现，具有了强烈的个人风格，一点儿也没有移动的视图和倾斜透视法，而这些是毕加索、勃拉克和格里斯的主要标志。
从马蒂斯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即使他将物象进行了正面化、平面化和几何化的处理，但却没有达到僵硬、破碎和变形的程度，说到底这是一次进入立体主义世界的短途旅行。在与塞尚、毕加索和勃拉克擦肩而过之后，马蒂斯很快又回到了自己所追求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