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原创 我是若尘 若尘说电影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
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
无心飞上天，天上好孤单。
这首诗，大家估计都没有听过，但这首诗的作者却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被蒋介石誉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这个人就是胡适
一、胡适的家庭与个人生活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父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
十几岁的时候，母亲为胡适挑选了一门婚事，是江家的女儿江冬秀，一个并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缠着小脚的大家闺秀。
江、胡两家订了婚约之后，胡适就先后到上海、美国求学去了。过了十多年他俩还未结婚。
但是江冬秀却已经把自己当做过门的媳妇了，江家本来是望族，在家里，江冬秀有自己的丫环婆子，凡事都不用自己动手。但是她却亲自来胡适家照料胡适体弱多病的母亲，胡适一去十年，她就照顾了十年。
胡适的父亲早亡，是母亲一手带大，他知道母亲的不容易，他虽然不乐意这门婚事，但他也不肯忤逆母亲。
在外漂泊十年的过程中，江冬秀能代他尽孝，胡适甚是感激。
于是这个新文化的楷模，在身边的新青年追逐新式婚姻的时候，毅然踏进了旧式婚姻的殿堂。
他和江冬秀，一过就是几十年。
他也老是想着换老婆，只是这个老婆太厉害了，他没敢，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报答妻子的尽孝之义。
如张爱玲所说，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胡适那么帅那么有才，却与她相守一辈子，没有纳妾，又那么听话。
二、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是26岁就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归国之后立即北京大学当了教授。
北大教授，那还了得？光当时他的月薪，200多块大洋。
200多块大洋什么概念呢？你想，当时同时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同志，月薪是8块大洋，这个差别就这么大。
200多块大洋的购买力，当时非常惊人，在北京城内，租一整套四合院，十几间房的那种，月租金不过10块大洋。你即使是把什么老妈子、仆人全部雇起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20多块大洋。所以200多块大洋的月薪，那叫超高工资，是金领阶层。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么高的工资？因为一个人，陈独秀，还因为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当北大文科学长、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那个年代，他更重要的身份也许是因为他办了一份杂志。这个杂志叫作《新青年》，一百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一本杂志。
胡适从美国寄了一篇文章回来，在1917年的1月的新青年刊登了，名字听起来很不起眼，叫《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改良刍议》出来之后，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的进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从此改变了文字的书写方式。
当时中国用的是文言文，文言文不是一种说话的东西，它是一种书面的文字。也就是说，在语言的范畴里面，它是属于文的那一面，但是它不是言。就像语文，语是说话，文是书写。
古代之所以需要文言文，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在于中国各个地方的人方言差异太大了，因此只有透过文言文，才能够把这整个国家联系起来、沟通起来。
以前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都种地，很少有人要出远门，就算出门走一趟，多半还是在同一个方言区之内，所以没有什么沟通的需求。
基本只有官员才会面对这种语言沟通的问题，而官员面对语言沟通的问题很好解决。
他们有一套共用的文字书面语，万一真的在有必要的时候，他们见面就坐下来，把纸放在桌上，笔墨备好，写写字，你写一行是这个意思，我来写一行，这叫作笔谈。
笔谈的形式不光限于中国人，以前中国人要是遇上了日本人、越南人、韩国人，也都这么笔谈。因为过去汉字是东亚的共通文字，共通书写系统。
那中国历史上只有文言文能写出文学作品吗？
不是这样的。自从佛教传入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佛经翻译、对佛教的教理的介绍，都已经用白话文书写了。
而且到元朝了之后，很多的杂剧都是那个年代的白话文。元曲和明小说都是。
但自从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中国历史至此可以截开两段，一段是用文言文的中国，一段就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文的中国。
所以当年二十六岁、还在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念博士的胡适，怎么会想到写《文学改良刍议》呢？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事了，那就是汉语拼音。我们今天大家都会汉语拼音，这个拼音原来的作用不是为了让大家学懂标准的发音方法，而是根本要代替汉字的。
一百多年前，东亚的文字只有汉字一种，像韩国、朝鲜、日本都还使用汉字，但随着西方世界的袭入，中国的影响里在东亚直线下降，韩国、日本、中国都有一股要放弃汉字，使用英语的思潮，中国汉语拼音的发明者王照，就极力主张废除汉字，中国从此之后完全使用汉语拼音。
胡适当年写《文学改良刍议》，其实是想用这个来反驳当年废除汉字，让汉字彻底的用字母来拼音的主张。
于是他就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寄给了还在北京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看。陈独秀看了很赞赏，之后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发表。
再之后，胡适从美国回来，直接就被认命为北大教授。
三、被同时代的人看不起
胡适26岁的人，获得这么高的社会名望和地位，当时的很多老学问家、老学者，看不上他。
比方说当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叫黄侃。
黄侃这个人在国学界地位极高，而且他吹过一个牛，说我30岁之后不读书，因为所有的书读完了。但是我50岁之前，我不写书，因为岁数没到，写书那叫害人。
当然黄侃后来命不好，他50岁生日那天喝酒喝多了，然后没几天就死了，所以黄侃一生也没有留下什么皇皇巨著。酒还是要少喝。
当时黄侃就嘲笑胡适，说搞白话文，白话文这个东西有效率的呀，比方说你胡适的太太死了，给你打电报，怎么写，用白话文，“你的太太死了，你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
我们搞文言文的人最多四个字，“妻丧速归”，光打电报你就比我们花钱花得多，你还好意思搞什么白话文。当时真正搞国学的人是看不起胡适的。
搞西学的人也看不起胡适。当时北大有一个老怪物，叫辜鸿铭，他其实从小就是受的整套的英国文化的教育，他是在成年之后，突然一下子开始倾慕中华文化，再来到北大当教授。
他就看不起胡适，说，什么？就你还教英文？你见过好英文吗？你那学的叫美语，是美国的俚语，一口苞米碴子味，真正典雅的英文你见都没见过。
你还好意思教哲学？知道什么叫西方哲学吗？如果你不懂希腊文，不懂拉丁文，不懂德语，你还好意思在这儿教哲学呢？你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当时在北大，胡适教的是墨子，还有一个教授马叙伦，教老庄，哲学系收了16个人，15个人全部选了马叙伦的课，只有一个人选了胡适的课，据说还是怜悯。
再比如说，当时北大还有一个教授，叫陈翰章。他跟胡适带同一门课，中国哲学史，他就能做到公然在课堂上跟学生嘲笑胡适，说胡适不通，没学问。
他说什么叫中国哲学史大纲啊？这是你胡适的著作？什么叫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怎么会搞出一个大纲的大纲？可见这个人没学问，不通。
胡适到底有没有学问呢？我们平心而论，胡适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但就学问来说，确实是不及他同时代的那些学者，但是他毕竟有开创之功，用胡适自己的话讲，我提倡有心，但是创作无力。
胡适的学术生涯，真的就无足可道。包括他后来晚年，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一本叫《水经注》的书。他搞什么都不行，所以最后他就灵机一动，他去搞那些没人搞的东西，比如说《水经注》，研究什么戴东原和赵毅当时的一些在学术上的公案，他研究的这些东西没人研究，所以他就是这一行的老大。
从学术方面看，胡适确实没有什么学问。
胡适这个人一生跑来跑去，很多学科都有他的影子，可什么也没有干成过，可以说是干啥啥不行。
胡适文集倒是皇皇巨著，很厚；可是你这里面真正成体系的学术著作，说来说去也就一本，叫《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且这本书说得不好听点儿，它只有半本，因为只写完了上卷，下卷没有。这也是他的绰号“胡半本”的来源。
四、胡适的大学问
那么胡适真的没有学问，胡适只是没有学术方面的学问，他真正的学问是宏观性的学问，是高瞻远瞩，经天纬地之学。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要知道这一年距离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还有整整六年，这六年期间，全中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民间、到知识界，都面对一个选择，要不要跟日本人撕破脸，正式开干？
胡适当时就主张不要打，他坚决地反对对日作战，当然态度有所松动，已经是1935年之后的事情了。他这主动其实也很简单，他说中国和日本人打，就是一个农业国和一个工业国打，是一个前现代化的国家，和一个已经现代化了的日本打，怎么打得过？
如果打不过，还不如以空间换取时间。
这话当然是蒋介石说的了，但是胡适就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承认伪满洲国好了，因为苏联当时也承认了，我们承不承认，它都是既成事实，你承认它，换取一个和平条约，换取我们搞国内现代化建设的时间，等我们养足力量，再打不迟嘛。
他当时还举了列宁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列宁为了让俄国脱出世界大战，不就当时签了布列斯特协议吗？出让了大批俄国的领土，当时看不也是卖国贼协议吗？但是最后又怎么样？
等德国打输了，等苏联的力量起来了，这个领土不又拿回来了吗？你着什么急呢？这就是当时胡适的看法，很多文化人不能说不这么想，但是敢像胡适这么说的，确实很少。
我们在几十年之后再看胡适的这些言论，有的人可能就会说，这不是汉奸言论吗？没错，当时敢这么说汉奸言论的，胡适是仅有的几个人之一。
但是你不能说胡适就是汉奸，这对他老人家太不公道，因为他不仅不是汉奸，甚至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
他在1935年的时候甚至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中国想要打败日本，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日本人和美国在太平洋上开始干一仗。他不仅有了这个判断。
1938年的时候，他衔负国民政府当时的一个使命，赴美当中国驻美大使。在这几年期间，他在美国就是拼命地去挑拨日本和美国的关系。
甚至后来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比尔德，他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当中，就说，日美这两个国家交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胡适到美国当大使。
胡适在美国那可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不是一个给大家发发护照，发发签证的驻美大使。
而是到处演说，那一段时间他拿到了美国各个大学给他颁发了35个的荣誉博士学位，每到一个大学他就开始演讲，所有的演讲基本上就是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中国自古和美国就一样，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这话说的亏心。
第二，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抵抗，就是为自由世界、民主世界去抵抗。
第三，日本就是法西斯，就是白眼狼，你美国人跟他关系好，就是把他养熟了。
第四，日本人，你等着，他迟早要咬你美国一口。
1941年就爆发了珍珠港事变，胡适看对了，看准了，仅仅是运气吗？
胡适学成归国，那时候还是北洋军阀时代，他一个月200多大洋的月薪，可都是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发给他的。可是胡适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动不动就写文章推翻这个政府，北洋政府拿他也没办法，只能大不了查封一下他主办的杂志。
后来北洋政府又灵机一动，说这么着吧，发你一个勋章，当时最好的嘉禾勋章。胡适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就登报声明，说最近听说有人发给胡适这么一个人嘉禾勋章，对不起，如果是发给一个同名同姓的人，我没什么话说；如果发给我，我是不要的。
为什么，这也是源于胡适的宏观学，他知道，北洋军阀不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不会长久的。
再后来，中国现代史上出现一个泾渭分明的两种政治立场，要不你跟共产党走，你是左派；要么你是国民党反动派，你跟蒋介石走。
胡适这个时候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就变得非常的微妙，可以说他跟国民党之间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
1948年初的时候，苏联还没有分身，国民党和美国没闹掰，国民党也没有显出败迹，国民党蒋介石那个时候还热热闹闹办总统大选呢，说抗战结束了，军政训政时期结束了，我们开始宪政，选总统。
3月25号左右，蒋介石就跑去跟胡适商量，说要不这总统你来，我就要实权就可以了，我当行政院院长。胡适说不不不，我不干。
话是这么说，其实胡适当时是心动了。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如果皇上和宰相这个位置让我选，我选当皇上，我可能比较合适。这宰相具体做行政事务官员，我不太合适。
胡适确实是这样一个人，就像一个赶车人，让他把握方向应该没有问题，但让他当拉车的驴子，他是真没有那个力气。
4月5号的时候，他的一个好朋友，当时国民政府跟蒋介石走得很近的，也是一个学者，叫王世杰。王世杰就帮蒋介石带话给胡适，说这事可能不成了。
其实胡适和蒋介石貌合神离，已经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
1931年的时候，清华大学师生曾经给蒋介石打报告，说能不能让胡适来当清华大学的校长呢？蒋介石说，不行不行，这个人反党。胡适听说之后私下还很庆幸，今天我得一头衔恩，反党，挺好。
胡适和整个国民政府的关系，他自己有八个字的定调，叫国家诤臣，政府诤友。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我是国家的臣子，这没问题，但对于具体的政府，咱最多是个友，那可是平起平坐。
第二，什么友呢？我是诤友，我是一个经常说不好听话的朋友，我是要跟你争一争的那个朋友。确实，在胡适一生的言行当中，和政府唱反调的时候，那是多了去了。
1949年，民国时期的学者分成了两派，一派去了台湾，一派留在了大陆，只有胡适去了美国，胡适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看不清形势的情况下，就躲远一点看，看清楚之后，再做选择。
当时，留在大陆的学者都遭了殃，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林徽因，梁思成，老舍，冯友兰后来应该都后悔了，可也没有办法，他们只是拉车的驴子，不是赶车的人。
后来，蒋介石为他抛去了橄榄枝，说，你来吧，来台湾吧，因为我跑到台湾来，也需要你这样的士林领袖来给我背书，给我站台。蒋介石对他也很不错，要钱给钱，要地给地，在台湾的南岗还给他划了一片地，给他造宅子，然后还封了他一个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
可是就在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胡适给蒋介石当时就一个下不来台。
当时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蒋介石刚开始讲话，说你看你们这些文化人，你们总得为我们反攻大陆，复兴建国来做一番贡献吧，你们的学术思想都是为政治目标来做贡献的。
紧接着就是胡适讲话，胡适说，总统刚才夸我那些话都不算，他不太了解我，而且他说得这些，我也都不同意。当时就给蒋介石来一个下不来台。
据说还有一个小段子，他经常跟蒋介石抬杠。蒋介石说，哎呀，你这个儿子胡思杜留在大陆，经常批判你，说你坏话。胡适说，对呀，你儿子蒋经国当年在苏联的时候，不也说你坏话吗？但你儿子比我儿子聪明，后来跑回来了，然后又跟着你干。说白了，你儿子是一个两面派等等。
胡适从来就不是蒋介石的走狗，但他还是愿意跟着他，因为蒋介石骨子里还是信奉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对读书人还是尊重的。
胡适一生，他主要的朋友都在文人圈子里，在共产党这边很少有朋友，但在共产党里有一个粉丝，就是毛泽东。
胡适提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马上就办了一个叫问题研究会，列了一大堆问题去研究，他不在北京的时候，也不断地给胡适写信，你看，最近我又在研究什么什么问题，老师你的看法如何如何。
毛泽东后来在长沙办了一个《湘江评论》，胡适在北京知道了，用自己主办的杂志也转载了一些《湘江评论》上毛泽东的文章，意思是我们又多了一位小兄弟，毛泽东和我们是一边的。所以说白了，这两个人是一个互粉的关系，至少是隔空互相点过赞。
他只是跟共产党不来往、不熟悉、不评论而已。
他是左也不靠，右也不靠，一直是以一种孤单的政治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
胡适对自己孤立的政治地位是非常的看重。要知道，他的孤立，他的独存，可不仅仅是面对两股政治势力，面对主流民意，他同样敢于表达自己的孤立。
最典型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大家都在说，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文化运动有胡适的份儿，可是五四运动，胡适从头到尾都是反对的。
他说学生你上什么街啊？你搞什么政治运动啊？你们应该回到书斋去研究问题，做明天民族的栋梁，不是这个时候去搞什么政治，耽误自己的学业。胡适当时就这么想，而且敢把它说出来。估计当时也只有他敢这么说。
五、科学的独立的思想
胡适一生都在研究国学。可是胡适对国学是什么态度呢？
他反复告诉年轻人，不要研究国学，什么有人教你尊孔读经，这都是想往里揣私货，读经这种事好难的，这些纯粹的学术问题，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去干，我们这一辈子也就会干这个。
年轻人你们去学习更现代化，更普世价值的科学知识。这是胡适的主张。
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领导，跑到美国耶鲁大学去访问，会见了当时著名的华人学者余英时教授。
我们这位领导就说，你看我们也改革开放了，我们的思想也开通了，我们对胡适这个人也可以一分为二了。胡适这个人在学问上是不错的，但是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余英时教授就说，我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我们觉得胡适在学术上已经落后了，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仍然是先进的。
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主义的前身是思想，但是对于信奉者来说，信着信着它就变得不容辩驳了。所以在这些信奉者眼里，它就变成了主义。
胡适就认为，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东西是不容辩驳的，是天然正确的，我都不信，我至少是疑而后信。
所以胡适就讲，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当中，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相信名教，就是以“名词”为宗教。
比如说礼义廉耻，比如说忠孝节义，这些名词我们都很信。
包括现在我们的很多口号都是这样的，某某某是大坏蛋，打倒某某某。好像语言本身就有力量，我不需要给你任何证据，某某某是大坏蛋就可以了，这本身就可以用于迫害一个人了。
胡适说，这些东西我都不信。
所以在胡适思想当中，有人就总结出来一个词，叫非主义论，就是对一切建构性的，不容怀疑的理论，都不相信，都要怀疑。
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一些人把国学拿出来，当做天然正确，告诉你不可数典忘祖，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也包括中医）
所以什么测字的、算命的、看风水的、卜卦的，这些东西都在国学的旗帜下借尸还魂，而且你还不能说它个不字，人家国学天然正确嘛。
一本书叫《弟子规》的，满纸就写着一句话，小孩儿你要听话。这是多陈腐的思想啊，你只要翻开那本书，那个陈腐气味是扑面而来。
但是没办法，由于国学的天然正确，这样的东西就全部都活蹦乱跳的出来了。
一个词，叫独立思考。那请问，独立思考到底是啥意思呢？
独立思考的反面是盲从盲信，是被人骗，被人忽悠。那为啥别人能够轻易地忽悠你，骗你呢？就是因为你没有科学的方法。
独立思考指的是，我们按照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用胡适的话来说，就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这种思想方法来研究问题。
北大有个叫陈翰章的教授，很有学问，看不起胡适，他跟胡适同时开中国哲学史这门课，人家陈教授是用一整年的时间，才从传说中的伏羲讲到了三代。因为对于当时的儒家来说，三代是政治理想的最高峰。
可是胡适接手这门课之后，他说什么三代？我不知道三代，因为三代没有证据。
我要讲，就从《诗经》开始讲，因为《诗经》是中国有确切证据的史料的开端。
陈翰章和胡适之间的争执，哪里是什么学问大小的争执？就是愿不愿意使用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争执。
科学反复讲的就是，我们要怀疑，我们要否定那些不可证伪的东西，这才是科学。科学从来不自诩真理，科学只是还没有证伪事实。
主义胡适是不信的，胡适要求大家，我们能不能自省、自赎和自救，它背后的精神，是一整套科学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