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原创 徐栖 小蚂蚁和小蜻蜓
最近在慢慢看村上的小说。村上很妙，妙处说不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得数不清楚。村上的小说大多比较长，加上他又不是个惜字如金的作家，所以想要梳理出清晰的架构来并不容易。所以在这先把比较零散的思考攒起来，希望有一天能整理成文章。
▼ 文 | 徐栖
一、村上的日本性
村上的日本性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几年前刚开始看村上的书，和紫菜小姐聊起来，她用非常嫌弃的语气说“一直叨叨叨的，特别日本人的感觉，有点像东野圭吾”（哈哈每每想到她对日本文学的又爱又恨就真的很想笑呀！）我当时深以为然。喜欢归喜欢，我对于村上的叨叨真是没什么辩护的话。我想他一定是爱普鲁斯特的，他在《1Q84》里甚至还提到了那本被我列为退休读物的《追忆似水年华》。
说远了。我一直觉得村上的文字中的冷淡，故事中对于日常生活的执着是非常符合我对于“日本”的想象，以至于我认为村上深深囿于日本文化的底色之中，以至于“日本性”成为解读其文字时难以绕过的命题，作者可以看到村上笔下的主人公在现代日本都市中虽然并不焦虑（甚至往往经常可以追求一种“时间还来得及”的主观感受）但往往无所适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不能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成功召唤的人”，但正是这些本应具有革命基因的主人公，往往拥有最大程度的妥协可能。他们永远不试图反抗，而是将“逃跑”作为最大的胜利，这正是我们在日本大众文化中频频见到的特质。然而在《且听风吟》译序中，林少华指出“村上认为日本小说过于利用‘日语性’，以致‘自我表现这一行为同日语的特质结合得太深了，没了界限’”[1]，最开始的时候村上甚至用英语先写一点，然后再翻译过来，由此形成了贯穿始终的语言风格。也就是说，是村上独具创新性的、极大提升语言透明度的表述，使得文章整体具有形式上的疏离感，这一原因比所谓“日本性”的影响要大得多。虽然“日语性”和“日本性”并不能等同，日语的含蓄和不可翻译与“以逃避来反抗”的人物性格需要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分别讨论，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我不由得反思自己之前逻辑的理所当然：村上不是日本的，而是自觉远离日本的。
二、女人和身体
国内学界对于村上春树的文本研究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单一化倾向与较为明显的缺失状态。尤其是在女性主义话语体系中，村上春树其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研究通常与日本历史政治、东亚后现代状况、消费社会等外部概念放到同一场域中进行讨论——以上几项要素对于村上文学文本的干预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读者更好解读村上其文本更是行之有效的路径，尽管如此，在整体性的角度上，从文本内部出发把握村上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不同形象之间的差异性与统一性，探求村上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建构仍然有其必要性。
当讨论“女人”在村上小说中的位置时，我能想象到的第一个词是“大客体”。在讨论女性时一个潜在的在场是作为主体的男性，一个没有反思和羞耻感的观看角色，始终在打量不同的女性。每每看到村上小说中“我”初识某位女性并试图对其外表进行描述时我都会生理不适（比如《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的年轻胖姑娘和《奇鸟行状录》里的马耳他），那种带着些许色情的目光总能让我想起“油腻”这个词。在村上的文本中，主人公通常是男性，他们处于社会边缘地位，有固定事务性工作或者失业，在性格方面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同构性，甚至可以被归类：比较明显的是“成年女子”和“青春期少女”两类，你可以在几乎所有的村上小说中发现这两者的存在。在文本中，女性是奇妙的，是带有某种魔性的，是装着真相的罐子，或者通向真理的密道——几乎是波伏娃意义上的女神，更是空洞的，有用途没内涵的。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老友记》里有一集，Monica的某个date给她作诗，说她是个美丽的花瓶——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让人非常不开心。
[1]村上春树, 林少华. 且听风吟[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译序第7页。
文 | 徐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