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这一切必须毫无例外地烧掉
——读卡夫卡手记之四十
文 | 梁长峨
如今卡夫卡在世界文学的殿堂光芒四射，人们无法猜度全世界有多少读者在读他的书，有多少学者在研究他的著作，有多少大学在开设他的课，有多少作家诗人拜倒在他的脚下。可是他生前并不看重自己的作品，临死前竟然嘱托朋友把他的所有作品付之一炬。
有一天，他收到邮局寄来他的小说《在流放地》的样书，他不是喜出望外，而是窘迫烦躁。
他的一个朋友在场看到样书说：“装帧得很漂亮，确实是精致的印刷品。您可以感到满意……”
“可我真的不满意。”卡夫卡说，“每次发表我的拙著都让我感到不安。”
他的一些朋友，总能搞到他写的东西，对他搞突然袭击，一定要把他的东西变成铅字。起初，他平常写的东西又没有足够的勇气销毁，而朋友通过种种渠道搞到后要出版，他又不好太过拒绝。
他的好友马克斯·勃罗德就这样说：“回想过去，每发表一篇作品，我都要同他进行激烈的斗争，有时简直是强求硬讨。”有时是“竭尽心计和劝诱说服”。
对待这样的事，他常常感到懊恼。有一次，他对朋友痛苦地说：“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堕落，不知羞耻，亲自参与出版这些东西。”
报刊急不可待要发表他的作品，他不肯；出版社热情出版了他的著作，他感到不悦——这对于我真是难解的困惑。我不知卡夫卡同时代的作家如何，只见眼下作家几乎个个削尖了脑袋往出版社和报刊编辑部钻，满脸堆笑，露着一副副殷勤、恭敬、低眉相，给编辑及其头儿送礼送钱，叩首作揖，渴求发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一旦出版和发表，他们不仅自己而且还要雇佣几个跑得赛似兔子快的朋友到处鼓吹。我想，这就是大作家与小作家、真作家和伪作家的区别。
卡夫卡的遗墨中没有遗嘱。在他的写字台上许多字纸下面压着一张折叠好的、用墨水写的纸条。这张纸条的内容如下：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我遗留的一切（在书箱里、五斗橱中、写字台，在家里或办公室，或被移到其他什么地方并引起注意的）日记、手稿、书信、别人的和自己的、图画及其他，毫无保留地、不加阅读地予以烧毁，还有你或其他人手头一切写的和画的，在别人手头的你应以我的名义索回。人们不愿交给你的信，至少要叫他们保证自己烧掉。”
经仔细寻找，人们又发现了一张用铅笔写的、已经发黄的、显然时间更久的纸。这封信仍然是写给好友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说，他写的已经出版的有点价值的只有《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短篇故事《饥饿艺术家》。可他特别强调：“不可将任何作品重新付印。”同时交待他的其他手稿、日记、书信……“所有这一切必须毫无例外地烧掉，我请求你尽快执行。”
据马克斯·布罗德说，卡夫卡这两封信大约写于1921年与1922年间。卡夫卡是1924年6月初病逝的。这说明他对自己的作品处理意见早就决定好了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卡夫卡作品的语言似冰块，冷且硬，还掺杂诗意和缄默、荒诞与严肃，混乱的狂想、苛刻的描摹、独到的见解渗透其中，开辟了现代文学的新世界。他的作品没有复杂特殊的句子，也没有飞流直下的气势，不像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也不像我们中国的王蒙，更没有堆砌的天花乱坠耀眼夺目的词藻。可是他的作品却最确切地负载了时代精神。作品的冷酷、绝望、脆弱、黑暗的主题，让人感到是那么深刻、尖锐、真实、卓识，读后感到无限舒畅，又无限痛苦。他那严肃的不妥协的悠远而深沉的文字和深渊回音般的忧虑，总是让人热泪盈眶，总是让人痛入骨髓。
卡夫卡在小说上的大贡献是用古典主义躯壳承载现代精神，又成为最富有现代性的小说。与他相比，我们真正处在现当代的作家望尘莫及。虽然他们仿用现代派的技术和句式，因为他们缺少现代意识、现代精神，其结果让自己的作品不伦不类，甚至是用新碗盛旧汤，徒具其形而已。他们中的许许多多人写的只是表面化的晃眼而虚浮的影像，或者说是现实浊浪上的浮沫，没能像卡夫卡那样透视晃眼虚浮的影像的背后和浊浪浮沫下的真实内涵，即社会图景深处隐藏的现实最真实最本质的内核。这不仅因为他们头脑认知简单、目光短浅，而且还因为他们把仅有的才情用到油滑投机、讨好读者和裁判上。所以，导致他们与卡夫卡的作品高下立判。
这，我们就不能不再次追问，卡夫卡为什么让自己出版过的作品不要再版，没有出版和发表的作品一律烧毁呢？
或许因为他看到并提出了人类社会一些日益严重的根本性问题，但他解释不了，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他迷惘、怀疑、彷徨、苦闷，有点不知所往。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社会的急剧发展变化，深刻复杂，充满重重密密的伪、假、谎，自己的认识很难准确到位，生怕由于自己思维的浅薄或偏差，使自己向外刺的矛会反转过来对着自己。
他指责有的作家的作品，“以词藻堆砌的不是桥梁，而是不可翻越的高墙”，他同时又讥笑一些作家的作品“他们今天的美是为了明天的可笑”。这样，他自然也会警惕自己的作品成为“不可翻越的高墙”，成为他人的笑话。
有人说他提出的艺术目标超乎一般作家的能力极限，也超出自己的能力极限，任何时候无论自己写出什么样的作品，都不能使他满意。他担心由于自己作品艺术上的不成熟而保留下来，传之后世，只能占图书馆空间，贻害后人。
人，最难战胜的是自己的浅薄和庸俗。
正是这种浅薄和庸俗的所谓艺术家，制造出喧哗于每个时代的浅薄和庸俗的艺术。他们的浅薄和庸俗使得他们“机智快捷”地抓住时代表面上的一切漂浮物，倾尽全力地显摆。他们只是拍打水面泡沫和为水面制造泡沫的仰泳者，充其量让人多听到一些拍水声产生的喧哗，多看到击打水面产生的更多的泡沫。
泡沫如早晨的大雾，终会消散；喧哗像戏台上的锣鼓也终将消停。当一切恢复平静之时，多彩的泡沫和动听的喧哗会变得什么都不是。
作家的作品，应该触及时代的、人性的、文化的、风习的大层、深层，千万不要迎合什么，讨好谁，想得到当时的各种各样裁判的好感。
这样，必定会写得很慢，也会使作家本人因不拨动水声，不参与喧哗而长时间默默无闻。但是，作为高质量、有分量的生命及其作品，其厚重和丰盈，终会让人感觉到的。
时下许许多多人都得了出书病，不出书就好像男人不结婚，女人不生孩子一样，是人生一大缺憾。不管什么人都出书，也不管是通过电脑拼凑剪贴的，还是自己粗制滥造的，都敢往书里放，竟然还自我感觉超好。岂不知，究竟有几多能经得起时间的淘洗？！
文学的圣殿伟大高耸，不是任随谁都可以踏进去的。伟大如卡夫卡者都不妄想妄言，又何况渺小如我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