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电影和艺术，还有什么能引起你们的注意？”

原创 文白丶 影画志

上山

1966年，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有三个读艺专的大二学生决定去山上看一看。

那个时候的台湾，是“说一句错话就会被抓起来”的时代，社会氛围压抑，年轻人尤觉苦闷。

当时有个叫陈耀圻的“海归青年”，听说这三个年轻的朋友要上山，于是便跟着他们拍了一部叫做《上山》的纪录片。

陈耀圻或许没有想到的是，当年他的这种“真实”纪录片，将镜头对准平民的行为，在50多年后的今天，却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这三个年轻人，一个是创办了著名的《汉声》杂志的黄永松，一个是拍出了《黑太阳731》的著名导演牟敦芾，而唯一的女生，则是牟敦芾的前妻黄贵蓉——包括导演自己，都成了历史中的名人。

这部纪录片，被封存了几十年之久，如今重见天日，意义重大。

于是这一篇，我们就来说说这部纪录片。

1

陈耀圻认识牟敦芾他们，是因为他们几个人都是先锋杂志《剧场》的骨干。

1966年的台湾，电影正在逐渐复苏，那一年，台湾产片144部，电影院在增加，人们的观影热情也逐渐高涨，据说，差不多每人每年观看电影次数已经达到了十部。

但市场的火爆并不意味着质量的的提高，60年代后来被台湾人称为国片的风光盛世，但实际上这个盛世里大多还是仰赖邵氏出口的黄梅调电影，这个高峰出现在1963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主演凌波来台湾参加金马奖，上街游行时，万人空巷。

而除此之外，1966年，李行的健康写实片还只是刚刚出现，姚凤磐的鬼片甚至还没出现，一代大师胡金铨此刻也还待在邵氏片场里，专心拍着他的《大醉侠》。

于是就在前一年的1965年，一个25岁的青年邱刚健创办了一本叫做《剧场》的杂志，介绍法国新浪潮，主推先锋艺术，试图“师夷长技”以振兴国片。

这本杂志有多大影响呢？后来香港影评人陆离曾经写过：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读过《剧场》杂志，另一种人不曾读过。

虽然这个诉求与西方艺术接轨的先锋杂志只存在了三年，但以邱刚健《等待戈多》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很是能体现那个年代年轻人对艺术的执着与探求。

于是你今天看到的这部拍摄自1966年的《上山》时，甚至丝毫不会感受到它的“时代”局限，它仿佛来自九十年代，甚至是更近的时期。

毕竟，从拍摄者到被拍摄者，都有一种超前的意识。

大概是王家卫电影看多了，《上山》的音乐一响起，我便不自觉地进入王家卫式的电影氛围里。

纪录片一开始，便是那首著名的《加州之梦》，你仿佛能瞬间记忆起梁朝伟和王菲《重庆森林》的那组镜头。

而紧接着，又是一组台湾夜市的场景，昏暗的灯光下，充满了食物的烟火气，这仿佛又重现于《春光乍泄》的结尾。

后来还有火车奔驰、一组树木的镜头，这都让我想起《阿飞正传》。

甚至于那手持镜头的摇晃幅度我都能联想起王家卫，这种现代感让我相当讶异。

当然，《上山》和王家卫肯定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王家卫也没有什么渠道借鉴这部他小学生便已问世但从此封存的纪录片，只能说，对于导演陈耀圻来说，他当时所秉承的理念，是先锋且至今依然没有过时的。

不过，技巧只是这部片的一小方面，真正值得讨论的，还是这部纪录片的表达。

也就是说，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为什么喜欢“上山”。

后来陈永松透露，访问是在他的宿舍里进行的，时间是在出发前。

纪录片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上山。

有饭吃，有澡洗，这是他们的回答，但这显然不是真正的答案。

他们聊起庙里的师父，“那个和尚说，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佛教也好，信哪个都好”，“只要有信仰就好”。

他们聊起学校里的奖学金，“本来是按成绩分的，后来那个教官说告诉我，只有党员才有资格领奖学金。”“有男朋友也不能领奖学金。”

时隔五十多年，我们当然可以看到现实环境对他们的压抑，以及逃往一个宽容的深山给他们带来的吸引力，此刻的台湾已经戒严了接近二十年，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但如果不能对抗，那么就逃往更美好的地方吧。

这在陈耀圻的另一个问题中表露得更为明显。

陈耀圻问，除了电影和艺术，还有什么能引起你们的注意，比如越战。

牟敦芾说，在台湾，注意了也没用，而后来成为牟敦芾妻子的黄贵蓉更是说，我看报纸从来不看这些的，我天天看报。

你从中可以看到，这苦闷的一代人，他们的逃避，与选择。

2

当然，既然他们后来都成了鼎鼎大名的人物，当然不会一直选择避世，更何况，这里面还有著名的“禽兽导演”牟敦芾。

牟敦芾被称为禽兽导演，主要是因为他那几部“臭名昭著”的电影，《打蛇》主打女体剥削，据说当年连邵氏的官方宣传都看不过眼，《黑太阳731》则是许多人的童年噩梦，他不但选择真实的尸体拍摄，就连解剖男童的画面都是找的刚刚去世的孩子实景拍摄，而他的封山之作《血恋》，则是香港影史上唯一一部“打真军”的电影。

但还在台湾读艺专时期的牟敦芾却并没有这么“禽兽”，他甚至有些腼腆，且心怀艺术与表达的理想，“不当导演宁可死”，他女朋友这么说他。

而在牟敦芾的另一次采访中，他透露他大约十一岁就选择了导演这条路，那次他跟父亲聊起未来，他先说未来他要从政，父亲说，那你只能跟随蒋经国了，于是他想了想又说，那我选择做媒体，父亲则告诉他，台湾媒体受国家管控，没什么自由。

后来他猜想，也许正是那一次谈话，让他选择了导演这条路，因为他的诉求是表达，既然政治与媒体都无路可走，那么电影似乎可以成为另一种选择。

事实上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牟敦芾他们这些大二学生就参与过一部电影的筹备，那时候《剧场》杂志打算成立一个叫“大汉影业公司”的公司，于是设计了一个“大汉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部电影，叫《杜水龙》。

当然，电影终于没有拍成，后来发生了一系列逮捕事件，让这个计划束之高阁，但这个剧本以及筹备人员的身影却留了下来，这其中，就有《上山》的导演陈耀圻，主演牟敦芾、黄贵蓉、黄永松。

而“上山三人组”的真正合作，则要等到三年后的1969年。

1969年，《剧场》杂志早已停刊，创办人邱刚健那时已经来到香港开始给邵氏写剧本，包括张彻的《大决斗》、楚原的《爱奴》等叫座叫好的影片，后来他更是写出了《投奔怒海》和《胭脂扣》、《阮玲玉》这样的杰作，成为香港编剧中我最欣赏的人。

《阮玲玉》电影剧照

1969年，《上山》的导演陈耀圻也已经进入了中影公司，在李行的《玉观音》中参与演出，后来他如愿以偿做了商业片导演，拍摄了《蒂蒂日记》，以及林青霞主演的几部琼瑶言情片。

而同样是1969年，牟敦芾拍摄了他人生第一部电影，片名叫《不敢跟你讲》，老同学黄永松负责美术指导，这时候已经身为妻子的黄贵蓉则化名“后方”帮他写了剧本，而就在电影完成后不久，两人离婚。

《不敢跟你讲》是部没有上映的电影，究竟为何被禁已经众说纷纭，牟敦芾猜测是名字会引起“民众不敢说话”的联想，其实这并非他本意。

而在乡野传说中还流传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牟敦芾为了影片上映，特地提了拷贝拿给老蒋看，而老蒋呢，看了一半便开始打瞌睡了，于是电影也就失去了“申诉”的机会。

故事的真真假假已经分不清了，毕竟时隔几十年，大家都是凭着自己的依稀记忆，以及道听途说，官方是不会留下什么记录的。

但这部电影却留了下来，前两年中影扫描了底片，有缺失，但好歹不太影响理解。

电影说的是什么呢，儿童的家庭问题，从而思考社会的贫富不均和阶层差距。

简而言之，就是标准的作者电影，也确实符合牟敦芾做导演的初衷，即使在我们的印象中，这并不符合牟敦芾的人设。

但那又怎样呢，当年《黑太阳731》都能争取上映了，可这部文艺片却被打入了深深的冷宫。

更让人胸闷的是，紧接着牟敦芾又拍摄了第二部电影，《跑道终点》，大概因为涉及同性恋或者孩子自杀，同样没有缘由地被禁。

从此，一个作者导演心灰意冷。

直到许多年后，他再次出现在影坛，此刻已经是“禽兽导演”了。

3

牟敦芾的故事没有结束，他的传奇写下来，即便简单描述，一万字都打不住。

比如他入邵氏的第一部电影，当时方逸华打电话给他问他有没有剧本，有剧本的话第二天来邵氏公司面谈，他的回答是有，然后挂下电话，连夜写了50页的剧本，这就是《香港奇案之五》里的《枪》。

金玉良缘红楼梦

比如那年红楼热，李翰祥拍了《金玉良缘红楼梦》，邱刚健拍了《红楼梦醒》，李惠民拍了70集的《红楼梦》，凌波还主演了金汉导演的《新红楼梦》，然后呢，邵逸夫又听说吴思远找张国荣主演了一部情色版的《红楼春上春》，于是快马加鞭，几天时间找牟敦芾等人拍了部《红楼春梦》，而据说是这部电影，直接导致了牟敦芾与当时女友胡因梦的分手。

比如他那年离开邵氏来内地拍片，找了一群得过武术冠军的素人演员，结果拍出来之后被剪掉了大量血腥暴力的场面，只留下80多分钟，可这却成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名字叫，《自古英雄出少年》。

其他诸如《黑太阳731》真人尸体道具、《血恋》李华月登报求打真军男主角的事你们大多耳熟能详了，值得一提的是，《黑太阳731》的4K修复蓝光版即将问世，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敢于再次盯着那真实的剖尸场景再看一遍呢？

《上山》的故事也没有结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山》的价值取向也代表了《剧场》杂志、甚至那一时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上山》所寻求遁入更美好的世界，《剧场》也同样如此，他们不关心国片更不关心好莱坞，一直沉浸在法国新浪潮与存在主义的氛围里不能自拔。

那个时代，激烈者有李敖般激扬文字，但更多的人则是在精神世界里向往美好，并为之苦闷。

他们选择了艺术，或者文学来间接地抒发自己的情绪，他们译介弗洛伊德，他们推崇安东尼奥尼，他们表面上对政治毫不关心，但精神上，却一直在间接地输出自由的种子。

就像牟敦芾所说的那样，越战，你关心也没用啊。但转过头来，他就拍了部反映阶层问题的电影。

我将其称之为被动的反叛，或许他们并不是有什么鲜明的政治主张，他们对现实不满，但又明白不能明目张胆地说出来，于是只好通过各种艺术形式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所以“上山”，那座叫“五指山”的山，真的是一座简单的山而已吗？

不幸的是，这种被动的反叛还要继续持续接近二十年，要等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

当然，现在来看这部纪录片，更多的已经不是感同身受，而是怀念了。

不是怀念那个时代，而是怀念那个时代的一群年轻人。

2019年5月，牟敦芾的前妻黄贵蓉代发了一篇讣告：牟敦芾导演在美国家中去世，感谢大家此生对他的宽容与支持。

香港电影史上最叛逆的身影就此变为回忆。

老实讲，在华语电影界，我们对牟敦芾的研究着实不够，动辄“禽兽导演”的称号其实从根本上就忽略了他本应有的丰富性，他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猎奇的存在，而没有人关注这表现之下的动因。

甚至于牟敦芾的作品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的前两部电影也只是前两年才从仓库里翻出来，他在邵氏拍的著名的《捞过界》则是我寻求多年而不可得，更不用说诸如《大大小小一家春》之类并不出名的电影了。

于是当我看到银幕上牟敦芾那青涩的面孔时，从一开始就是欢喜的，我见到不同于仅有的两张照片形象的牟敦芾，而这种青涩，却是可以研究牟敦芾的起点。

在《上山》的结尾，一群人终于爬到了山顶，他们慵懒地躺在草地上，以芭蕉叶为伞，百无聊赖地抽着烟，一言不发。

或许，这种无拘无束的慵懒，才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