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刀下的改革及罗马共和的衰亡（完）

陆幸生 || 屠刀下的改革及罗马共和的衰亡（完）

三、罗马共和国的衰亡

以上这些构成了罗马历史上第一个无任期限制的独裁官决心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苏拉从公元前81年开始操作，第二年，这些改革措施全部付诸实施。他完成了再造共和的使命后，开始逐渐退出官场，皈依加勒比海岸边的豪华别墅去颐养天年了。

苏拉的所谓政治体制的改革，目的在于继续修补千疮百孔的罗马共和贵族寡头集团的统治秩序。在他看来是少数贵族精英对于罗马大多数平民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罗马平民其中并不包括没有解放的奴隶，因为在贵族眼中这些奴隶不是人，只是贵族财产的一部分，因而并不具备老天也即上苍赋予的人权。

源自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所创立的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理论，是建立在人类平等原理基础上寻求“公平”、“公正”权力的平民理论。苏拉在攻打雅典城邦共和国时，一把大火烧毁了那座有苏格拉底大弟子柏拉图创立的树林学校，连同烧掉了希腊前贤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求学的圣迹。在攻破希腊城邦时，又抢掠了希腊图书馆的所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然而，效仿希腊城邦制度的罗马共和国正是建立在古希腊政治哲学基础的所谓城邦制共和国。苏拉在制定共和国政治体制改革计划时，从罗马的实际出发，又深入研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著作，开始了对罗马共和体制进行了贵族式的修修补补。

人类历史上“共和”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在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实践史上又是一个国号名称。西方著名的共和主义思想家包括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的西塞罗。苏拉所针对的目标是早期的平民改革家格拉古兄弟及其后来的政敌马略。他所代表的是执掌共和权柄的元老院贵族寡头特权集团的利益。因此，仍然可以说是贵族体制的改革修补者。这或许是某种倒退，但是打的依然是十分时尚的旗号，美其名曰“改革”。这种古罗马历史上一直延续“平民派”和“贵族派”的斗争，在苏拉死后依然激烈地进行着，后来西塞罗具体阐述了“共和”的理念和他的战友小加图共同一起与打着“平民”派旗号的喀提林、恺撒进行过生死拼搏。当然恺撒和庞培、克拉苏结成联盟，纵横捭阖，合纵连横，恺撒在内战中一枝独秀，在内外战争中终于完成了定于一尊的宏伟大业，从而奠定了帝国基础，却又在共和派的谋杀中丧生。最终代表“平民派”的屋大维继承恺撒遗志，荡平各路军阀，完成奥古都斯罗马帝国的大业。他却自称为罗马“第一公民”。

按照亚里士多德对于共和政体的划分：正宗的政体有三类：一人当政且维护共同体利益为君主政体；少数人当政，且维护共同体利益为贵族政体；多数人当政，且维护共同体利益为共和政体；如果背弃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正宗”政体就转化为“变态”的政体，也有三类：作为君主政体蜕变的僭主政体；作为贵族政体蜕变的寡头政体；作为共和政体蜕变为的平民政体。这就是著名的政体六分法。（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彰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2/134页）。而亚里士多德最欣赏的是少数贵族精英统治的共和政体，罗马早期确是这样的政体，到共和后期礼崩乐坏，法治荡然，权力集中于贵族元老寡头之手，共和体制式微，已经“变态”或者“异化”成为僭主寡头政治，完全失去共和本意中权力协商，民主监督的意义。由是，城邦扩张后由联盟衍化成为邦联形式的大帝国，因而有早期的原始君主制进化为大一统的帝国君主制。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叫元首或者首席执政或者第一公民，本质上和专制独裁一样。亚里士多德最反感的是所谓平民政治，在他看来就是民粹式的暴民政治。

这也是西塞罗所坚决反对的政体，表面上是平民在前面演出，背后的操纵者却是一批政治上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下面登台表演的“喀提林阴谋”就是这样的代表，真正此类政体的出现，要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才有十分糟糕的演出。

如何才能保持政体的“正宗”，防止政体的“变态”？也即是共和国的纯洁性，用当下的语言叫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古典共和传统对这个问题的索解，采纳了两条互补的思路。

其一是诉诸公民的美德，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德治国。即通过教化和培养，引导公民对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做出优先性的道德选择。此乃积极地作为，推行全社会的泛道德主义，如同西汉初年汉武帝和董仲舒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大约也就是罗马共和的初期。后来继承柏拉图和西塞罗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卢梭、罗伯斯比尔等人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称之为“道德理想国”，在教化洗脑后，采取专政和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泛道德主义使掌权者往往成为占领道德制高点的伪君子，而在强权政治下培养出更多投机钻营的伪善者或者卫道士，使道德堕落成为专制权力的遮羞布，所谓强盗的面具和暴徒的美丽画屏，遮盖的却是巧取豪夺和草芥人命的血腥肮脏和卑鄙邪恶。在古希腊时代，“美德”的实质性表现是“优秀”和“卓越”，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古典共和传统特别偏爱睿智高雅，勇武豪迈的贵族格调和骑士风度，这都是和家境的饶富与受教育的程度连接在一起的，因而无论是传统贵族出身的苏拉、庞培、恺撒和骑士出身的加图、西塞罗等人而对低俗的平民习气颇为不屑，甚或嗤之以鼻。因此平民出身者想借助选举跻身利益集团比登天还难，唯有如同马略那般凭借军功浴血疆场而建功立业，进入元老院。而贵族子弟中能够放下身段，摆脱阶级局限而真正为“平等”理想献身的格拉古兄弟更是凤毛麟角，他们是高尚的人，如同后来为解放农奴的崇高理想英勇献身的俄国“十二月党人”。即便如此，他们也遭到权贵阶层中的保守派集体绞杀，应该说“主权在民”的伟大理念是在贵族中觉醒者和民众的血泊中，以累累白骨的堆砌中铸造矗立起的丰碑。

其二是共和体制内设计权力和利益的制约和均衡机制，也即依法治国，前提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制约和利益均衡，保持既得利益的合理分享利益均沾，而促使江山社稷的稳定性从而增加合法性，以确保政治特权的长期性和衡定性。形成利益的共同体对抗平民阶层的反抗和奴隶的造反。通过权力体系在各社会之间的比例分割，防范公权蜕变为操控在个别人和个别利益集团手中的私器。因此而设计了周密的政治、军事、司法、社会、中央、地方的权力制衡体系。严格强调了军队的国家化和政务官员的年龄限制和任期年限。同时为了平衡元老院和社会的矛盾，设置公民代表大会的分权制衡体系，在司法官、监察官、陪审团的基础上同时实行双执政官和双保民官的决策相互监督制约，立法的民主协商体制机制。其推理逻辑是，共和国既为全体公民所“公有”，那么公共权力就应当为全体公民所“共享”，公共事务则应当由全体公民来“公治”。正因为如此，古典共和的传统绝对排斥单一性制度安排，而对“混合均衡政体”推崇有加。

西塞罗说，最好的国家体制应该包括“卓越的王政因素，同时把一些事情分出托付给显贵们的权威，把另一些事情留给民众们协商和决定”（参见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如果将这些正面的说法，逆向解释，那么按照“混合均衡共和政体”的设计理念，政治生活的“公共性”应该防范各种形式的公共权力私有化——僭主化、寡头化、抑或平民化。

古罗马共和政体所设执政官、保民官、监察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即为权力共享和相互监督制约的制度框架。大体说来，他们分别代表和体现了政权中的君主因素、贵族因素和平民因素。按照马基雅维利的看法，当三种因素各得其所，形成均衡状态的时候，完美的共和国就诞生了。鼎盛时期的罗马共和国就这样。“他在授权贵族的时候，未全然放弃君主制的品质；在授权平民时，也未攫尽贵族的权力。在这一体制下，他创建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参见马基雅维利《论李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2页）

当然这些也只不过是马氏与罗马史作者李维的美好想象，更多地来自于希腊雅典城邦思想家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厢情愿，更多的理论家思想家都有构建乌托邦的形而上的哲学思维，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形而下更接地气的却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教导君主们如何攫取权力、集中权力、巩固权力的统治天下之权术，带有更多阴谋论的特色。这就是后来延伸出的卢梭似的“道德理想国”那种乌托邦和奥威尔似的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的哲学思想来源。因此，可以说马基雅维利和奥威尔更像是安徒生童话中的孩子那样揭露乌托邦式的君主是“什么也没穿”真理预言者。预言最终被历史所圈定，在画地为牢中我们看到了后来诸多政治家跳进圈中进行着各种宗教仪式下的魔鬼似表演，比如罗伯斯比尔、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斯大林、波尔布特以及齐奥塞斯库、萨达姆、阿亚图拉·霍梅尼等等。

根据亚里士多德梳理的政治谱系，平民政体像僭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一样，也是一种“变态”的政体形式。这意味着“共和”和“民主”只是一个事物的两端，实为一个母体孕育的孪生兄弟，这两个兄弟形似而神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也就是权力的“异化”这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因而在共和体制建立开始权力就受到金钱和权力本身的侵蚀不断异化变质，权力的膨胀导致寡头利益集团对权力的垄断而攫取社会财富以壮大自己的家族，形成自己的势力。而操纵选举制度在各层级官员中培养代理人，共和国的对外扩张导致体量增大，对外征伐导致军事僭主势力崛起成为庞大的集团染指政治权力，此时共和体制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僭主坐大而演变成帝国的生成。苏拉、恺撒、屋大维等人的陆续登台表演为以后定于一尊的奥古斯都帝国揭开了血腥的序幕。

综上所述，苏拉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是为千疮百孔的共和袍褂进行缝缝补补，其实军事僭主动用武力切开共和的肚腹实施大放血后的肝脏移植手术，已经使得奄奄一息的共和国气若游丝，只剩一件补丁连补丁加上纸糊美丽外衣的锦绣袍褂，谁又知道华丽外衣下，内囊子早已朽烂的共和国实质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呢！帝国宝座的觊觎者们早已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政治强人窃国大盗苏拉的死去，自己取而代之，他们是喀提林、庞培、克拉苏、恺撒，当然最后共和国的守夜人是一帮崇尚空谈善于雄辩的理论家西塞罗和小加图，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帮玩弄笔杆子、翻动嘴皮子满脑子充满着美丽梦想的文弱书生，使得共和国借助枭雄们的内斗，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最终他们伴随共和国的覆灭同归于尽，此刻恺撒大帝驰骋欧亚，驾着阿波罗的驷马高车返回罗马成为帝国崭新的统治者。

而共和体制最终覆灭的依然是统治集团寡头们的大量贪腐行为，使得表面的共和体制失去了合法性，最终失去了民心，才使得枭雄集团借助“平民派”的旗号所向披靡地荡平群雄而异军突起，形成恺撒独裁，残存的“共和”余孽小加图的外甥布鲁图斯阴谋刺杀了恺撒，却未能取得民众支持，最终丧生在屋大维的刀剑之下，奥古斯都帝国雄起，完成了改朝换代大业，罗马进入另一个辉煌时期。

罗马共和的腐败和后期希腊城邦制度的腐败一样，而导致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从亚里士多德“反腐败”就成为一个经典的“共和”议题。马基雅维利在总结罗马历史经验的时候，更把“反腐败”提到了关乎共和国生死存亡的高度。（参见马基雅维里《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91/101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腐败”的实质性在于“正宗”政体向“变态”政体的蜕化。也就是说倘诺执政者悖离善治目标，不是维护和促进共同体的公共利益，而是假公济私、以权谋私，那么腐败便发生了。大体而言，当权者抛开起码的仁爱原则，横征暴敛、骄奢淫逸，丧心病狂地为自己和家族甚至寡头团伙结成利益共同体，对抗民众阶层，构成“腐败”的利益链；而普通公众丧失基本的正义常识和道义关怀，在利益集团的残汤剩菜中只图分一杯羹，在一点蝇头小利中满足可怜而卑微的欢乐，自得其乐，醉生梦死，明哲保身，人欲横流，麻木不仁构成“腐败”的另一级。在这两种情况下，共和国的公共精神已彻底萎缩，焉能不亡？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