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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危:在鲁迅引导下成为著名作家

白危:在鲁迅引导下成为著名作家
文\翟国胜

您知道白危吗?他可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白危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编译《木刻创作法》,著有长篇小说《垦荒曲》《沙河坝风情》,中篇小说《过关》《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短篇小说集《夏征》《渡荒》,报告文学《青年拖拉机手》等。
其实,“白危”是他的笔名,他原名叫吴钦宏,又名吴渤。由于其作品的影响,许多人只知道白危,反而不知道其原名了。也许您还不知道的是,他这位卓有成就的作家是在鲁迅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他还是国内采写毛泽东的第一人。
编译《木刻创作法》,鲁迅亲自校阅并撰写序言
1911年2月,白危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宁中镇佛祖岭村,母亲在家务农,父亲早年在广州、香港当店员,失业后与人做生意。白危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2岁当学徒,后入兴宁中学,在学校加入青年改造社,后加入共青团。1929年因参加反对当地军阀的学潮被学校开除,逃往上海,后考入日本人开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白危因积极参加抗日罢课、游行示威又被校方开除。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面对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鲁迅呼唤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创作现代的、表现中国人思想与情感、生活与奋斗的新兴艺术。新兴木刻就是在鲁迅的引领和倡导下应运而生。
1931年8月,鲁迅在上海主办中国最早的木刻培训班——“木刻讲习会”。当时白危有许多同乡同学如陈卓坤、陈铁耕、钟步卿、黄山定、张慧、罗清桢等都在上海从事新兴木刻运动,白危经常和他们接触,因而有机会认识了鲁迅。他们一起听鲁迅讲演,一起参观鲁迅主办的木刻展览会。在白危心中,鲁迅是最尊敬的人生导师。他经常到鲁迅家中请教,得到鲁迅的直接教诲和指导。在鲁迅家中,白危结识了许广平夫人,还有著名作家胡风、萧红、萧军等。在鲁迅的影响下,白危最终走向了文学之路。
1933年春天,鲁迅有一次在与几位从事木刻创作的青年交谈时指出,应该介绍一些外国木刻理论书籍到中国来,供初学木刻的青年学习参考。因白危的日语基础较好,鲁迅就鼓励他将日本著作《创作版画的作法》《木版画雕法与印法》《东洋版画篇》《西洋版画篇》等编译成《木刻创作法》一书。鲁迅的提议得到了几位从事木刻创作的青年的赞同。
鲁迅的鼓励、朋友们的支持坚定了白危编译《木刻创作法》的信心。他说干就干,夜以继日,半年多时间就拿出了初稿。全书分为6个部分,即木刻版画的特点、创作版画的意义、版画的种类、中国木刻史略、西洋木刻史略、木刻创作法。附录中附图和文字说明介绍木口木刻和木面木刻的各种用具和材料。书中还附有中国、比利时、德国、苏联等国的版画作品40幅。
1933年冬,白危将《木刻创作法》书稿寄给了鲁迅。
1933年11月9日,鲁迅在收到书稿的当天晚上就给白危写了一封复信:
今天收到来信并稿子,夜间看完,虽然简略一点,但大致是过得去的。字句已略加修正。其中的“木目木刻”,发音不便,“木目”又是日本话,不易懂,都改为“木面木刻”了。  
插图也只能如此。但我以为《耕织图》索性不要了,添上苏联者两幅,原书附上,以便复制,该法与已选入者都不同的,便于参考。  
应洲的《风景》恐不易制版,木板虽只三块,但用锌板,三块却不够,只好做三色版,制版费就要十五六元,而结果仍当与原画不同。  
野夫的两幅都好,但我以为不如用《黎明》,因为构图活泼,光暗分明,而且刻法也可作读者参考。  
《午息》构图还不算散漫,只可惜那一匹牛,不见得远而太小,且有些像坐着的人了。但全图还有力,可以用的。    
鲁迅亲自校阅《木刻创作法》书稿,并为之撰写序言,充分肯定这本书的价值。鲁迅在序中写道:“至今没有一本讲说木刻的书,这才是第一本。虽然稍简略,却已经给了读者一个大意。由此发展下去,路是广大得很。题材会丰富起来的,技艺也会精炼起来的,采取新法,加以中国旧日之所长,还有开出一条新的路径来的希望。那时作者各将自己的本领和心得贡献出来,中国的木刻界就会发生光焰。这书虽然因此要成为不过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够有历史上的意义了。”
自1933年11月9日鲁迅收到白危寄来的信并《木刻创作法》书稿起,到1936年10月8日鲁迅在参观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时与白危等一起合影止,互相交往达26次之多。鲁迅还曾热情洋溢地给白危回复过13封信,这13封信现在都完整地保存下来,收入《鲁迅书信集》一书中。鲁迅在这些信中除谈及关于《木刻创作法》一书的修改、写序作注、搜集插图、联系出版等问题外,还记录了鲁迅对白危工作、生活等方面无微不至的关心,鲁迅还经常把自己的杂文集和一些木刻集赠送给白危。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鲁迅带病前往指导,和白危、陈烟桥、曹白、林夫、黄新波等木刻青年亲密座谈三个多小时。鲁迅谈的主要内容是木刻创作问题,也涉及一些本人的生活近况和筹划出版国外木刻作品的情况,并对展出的作品做了点评。这次会见,距鲁迅逝世只有11天,也是鲁迅与白危的最后一次会见。回来后,白危思潮翻滚,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他疾笔而书,写下纪念文章《记鲁迅》。1936 年10月25日,在鲁迅逝世的第六天,此文在上海的《生活星期刊》发表。文章深情地回忆:
“鲁迅这次活动的时间虽不长,但精神很好。与青年们谈到翻印木刻画册时,他非常兴奋,说话时两颊的筋肉都动了起来,笑得两眼成一条缝,下巴也颤抖起来。鲁迅说:我总是吃亏,几乎每印一次画集,我都赔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通通送光了。说起自己搜藏的苏联木刻无法公开展览,鲁迅说自己便在一次展览会时,把苏联和法国的作品拉在一起,就是为了让他们看了莫名其妙。说到这里,鲁迅大笑起来,笑声淹没了一切。”
这次会谈的场景,著名的革命摄影家沙飞当时曾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使鲁迅与木刻青年亲切交谈的瞬间定格成永恒。其中一张照片中,鲁迅微微仰着头,左手的食指与中指间夹着香烟举在胸前,右手支在左胳膊肘上,深情欢愉;林夫身躯前倾着全神贯注倾听,连散落到眉间的一绺头发也顾不得撩开;曹白双手抱拳,两个拇指夹在嘴唇上,听得入神;白危捧着笔记本,边听边记;陈烟桥坐在鲁迅的正对面,身体向前倾,右手支颐谛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据《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记载,白危同鲁彦、巴金、黄源、陈白尘等人同为鲁迅治丧办事处的成员,除履行治丧委员会指定任务外,还担任丧事的内部事务,如招待来宾、布置灵堂、签名缚纱、代收祭物、通告文书、接见新闻记者、维持秩序、登记挽联等。
2017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著的《回忆鲁迅在上海》一书,其中收录了白危生前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从一本书的诞生谈起——纪念鲁迅先生在中国木刻运动史上的启蒙作用》,另一篇是《记鲁迅》。
国内采写毛泽东的第一人,发表《毛泽东片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白危离开了上海,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谢觉哉、彭加伦、伍修权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8年1月,白危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编由毛泽东题写刊名的《战号》旬刊。可惜的是,《战号》仅出版了两期就被迫停刊。此间,他还邀请正在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的著名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和音乐家王洛宾来兰州,一起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5月,白危等人由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之前的1936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访问陕甘宁边区,是采写毛泽东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他把对毛泽东的印象写在《西行漫记》中。而白危此次的延安之行则是国内采写毛泽东的第一人。白危在延安逗留5个多月,写下了5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延安印象记》。遗憾的是文稿大都丢失,只剩下部分篇章。
1939年,白危应陶行知邀请,到重庆育才学校任教导主任。1939年5月2日,白危将《延安印象记》中的一章《毛泽东片断》文稿交给了胡风。白危在文章后面的“附记”中写道:
此文于1938年10月在延安会见毛泽东先生之后写就,其时因武汉危急,急于返汉,其中谈话,未经毛先生校阅,倘有出入之处,该由我负责。
其时,胡风在重庆正积极筹措文学刊物《七月》的复刊,并且有意将赞颂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文章放在1939年7月出版的《七月》复刊号上。胡风在复刊号上撰文写道:“这期最突出的是白危的《毛泽东片断》,这是继《毛泽东论鲁迅》后的一篇关于这位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人物的文章。”
在《毛泽东片断》里,白危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毛泽东简朴的生活、谦逊的作风、渊博的知识、幽默风趣的谈吐,以及民众对他的衷心爱戴,把“人民的大救星”、“20世纪40年代的普洛米修斯——毛泽东”的真切形象,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我去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半,大约他刚起来不久,这是一看就知道的。那种开夜车遗下的痕迹,依然挂在他那有点臃肿的眼皮上。头发分梳得很整齐,已不像当年和斯诺照相时的那么风尘仆仆的样子了。脸上也容光焕发,两个闪闪发亮的眼睛,深藏着一种不可屈辱的温和,而且正义感的微笑,常常出神地定睛地盯着一个目标……
“他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前吸烟,动作很稳健;走起路来的时候,仍然一表书生。连蚂蚁都怕踏伤了似的谨慎着,但当跟他在一起谈话的时侯,会使人感到他像是一个最慈蔼的教师或保姆……
“那时他穿着洗过几回水的灰布中山装,戴的是一顶有着八个角,但没有帽徽的制帽,讲演的时候,喉咙里隐微地习惯地时时压出几声干咳。声音并不洪亮,很像一个温存的书生;说话的姿势和态度也很谦恭和镇静,那谦恭和镇静有时竟会使人感到有些近乎拘谨……
“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他每天从粮食局领到一斤十二两的小米或大米,吃一角几分钱的菜,每个月拿五块钱的最高津贴,每年领两套制服。经常看见他穿着有补钉的裤子。他的制服也好像是从市上买来的,裤脚离开脚跟两寸多高,时常露出那有补钉的袜子来……
“他的生活是平凡的,任何方面他都显不出什么特殊来,但他的生活经验是充实而且丰富的,听过他的讲演就可知道他的政治生活的渊博。解释最深奥的哲学,用大众化的口头语来解释辨证法……
“又有一次,他在抗大第四期毕业生讲演上说到统一战线。他说:我们要团结,要民主。大家一致团结起来,对内要和平,对外要抗战。为什么要这样呢 ? 内部的事情,大家有话好商量。可以和平解决,不必动干戈。这就叫做‘对 内动口不动手’;但是对外呢,嗯,日本人蛮横得很,没有道理好讲,先下手为强,打了他再说,这就叫做‘对外动手不动口’。……我们要一直往东打,把日本人打回东京去。那时日本的老百姓开群众大会来欢迎你们,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说:‘我是从抗大来的!’……”
十年辛苦不寻常,《垦荒曲》成为精品力作
“黄泛区”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名词,它承载着一段悲惨的历史。1938年6月,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进攻,采取“以水代兵”策略,不顾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炸开了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大堤,滔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豫、皖、苏3省的44个县丧命者90多万人,黄水持续泛滥8年之久,使中原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地,人为地造成了5.4万多平方公里的“黄泛区”。
1950年,白危到豫东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黄泛区看到很多当时堪称稀有的履带拖拉机,看到大批的人员在漫无边际的田野上忙碌,这引起了他的关注。白危在黄泛区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看到这些职工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很年轻,有的年龄很大,尽管各人的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智慧不同,趣味不同,但党把他们团结起来,变成了一支向自然进军的坚强队伍,于是就激发了创作欲望,他出版了短篇小说《渡荒》、报告文学《青年拖拉机手》等作品。
1951年5月12日,周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讲演《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中称赞白危的《渡荒》和柯夫的《堤》(剧本),王安友的《李二嫂改嫁》,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等是“描写农村建设与农民的新的生活的优秀作品”。
1952年12月,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即将下厂、下乡、下部队体验生活的各地作家和青年文学工作者周立波、艾青、秦兆阳、卞之琳、徐迟、鲁煤、路翎、李维时、汪明、谢挺宇、崔璇、罗丹、白危、李季、邵子南、陆地、林漫、莎蕻、孙峻青、邢立斌、谷峪、思奇、万力、张万一、戈壁舟、王不祥共26人在北京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学习,精读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进行体验生活之前的思想武装。
1954年春天,白危离开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来到黄泛区农场体验生活。黄泛区农场地处黄泛区腹心的西华、扶沟两县境内,是1951年1月在原黄泛区复兴局基础上创建的大型国营农场。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了农场的副场长,并给他配备了一辆吉普车。但他平常不坐吉普车,总是喜欢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田间地头和职工群众边干活边聊天。时间长了,职工们也不再称他“白场长”,而是“老白”,亲热得就像朋友一样。
看到在黄泛区这样一个荒凉廖廓的土地上,农场职工通过机械化耕作,园艺、畜牧、农业、机务等专业队生产的方式,使农场在短短几年之间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吸引了周边农民前来参观学习,他打心眼里高兴。他在散文《沧海桑田》中写道:
“当你第一次踏进农场的时侯,也许你会误认为自己突然走进了一个什么新城市吧?我不敢预言将来的农业城市是个什么模样,但我总觉得目前它的发展趋势就是未来农业城市的雏形。因为它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当前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既有别于高度集中的现代工业城市,又不同于古老分散的农村。就它目前存在的意义来说,显然在这二者之间已经起到平衡调节的杠杆作用,缩小了城市和农村生活的距离。
“这里的职工和全国一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民的子女,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多年的扫盲运动,业余夜校学习之后,现在都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并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掌握了必要的现代农业科学知识。他们是农场的主人翁。在贯彻年度计划,制订生产财务计划时,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有检查监督权,真正体现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精神。
“这里还有为数不少的农业、机务、畜牧、兽医、园艺、水利、电气、机械各方面的技术员,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中专毕业的,有大专毕业的,也有工农出身的,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尽管有些不同,但是党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投到工人阶级的熔炉中去,已经锻炼成为一支能文能武、提得起、放得下的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了。”
在黄泛区农场,白危深入体验生活十年,和工人们朝夕相处,甘苦与共,终 于写出了《垦荒曲》这部上下两册共75章约55万字的作品。本书主要歌颂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表现了国营农场的优越性和示范作用。通过对建场过程的描叙,作品展示了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及农场内外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其中着力描写的是不畏任何艰难,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共产党员、机耕队队长赵辛田的形象。
《垦荒曲》1963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12万册,次年7月再版,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精品力作,《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当时对此书都作了推介,称其“朴实流畅的文笔中透露出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情感和浓郁的泥土气息”。
粉碎“四人帮”后,白危又重返黄泛区农场,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多,计划以黄泛区农场为背景,再创作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后国营农场发展变化的长篇小说。遗憾的是1984年10月,白危在浙江宁波地区访问途中,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73岁,最终没能实现他的愿望。
壮志末酬身先去,长使后人泪满襟。黄泛区人深深怀念着白危这位“身入”基层、“心入”人民的优秀作家,期待作家们能像白危那样到黄泛区深入生活,创作出像《垦荒曲》那样反映黄泛区现实生活的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学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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