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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日子连载(七)

疫情中的日子连载(七)

读 书

疫情中的日子过得太无聊了,在单位,上班自不必说,下班之后,除了吃饭,就是窝在床上玩手机。那姿势,与旧社会的大烟鬼别无二致,仅仅是将烟枪换成手机罢了。间或坐起来抽根烟,倒下接着玩。实在没意思,就等老婆下班,跟她视频,说几句,没话,挂了。一会儿又想起什么事,再视频,接通了又忘了说什么,又挂了。想写点东西,偏又心浮气躁,静不下心来,一点动笔的心思都没有。我把这归咎于今年的暖冬。

出去闲转更不可能,周边到处封村封路,连家在附近的劳务工都不准回家,集中住在单位的宿舍。有一位劳务工认不清形势,家中有事,没有请假,擅自外出,回来后立即隔离,还要通报批评,外加扣钱。偏偏单位没有单间供他隔离,只好隔离在大会议室中,睡在大桌子上。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半个月,一天正闲着抽烟,“人闲了抽烟,驴闲了抡鞭”嘛,忽然一个念头闪过:如此无聊的日子,不如找点书看。这样一想,豁然开朗。当大家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不爱读书,只知道玩手机时,其实仔细用心观察一下,周围的年轻同事爱读纸质书的还不少。我们的工长李长明深研《鬼谷子》多年,活学活用,将其中的战略谋略应用于工区管理,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成功,树立了传统经典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以通天彻地、纵横捭阖的大格局管理十来个人的工区,自然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工电联合工区的工长马晓兵仰慕民国女神张爱玲,有阵子在看《张爱玲传》。他手头也有几本书。还有线路车间的副主任李龙亮,几乎就是个“书虫”。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洛川东站职工公寓的招待所,就见他捧着一本莫言的《生死疲劳》在读。他原是技术科的,调到我们车间担任副主任。我曾与他交流过读书的心得,他很认同。我说:“不要把读书看得那么神圣高尚,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人生态度。”“读书与他人无关,与周遭的环境无关,甚至与学习无关,仅仅是为了丰满自己的内心罢了。”都得到他的认同。

至于我自己,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和工作环境的缘故,读书的范围很窄,视野局限,多以国内经典作品为主。国外的极少涉猎,总觉得隔了一层。比如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如此著名的作品,我至今未读过。国内的也多以文学艺术类为主,像《鬼谷子》、《商君书》、《冰鉴》谋略治国识人之类的,从未想过要读。自从人到中年之后,眼睛老花,便很少读书了。现在又想看书了,偏偏手头没有,没关系,找小年轻借去,“书非借不能读”嘛。去年下半年,花了九百多买了一套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一套二十二本,就那么摆到书柜里装门面,至今只读过两本,被我儿子奚落了一通。

于是,在二月初至三月底这段“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日子里,我分别从李长明处借阅了一套汪曾祺的文集。那一套书四本,其中三本未开封;从马晓兵处借阅了一本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和一本由杨能武翻译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所著的《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以及从李龙亮处借阅了一本去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李洱的《应物兄》。总算让自己疫情中灰暗无聊的日子变得舒畅点。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语言平实、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如话家常,内容多是花呀、草呀、树呀、美事呀,以及在西南联大的轶人轶事,读之使人心静,最适合在疫情中的日子中读。其中一篇小说《受戒》,那是汪曾祺先生的名作,我在高中时就读过。奇了怪了,可能是当年读书犹如小和尚念经,在我的印象中,总以为是刘绍棠的作品。这次正本清源,算是搞清楚了,也是本次读书的收获之一。巧的是,就在我读这套书期间,我加的一个电影群隔三岔五吵架。不是争论,是吵架。最激烈的一次,一位男群友与一位女群友互爆粗口,并问候了对方的家人。这就太过分了!按说这个群的朋友素质都挺高,平时除了聊电影,也谈论些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话题。有些问题的讨论已接近理论与学术的高度。偶有争论,也是观点之争,仅限于问题本身。从未像这段时间这样,动辄吵个一塌糊涂,而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令人失望。终于在这次,以群主将二位踢出群而结束。我真为他们感到惋惜和不值。当然了,我依旧将其归咎于今年的暖冬,干旱少雪,使人心浮气躁。于是我现学现卖,把这些书拍张照片发到群里,说这些书使人心静,劝大家有空找来看一看。群主立即又推荐了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散文,说这些人的作品都可以使人心静。

李洱的《应物兄》读起来太费神。这本上下两册八十余万字的书,我整整读了半个月。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提出过“作家学者化”的倡议。当时就有人质疑,认为这样的话,文学作品是否应该“论文化”。《应物兄》就有这方面的倾向。读这本书,如果没点国学底子,读起来确实费神。李龙亮告诉我,他读了一百多页就读不下去了。这本书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被誉为当代的《儒林外史》,绝非浪得虚名,但是,缺陷也很明显。首先,作者有卖弄之嫌,堆砌过多,书中大量引用了儒家经典中的内容。包括上至省长学者,下至商人、学医的学生,张口闭口都是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的原话,并且加以引申,冲淡了各自角色的个性特点,接近于作者自话自说。其次呢,书中人物的“心理逻辑”交代不清,致使许多情节显得突兀,不顺畅;大量素材堆积,疏于连缀贯通,显得生硬。尽管如此,这本书依然是一本颇值一读的好书。书中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多说一套做一套,讲的是仁义礼智信的话,做的是鸡鸣狗盗的事。荒诞中自有其合理的成分。另,作者虽然国学功底深厚,足以比肩金庸,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给书中人物起名字差强人意。书中的一位副省长叫栾廷玉,那是《水浒》中一位人物的名字;书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考古学教授叫姚鼐,书中交代其为闻一多的弟子,现实中,姚鼐为清代“桐城派”著名散文家;书中一位研究生物学的教授叫华学明,据我所知,中国有一位与聂卫平同时代的女棋手,就叫华学明。

太宰治的书之前从未读过,甚至太宰治这位作家还是因为这本《人间失格》才第一次知道。在这次读到的书中,这一本最能打动我。记得多年前读柴静《看见》,柴静小时候似乎很怕与人打招呼,远远看到对面有人过来,就躲到墙后面。不知道她现在在这方面是否有所改善。太宰治最后是坚定地自杀死掉了。他自杀过好几次,最后一次当然是成功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旁人用不着说三道四,或感慨、或惋惜。只要他的书还在,还有人读,他就还活着。

由于视野所限,以及个人的偏好,我极少读外国名著。当然前苏联的一些作品还是读过几本,诸如《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次在疫情中出不去,同事手头的书有限,也没什么可挑的,有什么读什么罢,总比刷手机强。黑塞的这本《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并非以情节见长,更像是思想论述。书中两位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特质:理性与感性、宗教与世俗、思想与艺术、顺从与反叛、永恒与无常、克制与放纵、冷静与炽烈,甚至生与死,都可以集合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生而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死的意义又何在?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去思考。这本书翻译成汉字,我依然能够读出诗般的美感。只是我隐隐觉得这本翻译成汉字的书,有一丝中国某地方言的味道。

就是这几本书,伴我度过二三月间疫情最严重的日子。如果单独为这些书写书评或者读后感,每一篇都会在千字以上甚至更长。但这不是本文的目的。我想表达的,是我以自己的方式从容面对当时看不到头的汹汹疫情,让原本灰暗无聊的日子多了一份暖色。这是我在疫情的日子中的收获。当然啦,我有收获,别人也没闲着。这两个月,我老婆蒸馍的水平大为提高。她也十分得意,拍了照片发过来让我看,这让我产生了一旦疫情结束,让她上街卖蒸馍的打算。只是在疫情中封城封路封小区的日子里,全国人民的厨艺都在提高,蒸馍更是不在话下。真要到了疫情结束的那一天,我估计纯手工馍也不大受欢迎,因为家家都会蒸了。悲催的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吃上我老婆手艺提高之后的蒸馍呢。据说很“暄腾”。

这正是:
应对疫情良策多,好书昏眼两不合。
但有贤哲能相伴,笑看瘟魔奈我何。

结语:“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摘自汪曾祺先生随笔《跑警报》)。以上文字摘自汪曾祺先生的《跑警报》,作为《“新冠”疫情中的日子》系列文字的结语。汪先生的《跑警报》讲的是在抗战时期他在昆明西南联大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的事,那是人祸。今年的“新冠”疫情则是天灾。当然我们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在初期有关部门也有许多应对不当的成分。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这天灾人祸有多严重,生活还要继续,我们还要从容面对,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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