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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民国梦?

朱科 书评之乱

对于人民共和国来说,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国号,已经在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句“站起来”之后,成为了历史词汇。是的,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民国的首都南京,现在只是江苏省的省会。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被五星红旗取代,文绉绉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被弥漫着火药味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打败。民国的国家元首叫“总统”,共和国的元首称“主席”。民国通行的规范汉字正体字,现在更多情况下只被当作艺术字体。

可是,人们又难以否认,“民国”真的是无处不在。它出现在历史课本里,活跃在影视作品中,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赴台观光游客的手机、相机里。在与共和国同步的时空中,在仅有3万6千平方公里的海岛上,正有2300万人演绎着另一种风味的“民国情调”。有人还会说,今天的人们离“民国”太近了,随便在广场上找一位跳舞健身的爷爷奶奶,一问,几乎都是“民国”生人。

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民国其实已经成为了一面镜子。当某地政府的办公大楼富丽堂皇,而小学校舍却破烂不堪时,人们就会引用当年四川军阀刘文辉的语录:“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当钱学森问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时,没有几个人不会联想到,现在我们还能叫得出的“大师”、诺奖的华人得主,都是在民国接受的教育,或者在民国就已经扬名立万。

即便是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也并非是新鲜事物。早在82年前的1932年,民国廿一年,上海《东方杂志》就策划了一次征求“中国梦”的活动。征求的问题有两个,“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结果,包括林语堂胡适周作人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和各阶层民众共140多人,说出了自己的“中国梦、我的梦”。这140多人的“中国梦、我的梦”的重新结集,便成了《1933,聆听民国》一书。

正如此项活动的记者吴景崧在“读后感”中所说,“应征者以中等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为多,约占了全数的90%。自由职业者中间尤以大学教授、编辑员、著作家及新闻记者、教育家为最多”“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现实对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现在官方鼓噪的“中国梦”何尝不是此等情况?

即便是许多“富于憧憬与幻想”的知识分子,似乎也对“做梦”没有好感。林语堂说:“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上写实主义之路……记得《笨拙》说过,不满二十之青年而不是社会主义者,都是低能,年满二十岁而仍是社会主义者,便是白痴。所以我现在梦越做越少而越短了。这是我做梦的经过。”

“文抄公”周作人则对“做梦”展露了讥讽的功力,他引用自己在《看云集》里的话:“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或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俞平伯,则直截了当地说:“对不起,‘和梦也新来不做’。假如定要做的,恐怕也是妖梦吧”。

一些知识分子,则直接将自己的信仰、对现实的不满,融入了“中国梦”中。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的“中国梦”是“无阶段专政的共产社会”。山东正谊中学教员徐伯璞在1932年就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中国翻身自强之时……以三民主义为原则的大同世界,便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了”。作家傅东华则“梦见”侵占东三省的日本,“发生大地震……一会儿就要整个沉下去了”。时年94岁的教育家马相伯,则像为未来中国立宪一样,称“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不但本部,世人周知;即高丽、台湾、安南、缅甸,暨四境旧属各地,皆可加入州联,组织一大中国”。

《1933,聆听民国》里的“中国梦”,更像是一个个青春段子,是当时人们对时局、对未来、对国家畅想,不管是灰心冷意还是充满希望,皆是真情实意。左中右不同的立场和意见,都能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开发表,供世人讨论、检验。鲁迅看到《东方杂志》“中国梦”的征集后,在《听说梦》一文里意有所指:“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说梦,就难免说谎”。民国的鲁迅可以大大方方地“意有所指”,现在的我们却只能大大方方地引用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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