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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象征主义文学 - 《俄罗斯现代文学史》

二 俄国象征主义文学
俄国象征主义是白银时代最先出现的文学新思潮,也是最有成就和影响的文学新流派。象征派拥有明确的哲学思想基础,建构了较为严整的美学体系,在诗歌、小说和理论批评诸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成果,造就了包括勃洛克和安德烈•别雷在内的一批优秀诗人和作家。象征主义文学在整个白银时代的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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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象征主义运动是在俄罗斯诗歌逐渐衰微的情势下开始出现的。它似乎要作为一种抗衡和挽救的力量,努力把新鲜的话语带入诗歌中,恢复诗的活跃的力量,复兴俄国诗坛。在象征主义的艺术见解和创作倾向中,还包含着对实证主义批评、社会学批评的一种反拨。象征主义者不承认文学作品具有直接的社会意义与价值,他们要通过艺术创造,特别是诗歌创作来建立、倡导一种文明,促进入的精神完善。
俄国象征主义的产生与西方哲学、美学思潮不无联系。1870年代便开始出现的西欧象征主义流派,特别是以魏尔伦兰波马拉美为代表的法国象征派诗歌,对俄国象征派有过明显的影响。法国象征主义的先驱波德莱尔的著名诗作《恶之花》等,成为梅列日科夫斯基、巴尔蒙特、勃留索夫、艾利斯等俄国象征派诗人争相翻译和诵读的对象。美国作家爱伦•坡、德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的艺术风格,英国作家王尔德、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及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象征化手法与语言,也为俄国象征主义作家所推崇和仿效。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著作中所蕴含的对生命本体的意义,对人的精神意志的作用,对艺术的起源与本质的看法,更为俄国象征派所摄取。
然而,俄国象征派又断然否认自己只是西欧象征派的变种。他们认为,自己的根子在以普希金为先导的19世纪俄国诗歌中,在丘特切夫、费特、福方诺夫等诗人的作品中。他们承认,作为一种艺术方法的象征主义,在欧洲各国文学中早已有之,19世纪的法国诗人又造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象征主义运动,但这一切只是给他们以启示,激发了他们的诗歌创造热情;只有本民族的经典作家才真正提供给他们主要的东西。普希金的诗神与宗教世界的和谐、融合,诗人关于历史与人的痛苦的沉思;莱蒙托夫诗歌中的“恶魔”主题;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灵魂的双重性和个性痛苦之根源的揭示,几乎已框定了象征派艺术探索的大致范畴。丘特切夫和费特对“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之神秘关系的叩问,对理智、信仰、记忆、直觉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复杂联系的探测,以及他们试图触及“一切秘密的秘密”、“至高无上的事物”的努力,更使得象征派的美学原则明朗化。正是上述俄罗斯诗人和作家为象征主义文学打下了厚实的根基。
哲学家和诗人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53—1900)是俄国象征主义的先驱。他接受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关于存在着“两个世界”的学说,即认为现实世界、此岸世界和“理念”世界、彼岸世界共存,而且后者是更为高尚的、完善的、永恒的;尘世的现实只是彼岸世界的一种反映,一种被歪曲的类似物。索洛维约夫在他的宗教哲学散文和诗歌中,呼吁人们摆脱世俗的羁绊,接近永恒的彼岸世界。这种“两个世界说”为象征主义者,特别是20世纪初出现的“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所认同,后者甚至被称为“索洛维约夫分子”。象征主义者把诗人想象为生活秘密的发现者与创造者,有接近彼岸世界的能力,有领悟彼岸世界并在艺术中加以表现的力量,而艺术中的“象征”正是这种“接近”与“领悟”的方法和手段。
索洛维约夫哲学体系中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所谓的“万物统一”的思想:整体和部分、一般和个别、内部和外部、精神和物质的统一。达到这种统一便实现了“完善”。但噩梦般混乱的现实世界却阻碍着人们实现自己的理想,人世间的“兽性”时而占据上风。索洛维约夫认为,要拯救人类,达到复兴,就必须实现和“世界的灵魂”相融合,这“灵魂”就是把尘世的生活和神灵的世界,把美与爱联系起来的以“永恒的温柔”为特点的女性气质。艺术创作在人类接近这一高度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是“神灵世界的类似物”,排除了理念与感情、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索洛维约夫从他的“新基督教思想”出发提出的艺术拯救人类的观点,也为大部分象征主义者所接受。
索洛维约夫不仅是象征主义的理论先驱,而且在俄国诗歌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从理论上看,他关于艺术的先知使命、“世界的灵魂”、“永恒的温柔”——“永恒的女性气质”、“两个世界说”、“万物统一”的思想和“东西方融合”的思想,对象征派诗人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同时也推动了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诗歌观念的更新。从诗歌创作上看,他终生讴歌与赞美的即是体现“永恒的温柔”之特点的女性。与诗人自己对C.M.玛尔蒂诺娃的倾心和爱慕相联系的抒情诗章《玛尔蒂诺娃组诗》(1892—1894),便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诗人坦然地表露了自己对这位“美丽温柔的女郎”的爱意:“我喜欢你那无边无际的目光,/还有忧愁思考的严峻的阴影。”诗人相信:“这圣洁的美女脚旁,/是一处理想的休憩地方。”[1]在长诗《三次相见》(1898)中,诗人描述了自己在幻想之中与理念中的永恒温柔的女性形象分别于莫斯科、伦敦和埃及的三次会见。索洛维约夫的抒情诗继承丘特切夫和费特的传统而有所发展,显示出浓烈的自由色彩,大量运用象征和隐喻,开启了以象征派为先导的白银时代新诗运动。
俄国象征主义者把索洛维约夫尊为精神导师,以他的思想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首先,他们强调艺术的宗教底蕴。20世纪初俄罗斯存在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深刻的精神危机,日益明显的全球性的动荡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对历史大变动的预感,使象征主义者期待着、渴求着某种可以“医治”、改铸、复兴全人类的东西。他们根据索洛维约夫的学说,认为只有通过艺术与宗教的结合才可以实现这种改铸与复兴。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说的艺术的三要素之一“神秘的内容”,就是指他的“新宗教意识”——一种旨在融合古希腊罗马多神教和基督教,独立于《旧约》和《新约》的“第三约言”理论。别雷则认为,“艺术的意义仅仅是宗教的”[2]。他强调象征主义艺术具有创造、改铸精神的作用,把它看成一种“精神革命”,一种对人类的拯救。象征派作家和诗人一般都倾向于对生活现象作出一种神秘主义的领会和理解,从中创造出独特的、非实指意义的形象。
其次,象征主义者坚信艺术具有改造尘世生活的伟大作用,赋予艺术以“创造生命”、“建设生活”的重要意义。别尔嘉耶夫在《创作的意义》一书中对艺术的实质、意义与作用所作的阐述,集中反映了象征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一派作家普遍认为,艺术就其实质而言是高于生活的。勃留索夫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比艺术创作更为广阔、更为包罗万象,它是一扇通向永恒的微开之门。他指出:“艺术也许是一种支配着人类的最伟大的力量。”[3]维•伊万诺夫则强调,艺术归根结底不是创造偶像,而是创造生命。致力于拆除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壁障,经由艺术活动创造性地改铸自我的个体生命,是象征派诗人和作家的共同目标。在他们的心目中,音乐是最高的艺术。这一观点显然来自尼采。后者认为:音乐发自“世界的心脏”,发自“真正的现实”,也即最高的、理想的世界。象征主义者认为诗歌具有和音乐相同的品格与效用,而诗人则是超越于世俗生活之上的预言家与缔造者——他们构筑自己的独特世界。
“象征”在象征主义者那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艺术中的象征是带有寓意性的形象,有其实在的、“物”的丰满性,还有其无限宽泛的多义性。象征是“另一现实的表现”(维•伊万诺夫语),另一种为人所不知的音响的回声。在“象征”中涵纳着深刻的意义,它本身即被这种意义所照亮。安年斯基指出,象征派诗歌的基本语言是一种并非所有人都运用的、足够高雅的、流畅的暗示性语言,“在这里既不能搞清楚所有你猜测到的东西,也不能够解释所有你领悟到或敏锐地感觉到,但又在语言中找不到适当概念的东西”[4]。在象征派的诗歌中,从索洛维约夫的诗作开始,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被赋予神秘意义的象征性词汇、符号性词汇。
象征主义的艺术信条并没有使象征派诗人和作家千人一面。每一位象征主义者都显示出自己的鲜明个性。巴尔蒙特以其音乐般悦耳的诗歌首先为象征派艺术在俄罗斯赢得了光荣。同象征派和后来的阿克梅派都有密切联系的安年斯基,具有对人的细微心理变化的敏锐洞察力,在个人气质上更像一位文学教师。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宗教方面的学识与热情往往胜过了他的艺术想象力。勃留索夫在同人中最接近“此岸”,最远离神秘主义,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索洛古勃以阴郁、冷硬著称,是一位谱写悲怆旋律的大师。才识过人的别雷以其在诗歌、小说、散文、文学批评和美学方面的丰富实绩,成为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维•伊万诺夫通晓古希腊文化,理论功底深厚,又被称为“人的灵魂的捕捉者”。勃洛克成功地把对祖国、对民族的歌哭,凝练在呈露自己精神历程的诗行中。这些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诗人和作家,共同装点着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百花园。
如果说,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开始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那么,只是进入20世纪,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象征主义,才显示出了完整的轮廓。1900年,两本成熟的诗集——巴尔蒙特的《燃烧的大厦》和勃留索夫的《第三守备队》同时问世,象征派在俄罗斯诗坛清晰地呈露出自己的独特面貌。梅列日科夫斯基和索洛古勃的象征主义小说也在两个世纪之交陆续问世。这时的俄国象征主义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诗学体系、理论批评、基本队伍与创作实绩。一般把上述四位作家以及明斯基、济•吉皮乌斯、亚•米•杜勃罗留波夫、伊•伊•柯涅夫斯科依(1877—1901)、尤•卡•巴尔特鲁沙伊蒂斯(1873—1944)等人称为“老一代”象征主义者,而把维•伊万诺夫、别雷、勃洛克、谢•索洛维约夫等人称为“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他们所掀起的象征主义运动分别被称为“第一浪潮”和“第二浪潮”。也有的文学史著作将“老一代”象征主义者划分为两个群落,即以明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济•吉皮乌斯为代表的第一群落;以勃留索夫和巴尔蒙特为首的第二群落。这样,整个俄国象征主义运动就被分成三个群落。本书原则上采用第一说,即认为俄国象征主义者有两代之分。这一分野是在1910年明朗化的。这一年3月,维•伊万诺夫先是在莫斯科,后又在彼得堡,在“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作题为《象征主义的遗训》的报告。他认为象征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发挥其法术般的驱逐鬼神的作用,“改造生活”,“建设生活”。勃洛克和别雷支持维•伊万诺夫的见解。在别雷看来,象征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它变革生活,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勃留索夫与他们展开论战,强调象征主义永远属于艺术的范畴,它是一种艺术表现方法,也是一个文学流派。只是在这场论争中,勃留索夫等人才开始被称为“老一代”象征主义者。这一争论也是俄国象征主义运动出现危机的表征。但是,两代象征主义作家的创作活动并未就此停止。1910年代曾经出现过象征主义文学的再度繁荣。直到1917年以后,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一种文学运动的象征主义才走向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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