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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19世纪的法国散文 - 《西方文学史:文学的故事》

第三十八章 19世纪的法国散文
法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期,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精神指导上,都与英国文学史的浪漫主义复兴相呼应,二者都与法国大革命中滋生出的思想紧密相连。这场运动在英国,除了遭到勃兰兑斯等少数人的反对之外,事实上,远比法国的运动更为强烈;而且发端更早,影响也更为深远,因为在英国远比在法国有着更多有文学天赋和修养的人。时代(通常以1800年作为其运动发展的分水岭)激发了英国人的思想,并且英国的诗人也在那里做出了响应。而法国人的思想则要消沉的多,在法国,直至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了能与斯格特、拜伦相媲美的作家,就更不用说像济慈、雪莱这样的大文豪了,直到他们去世,法国人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法国人的思想自18世纪诞生了像伏尔泰那样清晰尖锐的睿智大家之后,作为一种文学的影响力已经消失殆尽,尽管伏尔泰本人的个人声誉仍然延续着。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卢梭创立的感伤浪漫主义和夏布多利昂的宗教情感和智者感言。后者所著的,出版于该世纪伊始的《基督教精神》一书,曾经是当时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新书。它是一本捍卫或是赞美基督教的书,但却不是主要从神学上的引经据典,尽管其中也不乏那样的言论。但是太多都是从色彩、美学以及象征主义的角度加以论证。其中,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蹩脚的传教,而即便是最佳之处也是在混淆是非,因而成为了教堂的代言纲领。其中的一章,也就是雷内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渴望成功、一直在探索但却很容易感伤的年轻人的传奇故事,当时这种故事在欧洲所有的小说及诗歌界简直风靡一时。雪莱的《阿拉斯特》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也都是表达同样观点的小说,尽管没有直接借来用,但所表达的观点都是带有同时代气息的。卡莱尔对此曾用一句话一针见血的指出:“年轻人,不要再耽于思索什么了,还是赶紧去工作吧!”
在我们今天的小说,依旧可以看到那些忧郁不满的男孩子,但是我们更愿意把他们送到一种叫心理分析学家的医生那里去医治,他们可能对待此类问题比夏布多利昂更有智慧。“一切事物总是存在的。”他笔记上记录下的多愁善感对于英国的读者而言,就像对于100年前的法国读者那样,都无法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于英国人而言,传奇故事自两个世纪以前,就因为一个易于伤感、怀疑一切、名叫哈姆雷特的小男孩让人耳熟能详了。在此后的17世纪的英国小说中,尽管当时文学界有些杂草,但还是长满了像菲尔丁和斯莫莱特那样正直、坚强、芬芳的花朵的。夏布多利昂曾在英国住过几年,他的晚年也翻译了《失乐园》等英国作家的作品。同时,他的许多作品也被译成了英文。但是,由于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也可能不是什么好的原因,他在英国并没能拥有很多读者。对近代法国人而言,他的花言巧语可能让人不快,但是他们仍然承认他是在法国散文诗领域转型时期的文学大师,尽管他也像他同时代上了断头台的法国人一样,在文学舞台上已经大势已去。
随着小说的羽翼越来越丰满,其影响力也变得越来越大。就在19世纪伊始的时候——不管是稍微早几年还是稍微晚几年,这一点并不重要——诞生了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亚历山大•仲马(大仲马),乔治•桑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和圣柏莆这样的评论家和散文家。巴尔扎克,作为当时法国最多产、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尽管当他写下许多故事之后才意识到这点,并对外宣称他要竭尽毕生的精力编纂一本勾画人生百态的宏伟巨作,而这样一本包含他所有小说在内的作品集名为《人间喜剧》。他没有完成他的心愿,因为他在5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人间喜剧》却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因此,不管是在巴尔扎克之前还是之后的任何一个小说家,都无法像他那样享誉全球。他的书吸引了成千上万讲各种不同语言的读者——因为他的书大部分都被翻译成了欧洲各国的语言,而这些不同的读者,不管他们当地风土人情如何,也不管将他视为敌人还是朋友,都深深地认可了他的天赋。巴尔扎克研究各色各样的巴黎市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为在他的生命中,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办公桌上度过的;并且,他本人也曾陷入一些足以耗尽一个普通人精力的商业风波之中。他是如何利用时间,来获得对社会各个阶层的第一手资料的呢?答案是:他拥有小说家那种超然的天赋和洞察力。他需要去观察,但只是为了理解、剖析人物和场景,使之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那样,他就可以给人物付之以详实的细节——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详实的细节。
他的洞察力来自于他的大智慧,也来自于他的坦诚和勇气。在这方面,他就像他所敬仰的斯格特那样,不得不通过写作来解决他生意上遇到的麻烦;但是他从来没有懈怠过作为作家的职责。他辛苦劳作,有时候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一遍一遍修改、润饰、完善他的作品。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因而才诞生了在文学史上万古流芳的长篇巨著。
巴尔扎克的作品总是以现实为基调,几乎在它开始之前就有一篇理论上的说教,而且会一直如此,甚至更加琐碎,这是种处于传奇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文学形式。把他们的作品归于哪种流派,往往是评论家们和小说家们的一种学术探讨。因为,在法国人所讲的精确的语言当中,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不管它的内容还是处理方式如何,都会被称为是一本传奇小说。而这种称谓会不会因此被人们所认可,或是因为这位仅仅把观察到的生活作为其传奇式心灵历险,而不愿花精力还事实以真相的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的实践,而不被人们所认可呢?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写实主义与荒诞的幻想并不矛盾。读者可能会把它看成一种矛盾,但是巴尔扎克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那无边无际的同情心。在《欧也妮•葛朗台》一书中,他描绘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简朴的乡村女孩。在他另外的一些书中,他则从另一个角度分别描绘了女人“光艳照人的开怀和悲痛欲绝的失落”。他是第一个把纯粹的生意和金钱引入传奇世界中的作家。在他的《塞沙•皮罗兴衰记》一书中,他借用了自己在商场摸爬滚打的不幸经历。在他很多、应该说是绝大多数的小说中,像《邦斯舅舅》、《贝姨》、《高老头》,都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揭露了人们贪婪、虚荣和自私的本性。巴尔扎克不是一个任何爱抚感伤意义上的热爱生活的人,他对生活的看法,在很多年轻姑娘们看来,往往是牵强附会、难以接受的。他对年轻小伙子的态度同样很严厉;他在梅瑞迪斯开始写作之前,就无数次的勾画了那些“自私自利自大的人”了。他把感情生活远远引出了那些开开心心聆听婚礼钟声的夫妇之外的境界。婚姻只不过是人们一直生活下去,一直生活到年老的过程中的一个章节而已——巴尔扎克书中的那些老人,不管是有妄想症的,还是令人浑身不舒服的,或是悲天悯人的,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
这位洞察男女内心的大师,对故事的场景和发生的地点也很有感觉,尽管受某种文学规则的制约,他的作品在形式上不能被称为诗歌,但在《塞拉法塔》这样的作品中,他的造诣已经达到接近诗歌的水平了,而这也正是通向斯韦登勃格神秘主义的一项试验。他是一位真正的巨人,或是一尊巨石像,因为后来者都从他身上发掘石头来构建类似的、只是更小规模的建筑。
巴尔扎克的朋友维克多•雨果也是一位文坛巨匠,他的生命几乎横跨了整个19世纪,有近50年的时间都占据法国文坛的主要地位。他是一位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同时还是一位政坛批评家。
投身政坛使他被流放了20年,但是也因此增加了他的知名度,以至于当他返回故国的时候,被人们夹道欢迎,使得法国一些不为人知的批评家对他的声望多有微词。
对于英国和法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而言,他是最为大家所了解和认识的,当然也是被拜读最多的一位。他的很多散文体小说,像《巴黎圣母院》(在英语里一般被称为《巴黎圣母院里的驼子》)、《海上劳工》和《悲惨世界》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这些作品感情夸张,有些情节甚至让人感到狂热的兴奋和刺激。当看到吉列同章鱼搏斗或是驼背敲钟人苦苦哀求他的敌人,让他有机会抓住教堂的排水管而保住小命,结果却不幸跌落而死的那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时,又有谁不浑身颤抖呢?但是雨果的情节剧,就像莎士比亚的一样。事实上,在所有优秀的情节剧当中,都藏有深刻的思想和感情,通过令人感动的情节而达到诠释其思想,并让人们难以忘怀的效果。像狄更斯(注:查尔斯•狄更斯是英国19世纪著名现实主义文学家)一样,雨果也会使用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场面,来向我们揭示某种社会的本质,虽然这些东西本身看上去可能是枯燥无味的。
当然,所有其他拥有戏剧性想象力的人或是作家都会自然而然地被这些场景深深吸引。在《悲惨世界》一书中,雨果用五、六本看起来结构松散的小说和更多的描述来讲述主人公冉阿让的事迹。书中囊括了一本小说所不能容纳的东西,而它的名称甚至无法翻译成英文,因为它不仅仅意味着“悲伤”和“可怜”,也不仅仅是“悲惨”,或是“不幸”,它包括上述一切的含义甚至意义更为深远。可能在法文中,正是雨果赋予了这一词汇如此丰富的含义。他所要表达的含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一个毫无温饱、毫无公民权利的社会。如果雨果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作家,那么这部作品就是一种特别的社会呼吁和一些令人疲倦的琐碎之事了。斯温伯恩曾一时兴起这样来评述《悲惨世界》一书,把它称为“一部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史诗和戏剧体小说”。我们没有必要对此作深入研究,但是仍然可以参考史蒂芬逊比较冷静的对雨果散文体传奇故事的评价,认为它们“可以让任何作家因此名利双收,但是它们只不过是维克多•雨果向我们展示他的天才的纪念碑的一面而已。”其他的几面,在他的诗歌和戏剧中,我们在下一章节里将会讲到。
亚历山大•仲马(大仲马)在100年的时间里,除了斯格特以外,很可能是给读者带来快乐最多的作家了。在弱肉强食、并带有一定历史色彩的骑士传奇故事中,不管是虚构还是真实,都同样栩栩如生,他是一个无人能及的大师。但是,如果大仲马缺乏艺术家的修养的话,他的那些故事很可能会沦落为街头一角钱就随处可买的流行书;它们可能会取悦大众,但是它们不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任何痕迹;虽然它们也可以留住那些热衷于阴谋和历险而非小说本身的读者的视线。
但是,大仲马毕竟是一位艺术家,他不仅仅勾勒了一些扣人心弦的情节,他所创作出来的人物也是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可以穿着靴子大摇大摆的行走,也可以发出富有生命力的声音。他的思维从不缺乏活泼和跳跃,尽管他写作的速度与斯格特、巴尔扎克和特洛普(注:特洛普乃19世纪英国小说家)相比慢了许多,文笔也更具有随意性。他有很多合作者,甚至被指控经营了一家小说加工厂。当然,他本人才是他的大脑和心脏以及能量的来源。令人惊讶的是,在他无数的传奇故事之中(就更不用提戏剧、历史、以及回忆录),居然有那么多同类中的经典之作。其中至少有两本书——《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已经成为了英国男性读者孩童时期的必读之作;甚至都记不起我们是什么时候知道它们的了,我们从不会对波尔特斯、亚特斯、和亚拉米(注:《三个火枪手》中的三位男主人公)失去兴趣,他们已经成为了永远活在我们心目中的三位英雄。如果在永恒的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以与他们媲美的话,那就是能够让人记忆更深的达尔塔南了(注:达尔塔南是《基督山伯爵》一书中的男主人公)。但是,随着我们的长大,我们确实也意识到大仲马其实是一个聪明的纺纱匠,在《克莱文斯的奥立浦》以及他所著的其他书中,都可以看出他精心选材、严密构思、锤炼再三的痕迹。但是,大仲马写作匆忙,大手大脚、颇具商业性质,作品往往具有戏剧性。他(和他所处的环境)没有为自己提供足够的时间思考。很大程度上,这些作品依赖于他的多产性和他的天赋来做临时的准备。但是,在他迅速点燃读者激情的火花的时候,作品的娱乐性也就因此而变得更富,更有生活气息和大智慧了。
大仲马把他的传奇故事定位在户外的历险中或是年代久远的历史时期。而乔治•桑,这位法国小说界最伟大的女人,或者说是法国女人中最伟大的小说家,则把她的传奇故事定位于发生在她自己身上或是她心中的所思所想,或是她深爱的法国乡村和农民的事件当中。不管小说中的场景在哪儿,情节如何,她都能烘托出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正直、责任、和爱情的自由。在她用各种形式发挥她的主题的时候,她简直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她所取的男性的名字,虽然没有同时代另一位与她齐名的英国女作家所取的名字意味深长,但她却总是被拿来与跟她没有丝毫相似性的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进行比较(注:乔治•艾略特是英国19世纪活跃在英国文坛上的女性小说家)。如果说她们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她们对平凡生活的钟爱,她们对世界上所存在的暴行的反抗,以及可以清晰诚恳地表达她们思想的能力。
乔治•桑最好的作品,是描写那些乡村生活的、被她称为迷人的田园诗或者牧歌的小说,其代表作有《小法德特》、《孤儿弗朗沙》以及《魔沼》。
这一时代最伟大的批评家,可能也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批评家圣柏莆,是这些传奇小说家、诗人暂时的朋友或是敌人;当然在长期看来,绝对是那些最好的作家的朋友。但是尽管如此,他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法国。文学批评是一种并不直接脱离对文人的兴趣的写作形式,很少有批评家能够在国际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们的的确确可以说,批评家除了在自己国家有知名度以外,在其他国家可能都不为人所知。圣柏莆对马修•亚诺德(注:马修•亚诺德为19世纪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其他英国批评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欧洲每一位文学批评家都在他那里上过一课。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详细清晰地把法国文学介绍给了法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只是世界上很多人是不读文学批评的。圣柏莆的很多散文被翻译成了英文,但是,对于那些不懂法文的人来说,他还是像一本密封的书一样无法染指。而对那些能够读懂法文的人来说,他不仅仅是一本展开的书,而且是一把能帮你打开在他之前,所有的法国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他经常评论错误的一些当代作家,比如,巴尔扎克)的钥匙。一般而言,他总是能够带着一种批评家的睿智和挑剔的眼光立刻做出评论。
在圣柏莆之后,有文化的法国人再没有任何借口说不懂自己国家的文学了。而那些在法国文学中摸爬滚打寻求佳作的外国人,也可以在圣柏莆的引领下做的更好了。
尽管法国人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文学形式,但是,他们思维中的理性和批评性的一面,也可能是他们最明显的一面,还需要在爱尔那斯特•芮农和泰纳的作品中才可以得到诠释。芮农最有名的作品是《耶酥的一生》,其中,表现了他的一种既怀疑又虔诚的态度。像所有宗教题材的书一样,它的出现也引起了一场纷争;基督教徒不喜欢它,而异教徒却对它大加褒奖,这也是芮农没有想到的;随后,因为芮农否认了自己对文学的兴趣,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对他而言,他是一个探求真理的人,一个不拘泥于形式的历史学家。但是,文学却丝毫没有记恨它的敌对者,而是公正的认为,《耶酥的一生》一书可能称不上是对历史的科学分析和论证,但不可否认它是一部艺术佳品。很明显,它对《新约》进行了重新建构,还添加了一些作者想象的色彩,因为此书很多部分都是在圣经故事的发生地——叙利亚写的。他一心想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批评家、哲学家和东方学者,同时,他还是一位文学艺术家。人们往往可以自欺欺人地写出认为比他们更好的作品;而文学,这一位不可预测的女神也自然乐意接受它们。
泰纳像芮农一样,宁愿以科学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自居也不愿意被说成是一位文人。在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精神已经占据了思想的各个角落,而“科学”一词所代表的意思或是方法都有些被滥用了。在人类的每一种行为中都存在科学,甚至做爱。此次运动是对浪漫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懒散思想的一次反思,而泰纳正是法国这一运动的领袖。他认为每一个天才,不管他是政治家还是诗人,只要我们确定了他的种族、他所处的时代以及社会背景,和他的控制能力,就可以被社会所认可。在这个理论之下,批评也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传记和历史。此后,一些批评家发起了反对泰纳主张的运动,他们觉得这并不仅仅是天才人物的事情;而且,事实上泰纳本人也是一位诗人,这一点他自己居然一无所知。因此,在他的散文中,他的美学激情经常让他的思想出轨。对于广大英国读者来说,他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因为他伟大的著作《英国文学史》一直都不能被后来的研究所超越;而且,我们还能透过这样一位伟大的法国智者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文学,这样做绝对是可以泽被后世的。况且,英文的译本也是精妙至极。
一般的想法会把感伤文学视为专属于浪漫主义的流派。但是在法国,却正是那些浪漫主义文学家,像雨果、乔治•桑 、大仲马这些大文豪才能尽情享受着生活的快乐;相反的,那些唯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却非常感伤且悲观。泰纳几乎带着悲观厌世的态度来看待人类世界。而巴尔扎克之后的小说家们——福楼拜、莫泊桑、左拉——都认同泰纳的厌世观点,并不是因为他的影响力深远,而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非常黑暗,其中部分原因来自于1870年爆发的战争。
居斯塔夫•福楼拜不仅冷眼旁观人类世界,而且还试着用其睿智的洞察力来洞悉这一切。他有一种愤世嫉俗的人生观,但是却缺乏使人大笑的黑色幽默感,因此,他的书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也很少有人问津;但是,对于那些痴迷于写作这门艺术的读者来说,福楼拜无疑是一位登峰造极者。他可以用一周的时间来写一页书,力争找到最恰当的词,不是那种过于讲究、过于修饰或是显露人工痕迹的,而是精确、有力、非常自然,读过去词义跃然纸上,就像是在跟自己玩捉迷藏一样。他最著名的小说是《包法利夫人》,描写的是一个柔弱并且值得同情的妇女,一心想着浪漫而与一些待在无聊小镇上的平凡男人恋爱的故事。这样的概述看起来毫无趣味,但是它确实是一本伟大的小说,这不仅体现在它完美的形式上,还体现在它对人物性格的忠实度上。小说虽然取材于一个令人乏味且没有任何英雄情节的故事,但是在福楼拜笔下,所有的平凡一下子变得不平凡了,小说的进展也非常流畅。译文(有一本很好的英文译本)里仍然保留着原文中的进度感和准确性,尽管重现福楼拜那些“精确的词汇”可能有些困难。
《包法利夫人》成为福楼拜的传世之作的原因很难解释。因为《情感教育》一书看起来更好,它描写一个青年所有的希望都破灭的悲剧故事。福楼拜的视野广阔,他轻轻一挥就清除了所有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幻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在《萨朗波》一书中,他虽然像浪漫主义小说家斯格特或是大仲马一样回到过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色彩,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的科学主义的态度。他有这样一种能力,可以使他从简单事情之中寻找悲剧因素,从柔弱中寻找讽刺材料,从平庸中寻找激情,从过去寻找现在;而这些都不是什么自相矛盾的睿智,而是可以洞悉整个生命的智慧。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思想完全被嘲讽一切的情绪所占据,在他未完成的遗著《布沃德和佩查特》一书中,他把人类社会形形色色的人都当作傻子写进了一个小乡村中。这位平民阶级中的极其讨厌贵族的文人,最后还是为我们展示了他眼中所有平民的形象。福楼拜将理性引入了浪漫主义之中,也给那些现实主义者上了生动的一课,教会了他们只有大师才能领悟的道理,就是生活中的一些事实也可以以精美的形式表现出来。真理并不一定是枯燥乏味的,而语言的高雅之处就在于其简朴、精确、清晰而又符合逻辑。
盖伊•莫泊桑,作为福楼拜的学生,不管他是一个天才还是因为老师的培养,莫泊桑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一位短篇小说大师。对于莫泊桑而言,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小说、推动小说进程的人物、以及小说发生的背景概述当中。除了大仲马之外,没有一个作家对这样一种非叙事体的生命话题这么感兴趣。一口气同时列举出一些知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和一些难以读懂的现实主义文学家的名字似乎是很矛盾的;但是,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天赋,那就是从他们自身的经历中提取素材,而这一共同的天赋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上而已。他们所想的完全就是“人们是什么,人们做什么。没有任何关于人性的分析,没有在善与恶之间的抉择,没有精神上的剖析”。当然,关于大仲马和莫泊桑之间的类比就应该到此为止了,毕竟大仲马生活在一个色彩明朗的过去,并且勾画出了一些让人觉得刺激的场面;而莫泊桑却生活在一间色彩昏暗的街道小房子里,虽然假装不曾创造过什么,但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骗不了任何人的浪漫主义的谬论而已。莫泊桑在他的观察领域有一种跟大仲马类似的才华,虽然大仲马用它表现在另一个层面,即通过行动让生活本身来展示生活,作者自己完全不加干涉,而且看起来他似乎是没有掌控故事发展的能力一样。这是一种在薄伽丘(注:薄伽丘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文豪,代表作是《十日谈》)的《十日谈》和《一千零一夜》(阿拉伯世界阅读量仅次于《古兰经》的经典著作)中可以被发掘出来的潜能。不管生活是令人同情的,是趣味百生的,是残酷的,还是不够体面的,它终究只是生活,而不需要让揭露它的莫泊桑对此负责。莫泊桑因为描写了生活中一些未被传统的对话体文学染指过的题材,他的很多短篇小说因此在法国被禁,这可能是因为它们不适宜年轻人和软弱的人去读的缘故。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莫泊桑作品中的伦理观还是健康并且严肃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某一时间,当他已经抵达道德上的最高境界时,他说过:“莫泊桑是我们时代仅次于雨果的最优秀的作家。我对他非常钟爱,因此把他放在高于他同一时代任何一位作家的位置之上。”他所有最好的短篇小说都摘自《羊脂球》,而在同名的开篇故事中,我们就立刻感受到了他的才华。该故事极易令人感伤,尽管表面上有些冷漠和令人难以接受。他注意人和事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找出他们究竟能够发展出什么样的故事来。不管故事是喜是悲,他都毫无偏颇的就事论事,把它讲出来,既不支持好的一方,也不与恶势力为伍;既不褒奖英雄也不惩治坏蛋,不去施加任何外力来影响事物的正常发展。他的语言有力精练,没有任何浮于表面的细节描写,也没有任何无用的单词。莫泊桑在短篇小说界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以至于我们很可能忘记了,他其实还是一位颇有实力的小说家。《一生》和《死一样坚强》都是法国文学可以向我们展示的臻于完美的小说。
莫泊桑以其精练的语言和独特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艾弥尔•左拉,作为自然主义学派或是现实主义学派最多产的作家,其作品总是细节摞细节,纯粹以数量取胜。与他相比,巴尔扎克就显得简单明了得多,而莫泊桑若是跟他比的话,就简单的只剩下一个外壳了。左拉的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所能凝聚起来的巨大的力量;在他笔下,所有的生活琐事都拥挤其中,直到读者感到厌倦并且希望一切就此消失为止。在法国文学中,左拉的作品没有像有着最好表现形式的作品那样的魅力和优雅,因此,法国批评界也总是对它们冷面以对。于是,就有了“在所有左拉的作品之中没有任何代表作、没有任何放光点”一说。但是,在他无数的小说中,如果让我们挑出两三本的话,我们可能会说是《娜娜》、《毁灭》和《大地》,包括以上所列的书,还有更多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英文。在英文译本里,他的才华丝毫没有丢失,因为他的实力在于他的内容而不是任何特殊的魔幻文体。左拉的批评家们曾指控他过于强调那些肮脏、严肃和残忍的事情,对于这一点,他的小说就是不可否认的铁证。他对生活的理念也不是不完整的,他不过是一个想向我们描述痛苦症状的医生,或是一个想通过告诉我们世界存在的问题,来让我们去改变某些事物的改革家而已。他的第一本成功的作品《小酒店》就是对嗜酒行为的严厉控诉。左拉的动机没有任何不良迹象,而且他高贵的性格也使他勇敢地为德雷夫一案(注:德雷夫一案是当时法国最大也是最受关注的一桩冤案,为了帮德雷夫翻案,左拉一直奔波了许久)不辞辛苦地四处奔走,当然,这也使他去世后成为一位民族英雄。
在左拉墓前,是由阿那托尔•弗朗西宣读的悼词,他是一个跟左拉截然不同的法国人,尽管有这么一句俗话说“只要有两个法国人就可能很相象”。法朗士先生以他祖国的名字作为他的笔名(事实上它是他父亲的名字弗朗索瓦的简称),因此,没有人比他更有这个权利来宣读悼词。他特立独行,非常独立,脾气古怪到了喜怒无常的地步,但是他的中庸精神却继承了法国传统中最好的部分。即便我们只读他的书,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关于他的国家、他的时代以及拥有最完美表现形式的法语的东西。的确,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充沛的精力和怀疑一切的视线,生活中究竟还有哪一面是他从未触及过的呢?
《企鹅岛》是一部对人类文明史的讽喻。乔纳森斯•斯威夫特(注:乔纳森斯•斯威夫特为英国18世纪著名讽刺小说家)可能会对它嗤之以鼻,但是伏尔泰(注:伏尔泰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文学家)却会把它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那套由四本小说组成的,被称为《当代史》的巨著,单眼望去颇有现实主义文学的风范。而名为《塞尔威斯特•波纳德》的作品则是一本悲喜交加的传奇式小说。在处理大事上面,他跟他的朋友左拉一样认真而富有激情,他轻轻松松就能领悟知识的博学程度会让任何一个纯学者瞠目结舌。他的思想经常是革命而激进的;他的文风是纯朴而简约的;他憎恶欺骗和伪善,但是他那种憎恶往往是温和、嘲讽、富含哲理的,而绝不会满腔怒火,蓄势待发。他的天赋在于他批评的眼光,求知的欲望;而他的小说也只不过是他表达思想和观念的一种巧夺天工的工具而已。
19世纪是法国散文最兴盛的时期。小说和文学批评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便没有那些卓越的文学大师们,近代法国也一样可以拥有一个兴盛的散文文学时代;虽然在这样一个天才横出的世纪,很难说,也可能没有必要去说,究竟谁是文学的主宰。尽管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担心什么,但是这一难题,尤其对小说而言,是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解释的,因为公众的品位和批评界的评判也总是迅速变化、难以捕捉的。
在众多作家之中,有一个天才的声望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日俱增的,他就是亨利•贝耶尔,笔名为司汤达。例如他的小说《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都以他对人物性格细微的分析而闻名于世。它们虽然在该世纪伊始就被出版出来,但是却直到司汤达去世以后才为大家所知。巴尔扎克推崇他,后来也有许多法国作家不仅认可了他的影响力,并且捧他为天才。近代最伟大的批评家莱美•德哥尔蒙认为,司汤达是一块试金石,如果我们不喜欢他的话,我们就不属于那“非常开心的少数人”,或是那些能够理解他思想的少数“选民”。
一个真正能通过其小说作品给人们带来快乐的作家是波斯贝尔•梅里美。他的《高龙巴》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科西嘉岛的故事。他是用一种极其完美的叙事体形式写的,内容惊险刺激,文风就像他所有作品一样,简约而不乏诗情画意。他的小说《嘉尔曼》(又译《卡门》)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是因为它双关的名字,这部作品后来成为了法国音乐家比才同名音乐剧的素材(注:法国音乐家比才所创作的音乐剧名也叫《卡门》)。
阿尔丰斯•都德被称为法国的狄更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在煽情和幽默两个方面,都与英国那位大师相似。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一切生灵的同情,特别是对那些命运不济的人。在这方面,他不仅与狄更斯相似并且还与雨果很像。他的成名作《大福罗蒙特和小列恩楼》充满了豪放的情感,一点都不含令人讨厌的感伤;而感伤却正是他后来所采用的,使他越来越受公众青睐的作品风格。他的作品的魅力在于(也可能是他本人的魅力在于),能够赢得那些对人生的批判与分析比他更优秀的一些作家,像左拉、福楼拜、爱德蒙•德•龚古尔这些人的尊重。他属于自然主义流派,同时还属于拉伯雷(注:拉伯雷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文人,代表作是《巨人传》)那样善于闹剧和搞笑风格的流派。他的《达拉贡斯的达达兰》是文学史上最搞笑的作品之一。
都德的朋友,爱德蒙•德龚古尔和他的弟弟儒尔•德•龚古尔都是自然主义流派的领袖人物,或者我们最好称其为视觉敏锐者,因为他们认为,生活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绘画,而且是非常细致的描绘。但是叙事体——正如斯蒂芬逊指出来的那样,毕竟是传统文学的经典表达形式,并且也在他们的理论中有较好的表现。在此仅以《勒内•莫普兰》为例,这本书结合了传统艺术的故事体,与由他们所发展的一种细微分析或是透视作品人物性格的新的艺术手法。比他们所写的小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著的《日志》,它不仅表达了作者们的信念和个性特点,而且成为了19世纪法国文学的一个缩影。爱德蒙•德•龚古尔留下了他所有的财产建立了一项文学基金(即龚古尔文学奖)。起初,这也是为了反对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学位授予制度,而现在,该奖项已经被广泛认可,它所授予的头衔和奖金成为无数法国年轻作家们的梦想。此举也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为了捍卫自由的一次英勇抗争。
余斯芒曾深深被龚古尔兄弟所影响,他为人意志坚强,喜欢我行我素,行为又十分古怪。最初他是写一些有着左拉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像《家庭琐事》。但最后却成为了一个宗教神秘主义者,代表作是《大教堂》。余斯芒的著作有些全部被翻译成了英文,有些只是被翻译了部分,因为他独有的文风是很难被翻译出来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作家中的作家,一个能给文学界带来快乐的人。并且,他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被法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所认可。
于1923年逝世的文学家皮埃尔•洛蒂,是一个精妙绝伦的艺术家,他的魅力能够让各式各样的读者所倾倒。他原来是一名海军军官,曾经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也感受了海洋和奇异岛屿对他的召唤。他把他的经历和印象都一五一十、细致入微的写进了他的小说和回忆录中。他以他在南海的经历写下了《洛蒂结婚记》,以在日本的经历写出了《菊子夫人》,以他在布列顿海岸和在北海的经历写出了《冰岛渔夫》。在他的作品中,他习惯于用他那敏感的视角来勾画那些异域风光和描绘那些闻所未闻的事情。
洛蒂属于表现主义流派,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就是色彩、感觉、经历,它们无所不在,也不分道德上的好与坏。保尔•布尔热则是一个目光敏锐、态度严谨的社会学者,而且倾向于对生活采取一种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他深入剖析自己的性格,如果不是他过于自命不凡,也是能够深深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他主要还是一位艺术大师,《门徒》和《福地》都是小说中的上乘之作。波尔盖对生活的分析和他那保守的观点,相对他的年龄而言,可能让人难以理解。
在一战之前,有许多年轻人(这里不是指孩子)都带着一种新理想主义来看待生活。他们的领袖就是罗曼•罗兰,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部享有国际盛誉的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一个德国音乐家,在法国的部分经历。尽管它看起来无限冗长,可还是在法国和其他有英文译本的国家里广为流传。它所要表达的精神,就是张开双臂去拥抱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是,这对美好世界的拥抱在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却变成了致命的抓挠。罗兰还想通过一本名为《冲突以上》的小册子来翻身,但是,不管是这本还是其他的宣扬人文主义的作品,都不再受到他那些好战的同胞们的欢迎了。此时,像亚纳塔尔•法朗士那样的作家,因为年事已高,保持了缄默,所以导致了像亨利•巴布斯(代表作《战火》)和其他一些好战派作家在这场战争中得利。
回顾当代英美文学,我们几乎不可能说出它们取得了什么样的辉煌成绩,以及时下流行什么样的文学思潮。要想评价、区分,甚至第一手了解到文学界那些未知的、已知的消息,就更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可以说,而不是预言,那位著有《追忆似水年华》(有英文的译本)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书是一个敏感的观察者对近代社会的一次细致入微的研究,看起来好像是一本半个世纪以来的精神分析小说的巅峰之作,同时还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所做的总结和揭开小说界那未知的未来的前奏。
在文学中,有一个领域是法国人最有实力的,那就是批评领域。从布洛瓦到雷梅•德•哥尔蒙再到无数年轻的新生代批评家,法国批评界是最富创造力、最卓越的,其价值也因为它对其他文学形式的影响而无法衡量。圣柏莆、芮农、泰纳、施雷尔、萨尔西之辈依旧活跃在文坛上。在那些老一辈批评大师之后,又出现了两位学者——布鲁内特尔和法格特,以及最伟大的印象派批评大师亚纳塔尔•法朗士,即便是在他的小说中,他本人也经常扮演批评家的角色。还有两位英年早逝的批评家,他们分别是马塞尔•施沃泊和艾弥尔•昂内甘。前者对英国文学的了解几乎达到了他对法国文学的深度和广度;后者对法国作家和一些已经融为法国文学一部分的外国作家,如爱伦•坡、狄更斯的评论也能使他名垂文学史册。在文学批评方面,全世界的文人都得唯法兰西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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