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里安放心灵

刘媛媛（评论）| 在诗歌里安放心灵

2019年12月，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揭晓。山西省女作家苏二花的《社火》荣获中篇小说奖， 悦芳的《虚掩的门》荣获诗歌奖，指尖的《最后的照相簿》 荣获散文奖，王姝的《文本与现实的重逢》荣获文学评论奖。从本期开始，公众号将陆续推出与获奖作品相关的评论、创作谈以及文本。

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这已经是被心理学研究者证明的科学论断。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在生命最初的那三四年里一些印记已经固定下来，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也建立起来。他们的重要性，永不会被以后的经验所剥夺”。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也明确地指出：“个人的主要兴趣一定和他从儿童时代记住的许多事情非常相近”。也就是说童年记忆是人认识世界的精神原型，虽然在成长的过程中，随着知识的增加，童年时代所形成的世界，对世界的看法会得到一定的修正和补充，但童年记忆本身不会消失，特别是那些创伤性记忆会在一个人的精神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具体到文学创作方面，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他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作家吕新曾说：“我也相信，所谓童年阴影会覆盖一个人的一生，彼时的各种笑声和哭声也将会响彻他的一生。相反，其他时间里的声色光影则很难引起他的注意，更不用说刻入他的心底，被他一生铭记。”海明威则认为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鉴于上述的结论来看悦芳的诗集《虚掩的门》，就会有更深的体悟和理解。

悦芳的这本《虚掩的门》是2016年出版的“晋军新方阵”（第三辑）中的一本。在我的印象里，写诗的人是有些与众不同的，尤其在这么实际寡情的当下。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因此，诗人应该是多情的，善感的，是需要激情与冲动的。这些特质可能在职场里会成为致命缺点，也会成为普通人眼里的异类，我的印象大概由此而来吧！而我对女性诗人尤其更加警惕，女性对于情感生活更为细腻的体验，会导致她们的言说陷入某种自怜自艾的境地，并因此遭到诟病。尽管自身也是女人，但在审美趣味上我更倾向于含蓄克制，很害怕过度的情感表露。因此，当我收到悦芳诗集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诧异。作者的衣饰打扮并不“诗意”，倒是很职业化的中规中矩，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她从事的工作与诗歌毫不搭界，甚至完全背离，那是一种需要冷静、理性甚至严肃的工作，于是更加诧异。我不知道在她的笔下会呈现怎样的诗情，诗歌将以一种怎样的一种面貌出现。

果然，悦芳的诗看不出更多的性别因素，没有惜花悼月的伤感，也没有小情小调的沉醉，她的诗冷，硬，有些咯人的棱角，还有一种忧伤暗淡的情绪，像一幅斑驳的画，黑白灰的色调，朦胧，杂乱，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思绪。在她的诗里，经常出现“孤独”、“忧伤”、“黑暗”这样的词。她笔下的情感表达，不柔软，也不缠绵。“当你的目光，切入世界的局限，我无处可逃，正如这房间的一面墙，挨着另一面墙。”（《无处可逃》） “一面墙，挨着另一面墙。”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人和人之间情感，不仅新奇，还有一种力度在。

我感觉在艺术风格上，悦芳的诗更接近九叶诗派，不管是有意学习，还是无意的接近。这个上世纪四十年代旳诗派，在文学观念上主张 “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综合。他们既反对逃避现实的伪艺术论，也反对扼杀艺术的唯功利论，而企图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因此他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悦芳诗集里有一组主题为“对话”，致敬国外一些作家诗人，比如策兰、里克尔等，从她的阅读趣味上看，显然受这些人的影响，因此她的诗歌风格里一定会有他们的影子。

悦芳诗里弥漫的忧伤暗淡情绪，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童年丧父带来的创伤可能是主要根源，是个对于她来说，是一条诉说心灵的渠道，她借助这样一种形式，抒发淤积于心底的情绪。集子里收录了她多首怀念父母的文章。如《我哭了》《从秋到秋》《故乡的母亲》《今天，就让我一个人过》等，父亲的早逝，母亲的离去，是让她“孤独”、“忧伤”的根源。“父亲啊母亲/我不知道/我是否给你们带来过幸福和欢乐/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一次又一次抛弃了我/从我诞生的那一刻起/我就作为你们的一部分而活着/努力的活着/从来不肯说出我的脆弱/不说爱/不说思念/也不说痛苦/甚至不说孤独因为/那个叫叶芝的人对我说/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你不懂”。

在今天，诗歌已经不是庙堂之上的圣歌，但依然有许多人热爱它，视诗歌为心灵安放的地方。悦芳在后记里说，“诗，不过是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一个固有情节。”也许，就像余秀华说的那样，即使我们被社会污染了，回到诗歌又变得清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