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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生命的背影

一个伟大生命的背影

郑文丰 黔中书

八月刚到,诗人、作家邵燕祥先生在睡梦中安然离世,邵先生子女在讣告中说“父亲之前读书写作散步如常。清清白白如他所愿,一切圆满”。邵先生一生从浪漫主义的诗人转向现实主义的散文杂文家,最后以浪漫主义的方式结尾,给世人留下一段梦、一个背影。

邵先生也曾是浪漫少年,少年时代投身于推翻旧中国的革命洪流,青年时代以写诗名世,且能在新诗旧诗中出入无碍。同辈人记忆中的邵燕祥,是一位情感充沛的诗人,他的诗集《歌唱北京城》和《到远方去》,曾在一代人心中留下鲜明印记。一次个人诗歌研讨会上,邵燕祥说道:“诗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离开心智的自由,离开对自由的追求,就没有真正的诗。”临到80多岁的“老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邵燕祥仍愿意以“花期”来形容自己的诗歌创作,并自嘲说80多岁的老人把写作比作“花期”,好像不着调,但诗本就是花,而在他作为诗人的一生中,诗歌就是生命之花,是用自己的心血、用精神、用生命浇灌的。

但和那一代的中国文人一样,邵先生一生也随着中国的历史跌宕起伏,但他始终持守着平易而不屈的铮铮风骨,如此风骨便是的其散文、杂文的“主心骨”,改革开放以来,他所撰写的一系列极具具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的文章依旧滚烫。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先生评说:“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本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为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冬走来,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叙说着冬天的故事。”对于杂文,邵先生曾说,“杂文的灵魂是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他的杂文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由于邵燕祥的写作针砭时弊、直面生活,评论界曾有人称他为“当代鲁迅”。邵燕祥得知后连忙推辞,认为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鲁迅都只有一个,但他也坦诚自己把鲁迅引为师友、视为知己。《新京报》在纪念文章中提到邵先生和鲁迅的“精神之交”:1947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邵燕祥读到鲁迅先生的《祝〈涛声〉》,他事后回忆,“即使鲁迅平生只写过一句话,就是 《祝〈涛声〉》中的‘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我就会终生视他为知己。”从此便把它当作座右铭牢记。在被划为右派、下放劳改最压抑的时期,他也给自己定下了“决不自杀”的底线,正是这句话给予的力量。此后不论命运如何沉重,他终身保持微笑。

鲁迅先生对其的影响,还体现在学习鲁迅那种在解剖社会人事的同时,也时时解剖自己,而不是一昧当一支“手电筒”——光照亮别人,不照自己。邵先生本人是不太谈及自己的经历,只以于1980年代在《文学报》上刊发的一则《代自传》简述过自己的人生。但也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许多年轻读者所熟悉的邵燕祥,不再只是一位诗人、杂文家,而是一位借由陆续推出的随笔自传、散文作品,努力面对历史真实和自我真实的长者。从《沉船》,到《人生败笔》《找灵魂》,以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作为动荡时代的亲历者,他的写作激发了许多同辈作家相互印证或补充的书写,以各自的视角留下见证。《文学报》在纪念文章中提及先生此举是为“找灵魂”,并应用了先生在《找灵魂》中的一句话:“找灵魂的路,好艰难啊。”但即便如此,他仍在这段自我求索的道路上踽踽而行,并尽最大可能还原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段历史。《世界文学》杂志在纪念文章中写到,邵先生自认是历史的幸存者与见证者,因而必须将反省当作生而为人的需要。他是诗人,是杂文家,也是编辑,是许多作者的同路人与引路人。

当一个伟大的生命留给世人一个背影,我们在怀念他什么呢?《花城》杂志用邵先生的一首名为《当我成为背影时》的诗来纪送别先生:《当我成为背影时》,其中一节如是写道:“当我成为背影时,不必动情/不必心惊/只须悄悄地挥挥手/如送一片云 一阵风/如送落日不再升起/如送不知何往的流星/人人都将成为背影/天地间一切都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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