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农民素质问题站不住脚
熊培云（1973—），江西永修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专栏作家，思想国网站创始人。著有《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等。
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
某省电视台拍摄农民聚在一起打麻将的场面，以此反映农民的素质。记者问乡干部，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精神追求？乡干部快人快语顶回去，你说我们打麻将没精神追求，你们搞电视的做出什么好东西让我们追求了吗？这话说得太对了！任何歧视农民的人应该反省自己的说法是否客观。
关于农村教育问题，有一则故事在汶川大地震后常被提及。1939年，中国纪实摄影先行者孙明经54骑马入川康科考。他发现西康地区的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有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他好奇地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的回答是：“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县长口中的“刘主席”，是著名大地主刘文彩55的弟弟刘文辉56。这话有点野蛮，然而今昔对比，不能不令人慨叹。
这两则故事出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作者是经常撰写评论文章的熊培云。这本书相当受欢迎，风头跟《中国在梁庄》一样劲。两本书都试图以小见大，《中国在梁庄》谈华中地区河南某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谈华东地区江西某村。相较而言，熊培云做了更大范围的思考，整合古今关于农民的说法，尤其是民国知识分子对农民问题的看法。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权利。当年可以分地，于是农民高高兴兴参加革命。然而农民拥有地权只是昙花一现，1953年就迎来了农业合作化浪潮，几年间又悉数交公。当时就算拥有私人土地也没有出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让你无法在市场里自由交换，连给自己产品定价的权利都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消失，他们有了新称呼——社员。改革开放后搞起了承包制，土地也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
熊培云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昔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日则是“普天之下，莫非国土”，二者是土地所有制的两个极端。“莫非王土”意即天下的土地只属于王一人，“莫非国土”则是天下的土地属于所有人，然而不属于具体的个人，属于抽象的集体，终究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
当农民失去土地而又不能自由流向城市时，他们面临着双重尴尬。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农民即使流入城市也不是市民，回到农村后又不真正拥有土地。熊培云认为，这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
过去60多年，农村不断被牺牲，连一棵树都不放过。为了绿化城市，很多乡镇的古树被树贩子盗走或买走，有些则直接被政府拔走。大城市在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的口号下，热衷于“大树进城”，挪来深山老林里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树。房地产商以百年古树为卖点，标榜所建楼盘是生态小区的典范。然而“人挪活，树挪死”，即使24小时不间断喷水，仍有70%的大树变成干柴。每当熊培云看到城里某处突然多了一棵古树，他想到的是：“这是谁的故乡被拐卖到了这个角落？”
有一年，熊培云回县城参加图书馆开馆仪式，发现沿途田地种了很多树。为何农田还要搞绿化？原来是省里要求种的，叫作“一大四小”工程57。当时江西省森林覆盖率已超过60%，全国名列第二，哪里用得着搞绿化工程？后来新闻调查说，江西强占耕地建225亿元绿化林，砍大树种小树，有些杨树已有一二十年树龄也被砍掉。老百姓戏谑说，“一大四小”工程就是“砍一棵大树种四棵小树”。
不仅省级决策机制有问题，基层政治同样问题多多。熊培云遇到一位开明的镇党委书记，这个人很大胆地说，“党政分开”喊了很多年，但目前来看不如不分开，因为大事由书记拍板、政府执行，出了问题则由政府负责，作为决策者的书记却没有责任，这种权责不统一的制度设计不就是为了保护书记吗？这位镇党委书记还谈到乡镇政权的尴尬：乡镇名义上是一级政权，实际上有名无实，什么也决定不了，现实是上面决策、下面执行，出了事由乡干部背黑锅，乡镇干部有点像“人体盾牌”。
城里人常常横加指责，说农民素质不好，没有精神追求，甚至不太爱国。抗战之初，有人呼吁农民从军报国，结果发现很多人不愿意，要么花钱躲兵役，要么外逃，要么谎报年龄。日本鬼子来了，农民为何这么“不爱国”？熊培云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兵祸连连，农民对战争已经麻木。据统计，1929年中国兵额达220多万，军费开支占全国支出的92%，而世界五大强国的合计兵额仅206.6万。在这种状况下，武昌发生过村民殴打大学生宣传员的事件，说你们是帮政府压迫我们，我们先打死你们再去打日本人。
到底农民的素质有没有问题？熊培云认为，没必要去讨论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这应归咎于时代。“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
（主讲梁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