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唐 侠| 蟋 蟀 戏 谈
作者简介：唐侠，男，嘉兴小小公务员一枚，为人民服务。爱文学、好写作，水平一般却痴迷其中。
前几天写过一篇小文《蟋蟀“张清”》，讲的是小时候那只名叫“张清”的蟋蟀猛将的故事，有朋友读了觉得不过瘾，认为叙述描写“战斗”的场景不够充分，展现“张清”英武形象勇猛气概欠缺了些，更对最后的结局表示关心。
想不到对于斗蟋蟀，竟有这么多的同好，而且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男性“老同志”，不由得让我细细反思一回。
斗蟋蟀由来已久，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北宋末年顾逢的《负暄杂录》，说是“斗虱战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
由此可见，斗蟋蟀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迄今已有一千多年了。到了北宋，蔚为风尚，京城里的人，在七、八月间（应该是农历吧），家家都伺养促织（蟋蟀），市井之上，随处可见手提装着蟋蟀的瓦盆泥罐的行人四处捉对厮杀，当时不分男女老幼都以斗蟋蟀为乐，也算北宋繁华的一景吧。
《负暄杂录》同时详细记载了蟋蟀的体性、名色、养法、调教以及产、捕、辨、才、斗等几十种学问，在记述蟋蟀这一节近乎专著的水准，想来作者顾逢对蟋蟀的兴趣也达到了发高烧的程度。
煌煌《宋史》，居然也把这小小的昆虫登上了大雅之堂，记载宰相贾似道时常斗蟋蟀以娱嘉宾，甚至规定凡是在斗蟋蟀时任何人都不准打扰，因为这是头等“军国大事”，沉迷于此的贾似道还专门编写了一本《促织经》，以至耽误国事，被人讥讽为“蟋蟀皇帝”。
其实贾似道的“蟋蟀皇帝”不过属于“草头天子”，真正的“蟋蟀皇帝”当属明朝的明宣宗朱瞻基，想像一下当时的壮观场面：皇帝太监皇后宫女们围聚一团，或弯着腰或蹲着身，甚至有人不管不顾地趴伏在地，一齐为比斗的蟋蟀呐喊助阵，那种疯狂的情绪丝毫不亚于今日的拳王争霸赛。
清朝早期斗蟋蟀之风延续下来，甚至有一位庄亲王组织编纂了四卷《蟋蟀谱》，眼看此风大有漫延之势，玩物丧志影响正事，清廷对此进行了“清理整顿”，明令禁止在清宫内举行此类嬉戏，才算煞了一下车，但是仍有按捺不住手痒的小太监偷偷摸摸私下里重操旧业，管理层也大多眼开眼闭，《鹿鼎记》中康熙和韦小宝似乎也干过此类事。
一只小小的蟋蟀，从其天性（争夺配偶）出发，雄性之间暴发的战斗，何以会引起人类如此大的兴趣？
争夺配偶发生的战斗，相较于其它的战斗形式，属于比较文明的，只以战胜对方为目的，以失败一方落败而逃，胜利一方拥有配偶而结束，一般并不会赶尽杀绝，更不会把失败者食皮寝肉，雄性蟋蟀之间这样的战斗，恰好符合人类的天性（或者说是人的动物性，本能）。
人类本身也是好斗的动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发展到今天正是斗争的结果。伟人曾有过著名的“三斗”说，并且“其乐无穷”，可见文明之斗，有规则的竞争，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至少是动力之一。
以文化而言，斗蟋蟀亦可称为中国的一样“国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我想这蟋蟀之斗，冥冥中暗合中国文化，故而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兴趣。
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是儒家所历来传承提倡的立国之本，正如传统的“斗鸡”，斗蟋蟀也符合其中的几个信条。
礼，两蟋蟀相遇时，先以触须贴地横扫，双方触须一搭，交叉确认，尤如拳击手双拳互碰致礼，很有仪式感，真所谓彬彬有礼。
信，触须互碰后，好的蟋蟀一般并不急于进攻，而是后退几步，张开翅膀“瞿瞿”高叫，好像春秋时期的战争，摆开堂堂之阵擂响战鼓，一则通知对方：我来了，战斗吧。二则鼓舞士气，以宏亮高亢的声调先声夺人。
智，其实仔细观察，蟋蟀之间的战斗也是很讲究战术的，有的擅长高举高打，开场哨一响便昂首阔步正面攻击，这类蟋蟀既相信自己的绝对实力，又不屑于偷鸡摸狗；另一类则调动一切有利手段，包括前面说的先声夺人——有时双方牙齿稍一接触便高声鸣叫起来，和拳击手高扬手臂表示胜利一般无二；还有的竟然懂得试探性的佯攻，前两个回合并不全力，当对方警惕性下降，以为不过尔尔，注意力有所松懈之际，猛然发力，全线猛攻；更有甚者，自以为凭硬碰硬占不到便宜，居然会佯装败退，然后杀一个“回马枪”，——波谲云诡，峰回路转，高歌猛进，败中取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勇，这是斗蟋蟀的基础，似乎不必多说，但仍有必要赘述一番。主要是两虫相遇，有时个体相距悬殊，但触须一经搭上，直接落荒而逃者少之又少，小小蟋蟀，很有“亮剑”精神，明知不敌，也要亮出大牙战斗一场。
正是因为蟋蟀具备上述品性，才让自己在昆虫界赢得一席之地，自古以来得到人们的喜爱。
斗蟋蟀的历史悠久，关于蟋蟀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最出名的，除了“蟋蟀皇帝”朱瞻基以外，当属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不过《促织》虽然以“促织”之名，写的其实是促织以外的故事。
故事多，蟋蟀的名字名目也多，除了促织，其它还有数不清的名字，长长的一串：蛐蛐、夜鸣虫、将军虫、秋虫、斗鸡、趋织、地喇叭、灶鸡、孙旺、土蜇，等等。
嘉兴的蟋蟀自有其名，叫“宰车”（音zaiju）,这两个字是我自造的，本意哪两个字我从未见过，既然发音是这个，我是从“宰相”演绎过来的，既然文官的首长称“宰相”——主宰的丞相，那么蟋蟀应该属于武将，“宰车”——主宰战车，错得不太远吧。
既然斗蟋蟀成为一种民俗，地域之争自然也衍生出来，每个地方都以本地出产的猛将为荣，公认的也许在山东，但说起本地的品种，每个玩蟋蟀的都如数家珍，嘉兴人自然也不例外。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有一场近代史上斗蟋蟀豪赌——赌注是地处上海徐家汇繁华地段的一幢别墅。
为主人赢得这幢别墅的蟋蟀，其实应该叫“宰车”，因为它来自浙江嘉兴。当然，这是一段道听途说的故事。
实际上，嘉兴的蟋蟀大名鼎鼎威名赫赫，应该归功于这位，名字嘛，知道的都知道，不知道的，不知道也罢。
嘉兴中基路曾出现过一位象棋高手，上世纪五十年代鼎盛一时，在上海象棋表演队（不知为何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担任职业棋手，曾两次击败当时如日中天的广东杨官璘，彼时杨官璘多次夺得全国冠军，是胡荣华之前神一般的存在，能凭实力而不是侥幸击败杨官麟，在中国象棋界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可惜风头正盛之时没管住自己的嘴，因言获罪成了“右派”，以后一直在安徽某农场劳改，虽说后来平反归队，并荣升嘉兴棋社社长、棋协副主席，但象棋事业终归断送。
此公亦是玩“虫”高手，尤其对“养虫”、“训虫”颇有心得，撰写过专门著述，上海人对嘉兴的“虫”曾发出过惊叹：嘉兴地方虽小，嘉兴的“虫”可是不得了。
让上海人对嘉兴发出惊叹的，正是此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