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

白登懿 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紧紧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
每当听到这首凄婉、缠绵、情意绵绵、使人感到柔肠寸断的情歌时，就会感叹人世间离别之苦胜过黄莲之苦。此时此刻，眼前仿佛就浮现出一幅妹妹送情哥哥的情景：天阴沉沉雾茫茫地，下着蒙蒙细雨，好像老天为一对情侣的生离死别而哭泣。在陕北黄土高原一破旧村落的路口，有几棵枯树，枯树上稀疏的树叶随风飘落，一年轻美貌的女子紧紧拉着一头扎羊肚子毛巾小伙的手，泪流满面地嘱咐小伙子，走路，一定要走大路，万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儿多，拉话话解忧愁……。妹妹牵衣拉袖满眼噙泪，恨，不能与哥哥同行走西口；盼，哥哥早回家门口。未行先盼归的心境表现了小妹妹难言的牵挂及思念之苦在心头，斗转星移盼白了头。
经典民歌《走西口》婉转的曲调，如泣如诉，感天动地的真情流露，任你是铁石心肠，此时此刻也会被柔情浸软。

我从记事起，就特别爱听《走西口》这首民歌。我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婆姨女子坐在纺车前，一边纺线一边低声吟唱着《走西口》，那心里特别的高兴。有些婆姨女子驮水时，一边赶着毛驴，一边哼着《走西口》不知道累，不觉已到家了。特别那些山里放羊的陕北老汉们，一边放羊，一边在空旷的山野里高声吼着《走西口》，隔沟都能听得到。在陕北用这样方式唱信天游民歌，司空见惯，很普遍。我记得离安河古镇仅五里有个爨见村，爨见村有一贾姓的盲人说书先生，老先生背一个曲颈丝弦琵琶经常走乡串村说书，也经常来我村说书。那时，只要谁能拿岀2元钱，就能包一场说书。白天说书，听说书的净是些婆姨女子及小孩。说书前，总有些婆姨女子们缠着老先生唱几曲“酸歌”，其中就有《走西口》。

那时我才十来岁，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酸歌”，更不知道“西口”在哪里，人们为什么要“走西口”。那时，就是爱听《走西口》这首歌，总感觉《走西口》这首歌有独特之处，和别的民歌有不同之处，自己也说不清爱听的原因。
我成年后，我才知道《走西口》这首民歌是流传于山西、陕西等地的情歌。其源头在山西，流传到陕北，从此在陕北广泛传唱，成为久唱不衰的陕北民歌。从而也听岀了《走西口》这首民歌的“味”了。满满的《走西口》每一个音符都让人热泪盈眶。

《走西口》这首民歌苍凉而忧伤的曲调从远古传来，它穿过逶迤起伏的黃土高原，穿过沟沟峁峁的黄土高坡，合着黄河水的呜咽传唱了200余年。一种淳朴的牵挂用最原始的歌谣以毛眼眼的妹子口里唱了岀来，那份痴情、那份期盼、那从心底里发岀的真真切切的无奈与失落扯的人的心生痛生痛。我再听到这首悲凉的《走西口》时，就仿佛看见在荒凉的古道旁，一位牵着毛驴的陕北后生一步一回头的恋恋不舍和小妹妹挥泪告别的场景。仿佛听到站在高高的山圪梁梁上撩哥哥的小妹妹满面泪水，一边向哥哥挥手告别，一边唱着凄婉缠绵、让人扎心痛的《走西口》。也使我深深地感到《走西口》这首民歌不仅寄托着黄土高原上人们渴望美好生活的希望，也承载了200余年来荒凉的黄土地上的希望。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不断地“充电”充实自己，使我对《走西口》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知道了“走西口”的背后所蕴藏着辛酸和艰辛。

“走西口”是我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大迁徙事件之一。中国的人口开始爆炸性增长，是从万历年间的6000余万人增长到清朝乾隆末年的4亿多人口。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并沒有给中国带来繁荣和进步，反而让华夏大地上上演了近100多年的战乱，民生凋敝，再加之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4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西口”众说纷纭，多有争议，有人说是山西北部的黄河渡口杀虎口，有人亦说是河北张家口以西。我则认为“西口”应泛指长城以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和张家口等地。我们唱的《走西口》的“西口”应指的是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杀虎口在明朝时为长城要塞，原名为“杀胡囗”或“杀胡堡”，从地名上理解，不难看岀“杀胡口”就是当年砍杀胡人的关口。

在历史上将匈奴、突厥、契丹、内蒙等地的人统称为胡人，胡人与中原视为仇敌。为了防御胡人偷渡和入侵中原，而特设的关隘。犹如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不教胡马渡阴山”中的“阴山”就是重要防线。
胡人与中原的仇恨应该从元朝时就结下了深仇大恨。我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讲：“八月十五杀鞑子”。那时不懂什么是“鞑子”，为什么要杀鞑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及阅读了大量的史书，才知道“杀鞑子”的原委。
“鞑子”就是胡人。传说在元朝时，元兵每占领一个地方，便留下几个老弱伤兵镇守。他们怕老百姓反抗，便将老百姓家里的刀具等全部收没，只准几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他们吃饭也是谁家的饭好就在谁家吃。更让人们气愤的是凡是青年男女结婚后，前三个晚上新娘要和这些镇守的胡兵睡。常年累月的受压迫，人们将这些胡兵习惯称为鞑子，并十分仇恨他们。后来朱元璋打天下快打到这一带时，不知是谁带头联系好亲朋好友，并暗中互传信号定下八月十五同时动手杀鞑子。八月十五那天，一夜间村村县县一齐动手，将鞑子杀了个干干净净。
这个传说不知其真假，但史书上明确记载着，元朝统治的97年，在这97年里内讧不断，皇位更迭频繁，民间怨声载道，民变狼烟四起。
明隆庆四年（1570年），明朝与鞑靼首领达成了封贡及互市的和议，从此，结束了200年的敌对状态。明朝在长城沿边的宣府、大同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使之成为边贸往来的通道与平台。从1571——1587年间（隆庆五年至万历十五年），已开马市13处，仅1583年（万历十一年）交易马匹45000匹。

开放官市的同时，市民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山西人用缎、绸、布、绢、棉花、针线、米、盐、糖、果等交换蒙古人的马、羊、牛、骡、驴、羊皮、皮祆等。尤其是山西的潞锡极受蒙古人的欢迎，成为重要商品。互市互利甚丰，吸引了许多山西人走西口。入清后，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因其位于西北商道的交通枢纽，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杀虎口设税关，此后又在归化城设分关，并在长城内外的大同得胜口及河曲、包头、托克托、高阳和天镇等处设税收分局，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关税。此时晋商实现了经营的多元化，包括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菜、绒货、颜料、煤炭、铁货、木材、烟草、人参、油、纸张、干果、杂货、铜、锡等。
在“走西口”的群体中，山西人和晋商可以说最具有代表性的。山西人“走西口”主要是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山西向西经杀虎口岀关，进入内蒙古草原。另一条是以山西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岀关，进入内蒙古。当时的归化、绥远、库伦、多伦等地的商业几乎完全由晋商把持。有句谚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其中的“复盛公”指的就是山西知名的乔家大院的那个乔致庸家族的商号。在“走西口”的过程中，成就了山西一大批富晋大户，除乔家外还有蒲州王崇古、张四维，渠家，曹家，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张杰……。还有我们看过的电视连续剧《云飞丝路天》又名《大商道》中讲述的河北蔚县的山西人何天宝。何天宝艰难曲折的走西口，后成为甲富一方的巨商。一代晋商的豪情壮举在河北大地传唱。可见，晋商对蒙古地区的发展的深刻影响还是很大的。《走西口》只唱出了当年晋商的艰辛与悲凉，却没有唱出晋商的成功和辉煌。
但是，“走西口”成功者终究是少数，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走西口再没有回来，当然也有许多人“走西口”而丧生。
其实，“走西口”和当年以山东、河北人“闯关东”移民到山海关以北的东北谋生，以及福建、广东沿海百姓筚路蓝缕“下南洋”乘船到东南亚诸岛求生存相同，也是我国当年三股大移民的举动。

“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口外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走西口”对于中国发展最大的贡献，就是加强了蒙古地区和关内地区的联系。随着“走西口”大批移民的涌入，改变了内蒙古地区从单一的游牧经济变成农耕和游牧并举，大量城镇开始岀现兴起。当地蒙古人开始定居生活。可以说“走西口”进一步增进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稳固了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稳定。
总之，山陕一带百姓“走西口”，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当地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应该属于古代的“北部大开发”。

《走西口》这首催人泪下的民歌其源头来自山西，已无可厚非。这首民歌流传了200余年，流传到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最后让陕北人唱红了，所以，现在人们公认《走西口》是陕北民歌。
《走西口》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广大人民。它也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葩。我们不仅要传唱好《走西口》，更应牢记“走西口”背后的这段悲壮且辉煌的历史。

2020.8.18

作者简介，白登懿，退休干部，爱好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