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文 | 林继宗（汕头）
在我们的作家队伍里，有的人怀着强烈的忌妒心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应该说，作家有些竞争的心理是正常的，这正如在跑道上赛跑的运动员，你要争冠军，你就必须加速，跑得比别人快些，而不是将竞赛的对手推倒或绊倒，以此达到个人的目的。同样，你要超越他人，成为卓有成就的作家，你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并且坚持不懈，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并恰当地把握成功的机会。你千万不可以忌妒他人，打击他人，忌妒和打击并不能让他人倒下去，相反，倒下去的却往往是你自己，你会因为忌妒与打击他人而毁了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付出沉重的代价。
尽管人们明白这层道理，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个别愚蠢的作家，颇费心计地打击和诋毁其他作家。他们甚至将早已为历史和文坛所公认了的很有声望的作家也当作打击的对象，在他们的逻辑中，打击的对象越有声望，自己就能抬得越高。为此，他们不惜使出各种卑劣的手段，包括割断背景、断章取义，无中生有，肆意曲解和自我吹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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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倡背向文坛，面向文学，提倡文人相亲，反对文人相轻。我们许多作家都这样做了。这使我们汕头文坛的主流始终充满着正气。
文人相亲，应该是文坛的永恒主题。
巴金为文人相亲做出了榜样，他以他的真诚使文友间的友谊历久弥深。
早年的巴金，曾决心不做文人，并且远离文人。1933年春，他在南京给哥哥写了《我的呼号》的文章，文中写道：“我抱定决心：不做一个文人。你知道我素来就憎厌文人。我们常常说将来不要做一个文人。因为文人不是直接做掠夺者，就是做掠夺者的工具。”“为了做一个真实勇敢的人，为了忠于我自己的信仰，为了使我不致有亲手割断我的生命的一天，我应该远离开那些文人。”当然，巴金说的“文人”指的是那些惯于造谣、利用、攻击、捧场的文化人。“谁知道残酷的命运竟然使我自己今天也给人当作文人看待，而且把我们所憎厌的一切都加到我的身上了。”它们包围着年轻的巴金，使他“不能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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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当作文人的巴金，却很少有那些文人的毛病，相反，在巴金身上，总是闪耀着高贵品质的光芒。对于文友，他始终推心置腹，以诚待人，真心相处，相亲相敬。
巴金和冯雪峰有着数十年的深厚友谊。那时候他们常常“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可是，1957年，冯雪峰却被残酷地打成了“右派”，并且开除了党籍。巴金用严肃的自我解剖的笔调写道：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巴金进一步解剖自己：“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巴金批评自己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这该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冯雪峰被打成右派之后，巴金一直关注着他的命运。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他请人向他致意。1975年雪峰病故后，直至1979年，才为他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而此时，巴金也满怀深情，为他写下了《纪念雪峰》的悼文，表达自己对雪峰永远的尊敬与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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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巴金上世纪30年代结识的老朋友。巴金对他的怀念是非常深切而感人的。巴金忆起老舍在世的时候，他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去看望老舍，谈了一会，老舍夫妇便带他到东安市场里一家他们熟悉的饭馆，边吃边谈，愉快地度过一两个钟头。
巴金说，老舍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是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是用艺术为政治服务最有成绩的作家，他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而没有一点私心。但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在那场空前的大浩劫中仍然逃脱不了悲惨的厄运。巴金仿佛看见满头血污包着一块白绸子的老人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他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他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啊！但是，仅仅过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盖了一床破席。老舍终于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间，他没有能够将心灵中的宝贝完全贡献出来！
巴金叹道，老舍虽然含恨死去，却在人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东西，那就是像《月牙儿》、《骆驼祥子》、《茶馆》等等那些不朽的作品。巴金回忆老舍在临死前一个多月对他讲过：“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巴金痛心地说：“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老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
巴金感慨地写道，他不相信鬼神，但他却希望真有一个“阴间”，在那里他可能看到许多他所爱的人。倘使有一天他真的见到了老舍，想起老舍的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巴金就会紧紧捏住老舍的手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两位文学大师结下的情谊何等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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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对于鲁迅先生的尊敬与挚爱，更加感人肺腑。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地像洪流一样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悼的文章，连最偏远的村镇里也廻荡着悲痛的哭声。当年只有32岁的巴金，在万国殡仪馆里，度过四天严肃而悲痛的日子。在巴金眼前，鲁迅仍旧是那酣睡中的慈和的面颜。这也许是梦罢，倘使他真的坐起来呢？这不是梦。巴金一直崇拜着的导师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旁边花圈上一条白绸带写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巴金心头的缺口却是永远不能填补的了。巴金久久地伫立在先生的遗体旁，为瞻仰遗容的人们拉开帷幔，每个人都希望多看几眼，但后面等着的人又有那么一长列，并在不断地催促着，这使巴金很矛盾。
在墓地举行了仪式之后，巴金他们十三、四个人抬起了灵柩。胡愈之突然从人丛中跑出来，把他的手掌也放在灵柩下面。巴金感动了，他想：这一刻所有的心都被躺在灵柩中的鲁迅先生连接在一起了。先生虽然远去了，但他的一切都成为神圣的了。他的人格实在伟大，他的文章实在深刻。他的垂老不变的青春的热情，至死不屈的战士的精神，将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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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鲁迅先生远去的时候，巴金和多少人一起，怀着深深的敬意在先生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久久地思念着先生伟大的一生。这位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们失去了一位真心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忠实的代言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位极具召唤力的先锋与勇士，他一生用他的一支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他的死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巴金在1936年10月写的《悼鲁迅先生》一文中指出：“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焰，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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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赞叹：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先生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的同情与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巴金这样想着，久久地想着，怀着无限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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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二十年后的一个秋夜。窗外“荷荷”地下着雨，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风从窗缝吹进来，写字桌上的台灯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巴金刚翻到《野草》的最后一页，抬起头来，忽然像看见鲁迅先生站在面前。仍旧是矮小的身材，黑色的长袍，浓浓的眉毛，厚厚的上唇须，深透的眼光和慈祥的微笑。他在房里踱着，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抽烟，他看书，他讲话，他写字，他躺在那把藤躺椅上休息，他突然发出来爽朗的笑声……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窗外天空漆黑，而只要他抬起眼睛，屋里就马上亮起来。他的眼光仿佛会看你的心，他一开口，每个字都很清楚地进到你的心底。他从不教训人，他安慰、关心和鼓励你，慢慢地使你的眼睛睁大，挚诚地牵着你的手徐徐朝前走去，倘使有绊脚石，他会替你踢开。巴金知道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带着创伤向他求助，他精心地帮他们治伤，鼓励他们鼓足勇气继续向光明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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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在狂注，风在震撼，屋子里灯光黯淡，可是巴金却发现从鲁迅先生坐着的地方发出炫目的光来。目不转睛的巴金透过黑色长袍看见了一颗燃得通红的心！先生的心一直在燃烧，那么鲜红，那么透明，巴金望着这颗光芒四射的红心，浑身的血都燃烧起来，并感到有一种献身的强烈欲望。
鲁迅先生站起来，走到窗前，发光的心仍然在他的胸膛里燃烧，这颗心多少年来就一直在燃烧，一直在发光发热，一直在为人们指路。多少年青人连同巴金自己，都曾从这颗心得到温暖，受到鼓舞，激发勇气与力量。
夜，格外静。连鲁迅先生那颗心“必必剥剥”燃烧的声音也听得见。先生一只手慢慢地压在胸前，巴金觉得先生的身子似乎微微地在颤动，听见先生激动地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们。”“难道为了你们，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的？”先生高呼着：“勇敢地继续向着更大的光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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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清晰地看见鲁迅先生的那颗通红的燃烧着的心，愈燃愈往上升，升到了空中，悬挂在天空，像一轮初升的红日。巴金仰头第一眼只看到那颗燃烧的心，再细细地看，先生的慈祥的脸庞分明就挂在空中，他笑得多么欢乐！那是巴金从未见过的美好的笑脸！
这时，巴金在屋子里又发现鲁迅先生一点也没有改变。先生还是那么热心，那么恳切，那么慈祥，那么安静。坐在椅子上的先生浑身散发出一阵阵热气。巴金感到屋子越来越温暧了。
巴金知道先生并没有死，并且永远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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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向先生发出真诚的恳求：“不要离开我们！”巴金听见先生响亮的回答：“我决不离开你们！”这是多年来听惯了的声音。
巴金回到写字桌前，把《野草》阖上，竞吃惊地发现那一颗透亮的红心也在书上燃烧……原来，巴金俯在摊开的鲁迅先生的《野草》书上做了一个秋夜的温馨的梦。
窗外还有雨声，秋夜的雨滴在芭蕉叶上的美妙的声音，滴在檐前石阶上的美好的声音。梦里醒来的巴金，在鲁迅先生的书上，仿佛还看见先生那颗闪光的燃烧的心。
这秋夜秋雨的燃烧着的那颗红心啊，使巴金永志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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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年后的一个秋天的早晨。在先生新墓前面望着灵柩慢慢地落进墓穴的时候，巴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情景。那时宋庆龄对六千送葬的群众激昂地讲过话，她用“将来的光明”安慰过在她身旁哀哀哭泣着的许广平女士；今天，她又默默地扶着埋下头流泪的许广平女士。巴金和宋庆龄一样，在同情的注视中流露出对于鲁迅先生的深切的怀念。在墓穴封闭哀乐停止之后，巴金和她们抬起头来看毛主席题字的鲁迅先生的高大的墓碑和雕塑的坐像，脸上现出二十年前所不曾有过的欣慰的表情。是的，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光明来到中国。二十年，风浪所不能动摇的对人间美好生活的理想正在巴金和她们脸上焕发着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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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巴金和多少人都幻想着鲁迅先生会从那把“藤椅”上站起来，都在盼望着能够扶着先生走出去，让他看看今天的新中国，看看他毕生所追求的光明景象，告诉他这些年来发生的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此刻，巴金和许多人都有多少话要告诉先生啊。可是，先生依然安静地坐在“藤椅”上，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他已经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巴金只能扶着他坐看世界，却永远也不能够扶着他站起来了。
秋天的阳光正照着鲁迅先生的雕像，白色的像身沐浴着金色的光辉，更加璀璨夺目，成了光明的象征。从这里射出的光芒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与心灵。巴金安坐在草绿如茵、花红似火的虹口公园里，安坐在鲁迅像前，陪伴着并不寂寞的鲁迅，久久地不愿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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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轻风吹来先生墓后的桂花香和堆满在墓前的花圈上鲜花的清香。墓前那两棵高大的广玉兰茂密的绿叶随风轻轻舞动，明年春天，它们会开出许许多多银色的花朵，那紫藤将用无数的紫色小花装饰两旁的花架。看着先生安静地睡在百花中间，巴金感到无比的欣慰。
巴金和许多的人带着对鲁迅先生的永恒的纪念，依依不舍地走出虹口公园，每个人都感受到作为光明象征的先生坐像的光明，感受到充满于心中的温暖。巴金想：在黑暗的悲痛的日子里，先生没有离开我们；而今，在光明的欢乐的日子里，先生也没有离开我们，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巴金对于鲁迅的尊敬与挚爱是永恒的。大师的典范将为文坛留下千古佳话，将永远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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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对于鲁迅如此敬爱和亲近，对于许许多多的作家与文友都充满着真诚的爱心。
巴金和作家、友人马宗融、世弥夫妇在事业与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世弥是一个平凡的人，她的文笔有着真实、朴素的美。她是社会革命的斗士，她把许多革命者团结在一起。她的家仿佛成了文友们的会所。有一次，巴金受朋友的嘱托，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岗警戒下的虹口带了一支手枪，一百颗子弹和一包抗日文件到她家里寄存，她毫不犹豫地收下巴金提去的那口箱子。那些东西在她家里放了一年，到她离开上海时才转移。
上海沦陷后，世弥和马宗融多次打急电来探问巴金的安全，又屡次写信劝巴金离开“孤岛”，到他们那里去。那几年巴金在生活和事业上遇到各种麻烦，不能从容地应付一切，常常沉溺在苦恼之中。世弥夫妇开导他、安慰他，给了他许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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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民族的独立与生存，许多人默默地牺牲自己。世弥与宗融大哥先后去世了。思念，深沉的思念割痛着巴金的心。他不能够制止悲痛，文友的死给他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虚空。记忆和悲痛逼着巴金写出了纪念世弥与宗融的深情的悼文。当他们的儿子马绍弥1948年成为孤儿时只有9岁，巴金直接从追悼会上将马绍弥和姐姐马小弥接回家抚养，当作自己的孩子。几十年来，巴金一直不对外透露此事。
1938年4月，巴金在《纪念友人世弥》的悼文中真诚地写道：“你的手所放下的火炬，也将由我们接过来高高举起，我们会把它举得更高，使你的和我们的理想早日实现，我知道那会是你最快活的时候。到了那一天，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理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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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世弥、宗融的真诚的深切的友谊，久久地感动着文友，久久地留传在文坛和百姓之中。
鲁迅和巴金的一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文人相亲的佳话。
我常深深地思索着，思索着这许许多多的文人相亲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