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作者|徐兆寿

新媒体是近些年来中国最热的关键词，它在迅速改变中国。文学作为新媒体主要传播的内容之一，就更不用说了。新媒体已经犹如空气一样进入我们的生活，文学生活也因为新媒体而焕然一新。余秀华的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夜间通过微信红遍大江南北，而其本人也迅速从一名籍籍无名的民间“脑瘫”诗歌爱好者成为著名诗人，甚至成为一线诗人。从微信上常常能看到，她开始“指导”中国的诗歌写作。我们可以先不去讨论她的诗的品质到底如何，单从传播的效果来看，新媒体的传播已经远远超过了今天的文学主流媒体（报纸和期刊）。然而，因为新媒体来得太突然，太迅猛，不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都没有思想准备，就连互联网与新媒体开发者也未曾料到它将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界也一样。至今不看微信的作家和批评家大有人在，而且对此抱有成见的还不在少数。

因此，在今天探讨这个话题，仍然充满冒险。但也正是因为冒险，才格外具有言说的冲动。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报刊上已经有一些文章，但都未曾引起过人们的重视，也未曾展开与深入。本文试图重新探讨一些概念，并冒险对一些现象做一些阐释。

关于“新媒体文学”概念的探讨

这是2016年10月22日召开的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讨论的一个主题，其概念本身值得探讨。作为发言人，我拿到这个题目时多少有些兴奋，但认真梳理时发现此概念甚为可疑，类似于网络文学的概念一样充满疑相，而新媒体本身就是网络诞生的一个新生儿，所以，探讨新媒体文学这个概念时就必须要对网络文学这个前生的概念一并重新审视。

网络只是一种电子媒介，如同甲骨、竹简、绢帛、纸一样。它是一种发明。如果没有网络，传播就只能依靠纸，类似于如果没有纸与印刷术的发明，就只能依靠竹简与绢帛。在人类文明的传播史上，这些发明是伟大的，就好比火的发现和石器的发明使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铁器的发明则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而航海技术的发明使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一样，网络电子媒介的发明使人类从实有物质的发明进入虚拟空间的发明，这项发明会导致人类进入怎样的前景目前还无法估量，但是，它对人类文明的传播则已经功莫大焉。

既然它是一种媒介，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称其为网络文学，过去的媒介也生成过自身的文学吗？这就需要我们回头考察一下人类以往的媒介与文学。甲骨文极简，用海德格尔式的表述即是，它在给万物命名，它是诗，也是这世界的象。它被国家所拥有。在殷墟没有被发掘之前，古人根本不知道会有这样一种文字曾流行于我们的祖先，当然，还是在皇室流行。连孔子怕也未曾阅读过那时的文学，它说明那时的文学传播很难，信息的流通不便。

竹简的发明是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大事，它可以复制文字，也可以将文字写得长一些。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就真正诞生了。在竹简和木简上，皇帝请人记录下一些大事，也写下一些赞颂的文章（《尚书》《诗经》中的《雅》和《颂》），但因为可以复制，所以可以流传，于是就有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情况。信息的流传使私人写作有了可能，于是，文人们可以记录自己理解的历史（《春秋》、《史记》），也可把散落在风中的言语记录下来（《论语》），还可以尽情地书写自己的观点（《道德经》），甚至可以寓言世界（《庄子》），但它们毕竟很有限，且携带很不方便，所以，很多人看不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那时有学问的人得用牛车来拉书，其实也拉不了多少。

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竹简，也是传播工具

造纸和印刷术是整个世界的大发明。今天我们批评复制，自然是另一种复制，但复制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我们不要因为有人在写作中复制别人的内容而对复制本身产生敌意。造纸和印刷术就是将文学无限地复制，使文学成为一种生活。纸媒就此产生。纸媒文学可以说极大地解放了人类，人们可以尽情地在纸上写满心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甚至是污言秽语（如明清时期的淫秽小说）。纸媒使私人写作大众化。这在过去时代简直是做梦。如果没有纸媒，王安石和王维的诗就不可能印刷几千册，导致洛阳纸贵，就不会有中国诗教传统；如果没有纸媒，明清小说就不可能生发和流传；甚至说，如果没有纸媒，远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就不会发生，因为没有造纸、印刷术的发明，罗马的文字和《十日谈》以及那么多的小说怎么能传播得那么快那么远？最后，如果没有纸媒，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成功。

电影《十日谈》壁纸

网络电子媒介的发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其功能大到令人恐惧。对网络的妖魔化指责至今未绝，但随着网络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后，人们发现，它慢慢地成了犹如空气一样的存在了。而手机便成了人的耳朵、声音、手的延伸。这就应了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人的延伸。

至今我们可能还记得木子美震动中国的一刻。她在“博客中国”上发表了自己的性爱随笔，一夜间竟有十万人次阅读过她的文字。它成为震惊国人一个事件。今天来看，在微博、微信上达到十万人次的阅读量已经是很轻松的事了，但在2003年前后的中国，则是一个大事件。这是因为网络的产生。那时发行量很大的《小说月报》最高量可达160万册，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它的读者量可能会翻倍，而有些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就是几千册，阅读量不会过万，但是，木子美的文章很可能会在一天内达到几百万人次的阅读量。2006年，新浪开通博客之后，有些文章的点题量可达千万人次。这就是网络的传播能力。纸媒能抵达的地方毕竟有限，常常还是权力的象征，且会受地域的影响，但网络不一样，只要有网络，任何地方都可在刹那间连通，地域的差异几乎没有了。读者之间的权力界限消失了。不仅仅是读者，就连发表的权力界限也没有了，即在网络上没有了发表的门槛。这是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的重要区别。

《男女内参》，木子美著

批评界将木子美的随笔称为网络文学。在此之前，痞子蔡将他的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上连载，引起轰动，大概是最早的网络小说的代表了。在那个时候，甚至至今，之所以被命名为网络文学，就是因为被命名的作品不能或没有被发表在国家认可的杂志和报纸上，而是轻易地发布到了无人把守的网络上了。听起来实际上是一次审判，或者是对文学权利的维护而进行的命名。

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否定的事实是，媒介的每一次革命，都意味着文学的解放。文学的解放在深层次上又意味着人的解放。媒介本身不能成为文学，比如甲骨上可以画下太阳，或生殖崇拜；比如纸上可以画下自然，或孤独（油布上还可画下上帝或裸女）；比如，网络上就可以播放音乐，晒出美图——但它们都不是文学。文学必须依附于媒介活着。这就是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主要发达于纸媒时代，在没有遇到网络这个无形的庞然大物时，文学便以纸为国，以纸为大地。现在，它突然间登上了一条叫网络的大船，便不知如何命名自己了。专家们讨论了很久，看不透。这是因为我们总在文学内部进行的命名。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是谁第一个命名网络文学的，但它就此被命名了。这是从媒介的角度来进行的定义，是一种泛概念。但谁曾听说过甲骨文学、竹简文学、纸媒文学呢？但从现在起可能就有了。因为网络这个新媒介的产生，可能会迫使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对过去的媒介进行命名，比如，陈晓明在《文艺研究》上发表《视听文明时代的到来——新的美学与感知世界的新方式》，他认为，“以电影为代表的视听艺术在当代文化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视听也愈加成为年轻一代感知艺术和感知世界的主导形式。电子科技与艺术的全面结合将形成新文明的基础，视听艺术为主导的文化将会更深刻地影响人类，进而塑造人类感知外部世界和感知自我存在的方式。因此，本文尝试把未来发生的社会变化表述为‘视听文明’到来的时代。”他已经在尝试将新的文明时代命名为视听文明时代，而“如果考虑到‘书写’这种记录世界的文字形式对于人类一个时期的文明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以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书写文明’。”

这些命名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新的虚拟空间、新的艺术样态的产生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得不给现有的新事物取一个名字。故而，过去十多年命名的网络文学权且可以当作是一个临时命名。但这种临时命名一直遭到作家和批评家们的挑战。比如，早在2011年《南方文坛》就已经发有文章对此提出质疑，文章称，“在目前的舆论界和学术界，经常把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相提并论，相互对照，把通过印刷出版呈现的文学作品归于“传统文学”，那些作家叫做‘传统作家’。中文‘传统’，英文tradition；convention都是指代过去的从前的某种事物，完成时态的事物，比如明清小说传统，五四传统。‘传统文学’就等着后人的怀念或者继承，传统的文学工作者也只是在发挥余热了。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准确的而且已经引起混乱的命名。”

五年过去了，此种混乱仍然在延续。人们仍然简单地把网络文学狭义地甚至带点污名化地定义为网络上那些靠写通俗类作品赚钱的文学。每年都有人搞一些排行榜出来，意指这些作品人气旺，能赚钱。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网络文学划为与期刊文学相对立的文学，即把没有在期刊上成名而在网络上成名的作家的作品统成为网络文学，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卫期刊的权威，但是对文学自由的一种亵渎。究其原因，人们讨论的更多的仍然是媒介的权力，即纸媒已经被赋予的权力要比网络这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媒介要严肃得多，它的文学价值似乎也要比网络文学（暂且如此称谓）要大得多。然而事实上，自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出现以来，自媒体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原来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自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其严肃程度和文学价值一点也不比期刊、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学低，甚至还要高，影响更大。在这个时候再来探讨网络文学这个概念，其弊端自明。

在这些讨论中，有一种见解司空见惯，但不被重视，即有人从专业的角度来阐述网络文学是可以产生链接、评论、复制等超文本，它实现了罗兰·巴特所一直强调的文学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创作的可能。这恰恰是媒介所产生的文学的新的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来对网络这个媒介下产生的文学进行命名倒是有见地的。

然而，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可以放到网络上来传播。比如，你要查阅《圣经》，只要上网，《圣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在网络上，有文字的，也有声音的，甚至还有图像的。你要阅读《论语》，古往今来几乎所有人对它的解读都可在网上查到。至于当代的，则更是应有尽有。网络就像是一个虚拟的看不见的库房，储存着一切文学。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用网络文学来对某一种文学进行一种带有媒介性质的命名吗？显然是不合适的。故而，如果非得对网络文学进行一次命名，那就只能把所有在网上传播的文学都统称为网络媒体时代的文学。如此命名，它才有媒介的意义。

同样，我们会在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学都可通过新媒体来进行传播，传播者可以在保留原作者信息的情况下，对文学进行转发、评论，也就是再创作。但在新媒体时代，再很少有人把新媒体上发表的文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学对立起来，也很少有人再轻视新媒体上发表的文学。因为人们发现，正是因为一些门槛和纪律，一些有价值的文学没有发表出来，但它会在新媒体上迅速传播。甚至有些作家先在新媒体上发表，然后才给报纸、期刊发表。先前在网络时代的一些歧见消弭了。

故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若要有“新媒体文学”这个概念，它仍然会产生与网络文学同样的尴尬，不如将它命名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如果非要运用“新媒体文学”这个概念，也要等同于“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方才有媒介的意义。就文学内部本身来讲，它有小说、诗歌、散文等，是没有“新媒体文学”这个子女的。

新媒体时代文学的特征

在国际传播界，新媒体本来是指电视、广播等视听媒体，是相对于报纸、图书等纸质媒体而言的，但中国并未如此命名。中国一直等到手机、iPad等移动媒体出现时，才将博客、微博、微信、说说、美篇等即时传播的自媒体打包称为新媒体。它的特征如下：

一是自主性。新媒体的最大特征就是自主。每一个小的媒体几乎都是自媒体，即使微信公众号，也有极强的自主性。媒体上发什么由媒体的管理者——当然往往就是自己来定，什么时候发表文章，怎样管理评论以及如何对待评论，也由自己来定。博客是最早的自媒体，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门户网站开设的博客影响最大，尤其是新浪博客，其点击率每天都过亿。作者发上去，由门户网站进行推送，然后便有大量读者在后面评论。作者会根据情况进行回复。当然，作者也可关闭评论栏，这也是由作者自主决定。

二是便捷性。佛教传播的法门之一是方便之门，此为妙法。网络便是当下文化传播的最方便的妙法。一切文学都可通过微信、微博来呈现在手机上。佛经《心经》《金刚经》平时一般人都不接触，传播很困难，但有人将其放在微信上，且配上美图或音乐，很多人便方便地打开了。南怀瑾解读《论语》、佛经的文章到处都有。目前的评论性文章都发表在期刊上，而期刊的发行量很小，于是，评论者便将其文章发于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推送，很多评论文章就这样呈现在大家的视野里了。至于那些名家的美文，则是很多微信公众号乐意推送的。文学的传播变得十分便捷。

三是碎片化。2014年莫迪亚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谈到了今天文学面临的碎片化阅读困境，此后中国文学界谈了很长时间的碎片化阅读。无论我们是否接受，手机、ipad等移动媒体的特征以及当前人类生活的特征决定了它就是这个样子，且以这种后现代方式影响生活与人类的未来。想回到托尔斯泰阅读长篇小说的时期，以及早期宗教的冥想时代，就得刻意为之。这样的事也总在微信上能看到，有一些作家在提倡用笔将小说写在笔记本或稿纸上，然后再变成电子文本。贾平凹还是遵循着传统的写作方法。但这是写作，并非传播。传播则要求迅速、广泛，所以，在今天无论作者用什么方式进行写作，而传播最方便的方式则是电子或数字化的，且往往以碎片的形式进行。但那些古老的文学，比如《道德经》，不但能在新媒体上重新发布，且似乎也适合于每天读一点。甚至于书法爱好者将赵孟頫用小楷写的书法作品《道德经》发成美图，其传播力惊人。碎片化其实也是人类古老的阅读方式的一种，只不过我们不曾将其刻意理解而已。它产生于有，并非无中生有。

成立于2009年的社交平台微博正在改变中国

四是及时性。只要有灵感，只要有欲望，任何人都可写下自己心灵的表达。其实也是碎片化的写作。前不久诗歌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关于截句的热潮，是作家、诗人蒋一谈发起的，得到了诗歌界很多人的响应，于坚、伊沙、朵渔、邱华栋、杨庆祥、沈浩波等人共同推出了“截句诗丛”。其实，这种写作在过去时代也存在，但它往往就藏于写作者的书房里，现在则及时地发表于网上了。文学写作开始像新闻写作一样。在微信上，很多作家、诗人或无名写作者，都经常会把旅行的见闻、阅读书箱时的感受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及时地发布于网上，与朋友们互动。这种写作目前很普遍，但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事实上，正是这种写作的普遍性，才使写作成为大众的，也才使大众真正地过上了文学生活。文学生活从少数精英那里来到了大众中，这是网络新媒体带来的最大益处。

五是作者诞生。早在上个世纪中期，罗兰·巴特就从传播的视角提出接受美学。他研究了文学生产之后在读者中传播的过程，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作者已死”。这是自尼采的“上帝死了”之后最令人震惊的一个谶语。他的意思是文学在进入阅读和接受之时，作者就不存在了，存在的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再创作。但这显然是片面的，文学是一个整体，它来源于生活，创造于作者，然后才在读者中流传、被接受、再创作，然后又消遁于无形，仿佛死了。它在传播中是一个整体，信息自身也在寻求自我的整体性。所以，作者不可能死去。文本中总是要显露大量的作者的信息，比如序言中可能会有一些名家对作者的评论，后记中则毫无疑问显露了作者太多的信息，所以说，这个文本是与作者浑然一体的，它不可能分离的。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文以载道的传统受到反叛，作家也在不断地卸下身上传道者的重任，文学成为私人叙事，感官叙事，日常叙事，再后来便成为呓语与想象，虽然这里面也有道的显现，正所谓“道不离人”，但作者在未曾意识到道的存在时，也便有可能偏离了正道，往歪道上滑行了。此时，作家便与传统意义上的载道者划开了界限，作家变成了作者。这是现代以来文学的共同特点，在后现代尤甚。

从传播的视角来看，正是因为作家已经丧失释道、传道的能力，所以，作家在读者中的地位也聚降。如果说西方文学是从现代以来尤其是罗兰·巴特意识到作者已死时有了这种变化，那么，新媒体的诞生则加速了“作家”的死亡期，同时，也催生了作者的大量繁殖。西方意义上的新媒体是广播电视的诞生，它使尼尔·波兹曼痛苦地宣言，人类将娱乐至死。娱乐的登场其实就是欲望的崛起，随之而来的便是精神的遁亡。中国意义上的新媒体则到了网络时代，尤其是手机网络时代，它们带来的仍然是娱乐化的文学场域。文学变成娱乐的名角。百家讲坛便是一个例子。对于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文学是娱乐的雪线。当此雪线越低的时候，精神的源流也就变得稀少，它所哺育的人类就越少。现在，这个雪线正在下降，所以，博客时代有人高呼“文学死了”，新媒体时代便有更多的专家、文学期刊主编在不停地奔向会场，讨论如何应对新媒体之战。

五是读者活了。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可以形容为，传道式的被极少数人操控的文学已经成为过去，一种叫作家的生物因为过于崇高难以大量繁殖，代而兴起的是大量被我们视为非作家的普罗大众以其非文学的方式将文字弥漫于网上，一种叫文本的新事物诞生。此时，作者也非罗兰·巴特所讲的“死了”，而是始终活着并参与到文本的传播过程中，同时，读者从过去的隐性存在中显现出来，发言并同时与作者一道参与到文本的再创作中。读者活了，读者也成为第二、第三作者，以至无穷。如果说过去的文学是相对封闭的，是作家高高在上，读者顶礼膜拜而阅读，作家在指导生活，而读者在遵照生活。读者即使有赞同或批评，也只存在于自己的世界里，无法与作家交流。如果读者将自己的感受发表出来，那么，读者就变成了批评家，成为作家的另一个称谓（批评家是作家的另一种存在）。

而现在，新媒体将文学敞开了，文学成为开放的文本。读者皆可参与。通过新媒体，我们发现，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即可看到网友（博客）、粉丝（微博）、朋友（微信）的评价，皆可互动。读者不但是读者，同时，也是作者，是第二作者。读者可参与文本的创作。比如，你的一篇文章在被阅读的时候，会有很多评论。粉丝或朋友可能会找出你文章中的错误，你可随时修改。还有，甚至于有人批评你文章的观点，你也可以考虑再三后做出完善。这在博客上是可以的。最近流行的一个APP叫美篇便是这样，它将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无法修改的问题解决了，于是，美篇中的文章，可以随时做出修改。而读者在微博或微信上转发一篇文章时，往往会做出评论，或表示对该文的赞赏，或表示对该文的批评，此评论便是一次微创作。

五是超文本的诞生。早在网络时代，就有很多人讨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其中就有越链接和超文本概念的提出。也就是说，在一篇文章中，你随时可以看到与此篇文章或作者或主题相关的其它信息，甚至在网络上还能做到对所有字、词、词组的搜寻。这是网络所创造的功能，它使文本显示出极为开阔的场域。同时，因为网络的广泛引用，新媒体可以在编辑文本的时候，配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还可以植入音乐，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同时享受视听盛宴。这是纸媒所无法达到的。

新媒体时代文学的生产

我们今天还没有养成接受异端的习惯，但新媒体迫使我们必须这样做。如果我们承认有新媒体文学这个事物，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别它与它相对应的文学呢？或许，我们仍然可以把新媒体文学视为封闭的作品，即作者上传到网络、微博、微信或APP上的文章，与报纸一样。过去那些没有出名的作者的文章就是这样上传到网络上，并被人们无情地命名为网络文学。现在，我们还能如此吗？显然已经不能了。

新媒体是一个开放的媒体，所以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也就是开放的，多元存在的，多样化传播的。如果我们刻意要区别出何谓新媒体文学，那么，我们就必须规定，它必须要有读者的参与，即作品的再创造，至少有读者的大量转发，或评论。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推送南怀瑾的《论语别裁》中的文章时，《论语》首先被南怀瑾先生评论了，这是纸媒时代就在做的事。然后，我们会发现，人们在微博、微信上转发时，很可能是在评论《论语》本身，那么，读者不但成为与南怀瑾一样评论《论语》的第二作者，同时也成为评论《论语别裁》的第二作者，事实上已经成为《论语》的第三作者。但它并没有完结，阅读他微信或微博的人又可以继续评论。此时，场域已经转移到别人的微信或微博圈中了。直到无穷。因此，我们试图想把新媒体文学定义为当代文学中的一种写作，似乎已然不能，但它又的确发生在当代。

故而，当我们在讨论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生产时，就不能把这种文学生产只定义为当代作家的文学生产。它可能是过往一切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也就是说，《论语》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推送，就仿佛孔子还活着。读者一样要评论。那么，我们便回到了原点。无论是过去的纸媒时代，还是今天的网络与新媒体时代，文学生产的第一环节即作家的独立创作并未改变。无论是在手机上或iPad上写，还是电脑上写，甚至在纸上用笔写，都是创作。过去有人把在上网时写下并随时发到网上去的文学称为网络文学，其实，这种事情到今天已经很可笑了，因为今天网络随时都畅通着，随时都可把任何东西发到网络上。手机上也如是。所以，这仅仅是创作时期。这个阶段古今未变。

第二个阶段是发布时期。这是新媒体创造的平台，它与过去的纸媒有着质的不同。过去我们神圣地称其为发表，因为它有一些门槛需要跨越，比如，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部长篇小说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且需要编辑、编委会、主编等多人同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人代表着国家意志，他们掌握的是国家的公器。他们承认了文学的价值，仿佛也就是一个国家认可了。贾平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他在1976年时已经发表了40多篇作品，但名气不大，玩命地写了很多短篇小说，给很多地方都投稿，结果收到的基本是退稿。1977年，他在下乡时写下《满月儿》，该小说发表于1978年第3期的《上海文学》上。小说主人公满月儿的青春形象一下子被人们记住了，小说后来获得了好几个大奖。贾平凹出名了，于是，他之前锁在抽屉里的那些小说一夜间都被杂志社抢光了。现在，贾平凹的小说不等写出来，就被编辑提前预约了。比如，长篇小说《极花》刚刚写完，就被《人民文学》的编辑拿到，很快就发表了。相比来讲，一个无名作者要在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则难上加难。这就是发表的门槛。

现代传播媒介互联网
前不久，《光明日报》发表其编辑韩小蕙纪念陈忠实的文章，讲述了她请陈忠实改稿的细节。在她约陈忠实写文章时，陈忠实已经是名满江湖的大人物，且可能是头号人物。陈忠实在纸上写了18页5000多字交差，可韩小蕙觉美中不足，于是，犹豫再三请陈忠实修改，陈忠实答应了，又寄来两页。编辑是怀念陈忠实高尚人品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则透露出，编辑是有自己思想的，进一步说，报纸是有自己的追求、品格和相关要求的。连这样的大作家都要求被改稿，那么，一般的作者的稿件就不用说了。大部分作者的作品发表是很困难的。余华前不久说，自90年代以来，杂志社对自由来稿基本上是不看的。也有一些编辑对此提出反对，说也在看。无论如何，余华的判断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判断，虽然说杂志社仍然在看无名作者的稿件，但大部分无名作者的投稿信并未被打开，这应当是常态，尤其是今天都争抢大作家稿件的期刊时代更是如此。

正是因为如此，网络就格外重要，因为它给无名者提供了阵地。就像民国前后，很多作家都是通过自办刊物来发表自己的主张的，也只有那样，自由的思想才被传播到中国，新文化运动才由此开始，新中国也才建立。网络与新媒体的意义也在于此。它至少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现在，你可以在任意时期将自己写的长篇小说发表在网上，当然，发布在一些有影响的网站上大概仍然需要传统的方式，但仍然很快，且门槛会低很多。

第三个阶段是阅读、互动、参与阶段。这也就是接受美学所探讨的事情。在过去的纸媒文学时期，这个阶段是隐性存在的，现在，则大白于网上。当然，它仍然并非所有读者参与，只是一部分愿意发表自己意见的读者的参与。这些读者把意见写在博客的评论栏里，或以评论的方式转发微博、微信、说说、美篇等APP。然后，这则评论就是一篇新的文本，它很可能是与原有的文章意见相左的，当然，也可能是惺惺相惜的，还有可能只是看了题目或部分篇章断章取义的，但不管怎么说，一篇新的文本就此产生了。

如果大家认可李银河的一些文章也是随笔或散文的话，那么，我们在评论栏里可以看到大量的污言秽语，人们恨不得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这里，只恨人间还没有产生更为恶毒的话语。也就是说，在这里，人们变得彻底地无理性。我常常在想，百年之后，或千年之后，若人间还保存着这些交互式的文学样态，人们会作何感想？

一般的作家都会在意别人的批评，甚至会回应。比如，自媒体写作者萧彧每过几天都要在自己的导弹熊微信公众号中推出文章后，会很幽默地回复他的评论者。很多大作家常常说自己不在意别人的批评，比如余秋雨说自己不上网，杨显惠也说自己从不看网络和微信、微博等这些非纸媒体的东西，但贾平凹在很多地方说，不可能不看，至于是否受影响就很难说。莫言虽不怎么上微信，但常常在远处观察微信上的内容。

最后，还可看到此篇文章的阅读量、评论量、转发量、赞成量、反对量（这尽管有些简单）。我们还可以把这些数据进行进一步地分析，会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结论。这就是一篇文章发布后的结果。如果说，纸媒时代的文学发表后其影响的结果常常无法判断的话，那么，新媒体时期的文学则阶段性呈现——因为这还不是最终的影响，有些影响可能要到很多年之后才能呈现。这才是新媒体文学的新特质。它诞生了超文本，使读者成为第二作家，参与了文本的创造，由此文学才更加有意义。

新媒体时代文学的传播

关于到底是喜欢纸媒传播的文学方式，还是新媒体传播的阅读方式，这个话题在今天已经落潮了。它的涨潮期在前几年iPad和手机产生时，甚至可以追溯到在网络文学初期的2006年前后。当然，我们还可以回想起1990年代关于电脑写作的讨论。很多作家愤然提出拒绝用电脑写作，后来，绝大部分作家都在用电脑写作。网络产生后，人们又讨论过一阵电脑视频阅读的问题。2006年博客产生的那个时候，人们担心年轻人不读书了。今天会更担心，因为今天谁曾见过几个年轻人拿着书本耽于其中呢？移动式新媒体的阅读使文学变成快餐。之前，我们以为只有那些娱乐式的流行文学是快餐阅读，但是，当我们在手机上重新阅读《道德经》《论语》的某个片段时，我们还能把它们当成快餐吗？

当然可以，因为它的方式仍然是快餐的吃法。一位在兰州吃过灰豆汤的记者，到北京后仍然念念不忘，我便感慨，那没办法，我不能把灰豆汤寄给你啊。可是，我身边的一位80后立刻说，可以啊。于是，几天后，那位记者在北京收到一份兰州灰豆汤的快餐。她稍稍一热便可以享受了。连这种古老的手工做法都可以变成快餐，其它的也是有可能的。信仰基督的信徒们现在可以在手机上阅读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而且会觉得这样越来越方便。佛教徒们不但在旅途中听佛教的音乐和佛经，还可以随时通过手机查阅古老的佛经。至于把《诗经》《史记》做成APP片段式地推送给人们，这是现在的文化商人们和教育者们早在进行的开发项目和教育方式。商业和教育的介入会使古代文学重新焕发生机，更不用说现当代文学了。

微信，腾讯公司于2011年推出

我们需要以年轻人的方式来重新看待阅读世界。也许贾平凹先生仍然会说，他还是习惯用钢笔写作，甚至有作家倡导用毛笔字写作，这种“古董”在今天格外珍贵了，但正是因为其珍贵才说明这种方式被大量淘汰了。不论作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读者则更多地习惯用手机或iPad或电纸书来阅读，而且因为网络或新媒体的影响，更多的人想记录下读后感，或是复制片段进行传播。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但越来越方便，而且整个世界也电子化、媒介化了。此乃大势所趋，非个人所为。因此，以新媒体为载体的文学代表了人类新的传播方式，也是必然的方式之一。

那么，如何通过新媒体传播呢？目前的做法有如下几种：

一、在纸媒发表，然后以权威的方式再通过新媒体进行传播。比如，作家或评论家都需要一次权威的认可，需要在《人民文学》《收获》《诗刊》《文学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自己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然后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或者自己的网络媒体上发布，注明是在哪里发表。再比如，作家或评论家同样需要权威的出版社来出版自己的作品，然后再碎片状推出。这是结合了传统纸媒的方式来进行传播。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甚至很多人把诗歌以朗诵的方式来推出，效果更好。《收获》《小说月报》《诗刊》《人民文学》《文汇报》《人民日报》《文学报》等报刊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目前影响还是较大的。它是新媒体时代的权威。

二、直接发布于新媒体上。这是目前一般作者处理自己文章的方式，同时也是一些自媒体写作者运用的最有效的方式。目前，影响大的自媒体写作者有朱大可、张鸣、刘黎明、六神磊磊、导弹熊、曹林等。他们较重视当下的影响力，所以文章便更多地具有新闻性和实效性，以杂文具多。朱大可和张鸣写的作品都是极具文学品质的，每一篇的阅读量都在数万人之多。刘黎明的“史记”体写作已经被大众广泛推崇，这种既不是当代的白话文写作，又无法归入当代文学范畴的写作，恰恰显示了新媒体时代汉语写作多样性的魅力所在。不仅这种文言写作受到人们的大量关注，而且一些古体诗的写作也在新媒体上广泛流传。似乎有古文复兴的趋势。这些自媒体时代的写作者既不靠稿费生活，也不靠纸媒来打影响。相反，纸媒慢慢地开始重视他们，主动地选用他们的文章。

三、自媒体时代的泛传播。新媒体时代诞生的最大的媒体便是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有博客、微博、微信、微信公众号、美篇、说说，而这些自媒体上，不但可以发布自己的作品，还可以转载别人的作品。文学传播的秩序初看起来颇为混杂，难以细分。所以，那些简单地宣布“文学死了”的人，其实应当改口为“文学自由了”。不愿承认文学自由的人们，是想维持文学的权威性，想将文学束之高阁养起来，但可能恰恰失去了文学的活力，使文学变成一种雅好而绝后。李敬泽最近在谈到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因为说到底，文学有时候，在我们现代社会中，他也有一种倾向，就是越来越变得专门化了，越来越变得说高大上，或者是高精尖，某种程度上讲，也意味着他越来越失去他的活力，失去他作为一个野孩子那样奔放精神，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怕跟一帮搞文学的人谈文学，为什么呢？大家都博览群书，一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规矩那么多，段子那么多，套路那么深。你就觉得永远自己读书太少。但是话又讲回来了，难道文学仅仅是这样吗？时间长了，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文学的本源。”他的意思是文学有一定时候，需要的是其自身的野性，新媒体恰恰能释放和恢复这种野性。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今天的文学期刊只是提供一个相对权威的信号，而新媒体尤其广大的自媒体才是传播的主要力量。故而，当下文学的传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仍然重视传统纸媒的建设，且要优中选优，给新媒体的传播提供权威的信号。反过来讲，纸媒要格外重视新媒体的传播，以碎片化的方式将其文学传播开来。这就是媒介融合。目前很多媒体在探索这些传播方式，效果很好，但似乎犹疑不定。比如，报刊对微信公众平台的发布是很重视的，但在人员配备方面力度很小，对编辑的新媒体传播技能并未要求，这就使得纸媒编辑队伍还不适应新媒体的传播要求。这种犹疑不定背后的心理，还是对新媒体的轻视以及对体制的依赖。但是，新媒体会不断地逼迫传媒纸媒做出改革，就像过去不用电脑写作而不知不觉间都变成电脑写作一样。它会无声地改变纸媒的命运。日本的纸媒和新媒体之间做到了很好的融合，纸媒往往是发表一些重要的言论和主题部分内容，新媒体则会早于纸媒及时地发布最新的消息，等到纸媒出来后，新媒体会根据人们的需要或反馈而进行深度的报道、链接等。中国的媒体目前还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日本的所有阅读都是付费的，而我们的网络阅读是免费的，这也导致纸媒的危机。

二、探索新媒体传播的规律，以此来传播文学，并反过来影响纸媒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新媒体传播是有规律的，如人人痛骂的标题党恰恰是网络时代和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如何做，怎样做，是需要探索的。这是媒介伦理要解决的问题，这里不做探讨。再比如，报纸和期刊的编辑是有规律可循的，同样，微博、微信的编辑也需要探索。美观简洁的微信很适合读者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内容简介、关键性词句的摘录、图片与音乐的插入、小标题、文章中关键词的编辑等，都是一些小技巧。

三、纸媒也要坚持其自身的品格，以此来确立新媒体文学的厚重品格。纸媒，尤其是那些有着优良传统的纸媒，其深厚、稳健、大方、崇高的品格已然确立，在读者中已经有优良的传统。这些传统如何在新媒体传播中继续传承与发扬，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新媒体在今天的状况是无序发展，且良莠不齐，但新媒体也会培育出高品格的平台。这些都是需要向传统媒体学习的，有一些微信公众号已经有这样的经典化、专门化趋势。故而，那些已经树立权威形象的传统媒体，要加大力度做好新媒体，将纸媒与新媒体统一起来，这将会改善新媒体文学传媒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