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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原创 威风 长稔塬上

    1903年,作家刘鄂在半月刊《像绣小说》上连载了一部很特别的小说《老残游记》,他以一名绰号叫“老残”的游医铁英在江湖游历中的所见所闻为主线,描述了在上世纪初中国经济、社会以及官场等世间百态,揭露了所谓“清官”的丑恶脸孔,显示了晚清封建社会的残酷、腐败、黑暗和朝代的残照落晖。在小说的第一章《土不制水历年成患,风能鼓浪到处可危》中,他讲了一个“危船一梦”的故事:
    江湖游医老残在山东一个叫“古千乘”的地方,小试牛刀,医好了大户黄瑞和的怪病,黄大户设宴开席唱戏,以示庆祝。一天,老残贪恋薄酒,身体困倦休息时,被两个好友怂恿着去登州蓬莱阁观赏海市蜃楼,三人正在欣赏海市的虚情幻相时,突然遇到洪波巨浪,顷刻间,二十三四丈的帆船破损,濒临覆灭。船主、舵手一时惊慌失措,水手只顾搜刮乘船男女的衣物,一些人则乘机鼓动破坏,而一般乘客则因怯懦而盲从。只有老残和他的朋友们尽力挽救危亡。但当他们送去来自外国的罗盘时,却被诬为“汉奸”而被打落水中。正当老残沉于海底“自知万无生理”之际,忽被旁人唤醒,方知危船遇险实际上是自己做的一个梦……。

    这个托梦说事的开篇是全书的总纲,看似一个虚幻的梦境,却象征着当时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指出其根源在于大大小小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残酷暴虐。小说沿着这一思路,借助老残的行医见闻,集中揭露了官场的腐败。鲁迅先生曾评论道:“摘发所谓清官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
    刘鄂,笔名鸿都百炼生,江苏镇江人,是晚清光绪年间的传奇人物,他写的这部《老残游记》被称为“清末四大遣责小说”之一。就在刘鄂写这部小说的前三年,即1900年,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以英美法德等为主的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清军大败,第二年即1901年,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赔款价息合计白银9.8亿两,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驻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等。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读诗书,生逢乱世,事业失败加之政治理想幻灭的刘鄂目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怀着痛惜的心情在《老残游记》的《自序》中写道:“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应当说,刘鄂还是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政治头脑的,他对清政府治下的社会弊端看的还是很清楚,然而,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却并不十分清楚,只是认定中国社会的罪魁祸首是黑暗的官场风气,只要官场的风气好转,政治清明了,或许中国还有药可救。
    能看出来,刘鄂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思想,然而,有一个人比他看的清楚,更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这个人就是比他小十六岁的广东新会人梁启超
    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不仅刘鄂看出来了,梁启超也看出来了。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中国也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引发民众恐慌。梁启超等人怀着变法图强的梦想,开启了戊戌变法运动。后来,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1900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在文中,他激情四溢的写道: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能看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梁启超先生相比较刘鄂先生来说,还是很乐观的,对于未来的中国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也梦想着有一天能“潜龙腾渊、乳虎啸谷”,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

    这民族复兴的梦想,成为后世一代代人为之生生不息、接续奋斗的梦想。正是有了这样的梦想,康有为、梁启超先生开启了君主立宪制的改革,然而,“戊戌六君子”的残酷现实使他们梦想破灭了;正是有了这样的梦想,孙中山先生开启了“武昌起义”,进行了北伐,然而,“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使得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化为了泡影;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人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其实就是革命与改良选择的历史。让人很欣慰的是,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完全可以不以社会的巨大动荡为代价来实现,在经济的和平崛起过程中,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的民众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和道路、理论的坚定维护者,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梦想,但是,民族复兴的梦想是这个民族所有民众梦想的最大公约数,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继续向前、接续奋斗。回望改开的四十年,筚路蓝缕,布满荆棘,但也硕果累累;展望未来的四十年,关山险阻、道路且长,但也胜利在望。

    坦率的说,对于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探索,至今仍然在摸索之中,仍然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120年前相比,与70年前相比,依然有连续性和相似性,数量和难度一点儿也没减少。尤其是在今年,当大洋彼岸讹诈的隆隆炮火传来时,很多人或许想到了120年前,那个中国被“群殴”的时代。然而,今日的中国,与120年前相比,却有了更为充足的弹药和更为团结的民众,就要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梦想已经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越接近梦想成真,越要理智,越要有耐心。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困难面前保持镇定,也不是所有人能经受住压力和考验的。当各种的“失败论”、”妥协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越要保持一份警醒和自信。

    吴晓波先生在他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一文中,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去考察,你会惊讶的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识:每一次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去的经验和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49年前的1969年,那是共和国最为混乱和迷茫的时候,文攻武卫,举国狂躁,然而,北京知青郭路生在内心充满了失落、迷茫和悲哀的时候,却写下了一首广为传播的朦胧诗:《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的,我们要相信未来,相信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100年前,梁漱溟的父亲临终前问了儿子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会向好里去的。”
    这个世界会好吗?答案在你我心中。只要心中仍有梦想,既不盲目乐观,也不消极悲观,就像海明威所说的:“世界并不完美,却仍值得去奋斗。”
    “江河浩荡,自屋后上升”,时代的前进已不可阻挡,创新的溪流汇聚成江河,国民个体崛起为峰,国家走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步步向前。
    从此刻,从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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