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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艺术造假总能令人痴迷?

广州大学/陆道夫

大画家毕加索曾经公开声明过:艺术就是盗贼。

事实上,早在古埃及时代和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艺术造假。而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造假的职业热人士,恐怕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了。

米开朗基罗应该算是当时的杰出代表。他因为年轻时研习过一门古代雕刻术,故据此做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赝品。成行成市的商业化艺术造假,应该肇始于十九世纪后期。到了20世纪,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的进步,艺术造假更是甚嚣尘上,势不可挡。

为什么艺术造假总能令人如此痴迷和向往?

日本美术评论家濑木慎一(1931-2011)先生撰写的《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至少能给我们带来有三点启发:

其一是其独特的艺术史写法,

其二是书中所谈的疯狂艺术造假,

其三则是有趣的艺术投资升值。

不妨先来说说濑木慎一先生这本书的独特艺术史写法。这是一本不同于任何美术史或艺术史的著作和教材写法。

濑木慎一通过自己亲身的艺术体验和专业感悟,把真品和赝品放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加以动态考察和静态思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单一史料堆砌,居高临下说理的艺术史写法。

濑木慎一凭借自己丰富的艺术素养和人生体悟,以赝品事件为经,赝品伪造者为维,在东、西方艺术史的长河中纵论横评,正史野史,信手拈来,娓娓道来;名画假画,慧眼识别,饶有趣味。

濑木慎一先生在书中力图做到事件中有故事,故事中有人物,述中有论,论中有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安格尔、伦勃朗、鲁本斯、波提切利、莫奈、马奈、提香、维米尔、库尔贝、弗拉戈纳尔、雷诺阿、塞尚、毕沙罗、委拉斯贵兹、梵高高更、夏加尔、罗丹、凡·艾克、戈雅、蒙克、荷尔拜因、马尔蒂尼等人都在濑木慎一先生的笔下变得活灵活现了。

诚如濑木慎一先生本人所言:“本来我对简要的美术史写法就不感兴趣,在学术圈里,我被人称为社会派。就此而言,本书所采用的这种自然美术史的写法或许更对我的胃口。”

实际上,濑木慎一本人更欣赏美术史学者、艺术鉴赏专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 )终生矢志不渝地都以作品鉴定为基础的美术史研究方法。

非常巧合的是,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濑木慎一和美国的伯纳德·贝伦森两人不谋而合地共同意识到,真正的美术研究不应该躲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而应该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和大众,发现问题,直击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这难道不对我国的美术教育和美术研究有所警醒和启发吗?

再来谈谈这本书谈到的疯狂艺术造假。

濑木慎一几乎都亲历了很多场合的赝品。据他介绍,美术史上最为疯狂的造假对象主要有梵高、维米尔、毕加索、罗丹、达利等。这几个伟大画家的名画往往成为造假的重灾区。

在华盛顿国家艺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甚至是大本营的法国罗丹美术馆也都发现许多类型的罗丹素描赝品。梵高画的造假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就更加疯狂。

据纪录片《中国梵高》报道,深圳龙岗区的大芬村是一个占地仅有0.4平方公里的小村落。一位农民赵小勇二十年如一日,临摹过近10万张梵高的画对外销售。

他虽然被称为“中国梵高”第一人,但直到有一天,他从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看到梵高画真迹后才真正明白:他和梵高的距离,不单单只是画得像与不像的问题,而是一个杰出艺术家与一个只会临摹的画工之间的天壤之别。

从阿姆斯特丹回到深圳后,他如梦方醒地感叹:“从一个画工成为一个画家,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记不清是在哪里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有关张大千“造假”的事。

文中称,张大千不愧是20世纪最传奇的画家,是天下第一造假高手。甚至连徐悲鸿也把张大千说成是“五百年来第一人”。

要知道,在张大千造假的那个时代,他的笔墨显得非常稚弱无力,明显缺乏石涛画中的那种苍润老辣感。张大千画中的提款字也鲜见钟繇的那种流畅韵味感。

如果一定要说张大千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的话,那便是:他并没有一味死板僵硬地临摹古画,而是很巧妙地借用了石涛的题款,在构图、用笔、着色等方面,张大千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形成了所谓的“臆造临本”,而这最令鉴定家们为之头痛,真伪难辨。

因为张大千的这种“臆造临本”自由灵活、气韵生动。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张大千主要是用这种方法去制造假画,虽然他的水平日臻提高,但其基本的方法却始终难以突破。

由此,我又想起了比利时艺术画商斯坦·劳里森斯在其《达利的骗局》一书中的亲历所述。

据劳里森斯说,达利一生的75%画作都是赝品。实际上,达利本人就是一个造假集团真正的幕后推手,达利本身,就是一个惊天大骗局。画商劳里森斯早年曾是一个艺术掮客,专门把达利作品卖给钱多人傻的土豪暴发户。

后来,劳里森斯渐渐从中了解到达利画制造的产业链:达利本人先把作品授权给一个法国画商去复制、印刷,要求画商每版只可限印900张,每张批发价格不能低于4000美元。

20世纪60年代初,达利变换了一个快捷易上手的赚热钱的高招,那就是:他对戈雅等绘画大师的作品改头换面,名曰进行超现实主义改造,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幅画,开价就是50万美元一幅。

70年代以后,由于达利被帕金森症所困扰,他虽然连铅笔都握不住了,显然已经不能再拿笔画画了,但署名达利的各种作品仍然在全球各地源源不断地涌现,直至他1989年去世为止。

达利的御用枪手曾经对外声称,世界很多重要博物馆都曾收藏过所谓的达利画作,如《最后的晚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得土安之战》《大圣人詹姆斯》等,都是出自这位御用枪手之笔。

很显然,劳里森斯认为,“达利是历史上伪造得最厉害的画家,因为他对大多数的赝品都负有责任,而且他从不想掩盖这个事实。恰恰相反,达利一生都在欺骗艺术世界,同时又一直承认自己的造假天才。”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有趣的艺术升值话题。

就艺术升值而言,最有代表性的大画家有荷兰的维米尔和梵高。作为迷一般的维米尔,他生前并没有把画画当做一种职业,只是从事一些画商生意。

维米尔以品鉴识画谋生,勉强养活了妻子和8个孩子。他在生前向四邻八舍借了很多少钱,直到1675年,他43岁英年早逝时尚未还清债务。他的遗孀不得不用那幅名画《带珍珠耳环的女子》去抵债。

很显然,维米尔非常不懂有关商业买卖美术品的艺术升值投资之道。这一点可以从维米尔遗孀在他死后的破产申述中得到证实。

据说,当时的战争造成了荷兰的经济衰退,维米尔大量囤积的画作一时间不得不低价抛售,结果造成了他的巨大损失,以至于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备受岳母和妻子嫌弃,不到50岁,落败而早死,着实可惜可叹可悲。

大画家梵高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一生都是在靠弟弟接济,动辄就写信问弟弟要钱。很有意思的是,在他在去世前一年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梵高感谢弟弟再次给自己寄钱救援,但是,这在一次,他似乎开了点窍,有了点投资意识,他终于鼓足了勇气,斗胆对外宣称:“我敢对天发誓,我的那幅《向日葵》觉得值500法郎。”

当时的500法郎,也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00美元。不难想象,如果梵高的这段大胆宣言被今天的艺术投资家们听到了,估计他们一定会忍俊不禁,笑掉牙齿,并且还会对梵高当年的“大胆”开价嗤之以鼻。

因为,地球人都知道,早在1987年,梵高的这幅《向日葵》名画就由佳士得拍卖行拍出了3950万美元的高价。而在世界名画排十大排行榜中,凡高的这幅《向日葵》画还不算是最高价。另外3幅梵高画《加歇医生》、《没胡子的自画像》、《鸢尾花》如今基本上都被拍卖到近十亿元的天价了。

还是艺术史学家兼艺术鉴赏家罗伯特·休斯说得好:20世纪以前,人们从未想到过要艺术品收藏当作一种升值投资方式。那时候的人们之所以买下一幅画,纯粹就是因为喜欢,或者更夸张一点地说,只是为了用这幅画来遮挡老破旧房屋顶上的一个破洞烂孔。

现如今,投资升值已然成为艺术品买卖的核心主题,艺术成了一门如日中天的生意。

于是,围绕着这门生意,从艺术家到艺术收藏家、艺术掮客,再到美术馆、拍卖行,人们纷纷从地下蹿到舞台,各出其招,不择手段,为了热钱快钱,上演了异彩纷呈的好戏大戏,从中谋利。

另外一方面,由于艺术品的供求关系被严重扭曲,市场监管机制有漏洞,一些铤而走险的黑帮分子、小偷、盗墓贼,甚至一些大的组织机构人等也都亟不可待地加入到这场金钱游戏中来了。

读完了濑木慎一先生这本《真品与赝品:艺术造假趣闻录》,我们应该更加明白一个道理:20世纪以前的艺术史,侧重于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是由艺术史学者从古纸堆里爬梳出来的;而20世纪以后的艺术史,除了那些酸腐的专家学者,鼻子灵敏的媒体记者、担当道义的社会学家、世故圆滑的富绅权贵、以及见钱眼开的画商掮客等各类人物都可以成为艺术史的主角,扩大、丰富、并完善艺术史的领域,让艺术领域发生的事情远比现实生活里的事件更好看、更有趣、更加富有戏剧性。

栏目主编:陈劲松
特邀编辑:殷小洁

文/陆道夫
文学博士,英语语言文学教授、汉语语言文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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