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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诗:在文学的城乡结合部

中国散文诗:在文学的城乡结合部

吉林 / 董辑

在中国,是否有这样一种文体?
它不是诗歌,但却拥有诗歌之名;它不是散文,但又和散文长得一样;它的作者不是诗人,也不是散文家,他们写一种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诗歌的微型篇幅的文字,这些文字,有时是一种有点诗意的抒情短文;有时候是修辞感很强的美文或者隽语;有时候是一些情感浓郁的描写片段或者心灵独白……散文家不接纳他们,因为他们写的不是散文;诗人也不怎么提他们,因为他们的文字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诗;甚至,还有人很武断的说:他们是散文写不长,诗歌写不像,才去写那种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诗歌的文字。有人更直接的发问:在中国的散文诗界中,有人是大诗人吗?在中国的诗歌界中,大诗人中有有影响的散文诗人吗?
在中国,这种文体被叫做“散文诗”,这种文体的作者被称作“散文诗诗人”或者“散文诗作家”。
他们似乎自成系统,有自己的刊物,有自己的圈子和场域,有自己的各种奖项和荣誉称号,甚至,还有自己的经典作者和历史,有自己的“界”,那就是:中国散文诗界。他们从散文和诗中独立出来,分流出了一个自己的“散文诗界”。
只不过,这个散文诗界,似乎永恒地处于中国文学的城乡结合部,小说界、散文界、诗歌界、戏剧界都不怎么提它,谈起中国文学时,各界都不提它,它的位置和身份都有些暧昧和尴尬。
比如,散文家们,大都写有小篇幅的散文,但他们宁肯称它们为“小品文”,也不叫它们散文诗;比如,当代诗界很多诗人包括顶级的重要诗人都写有数量不菲的不分行的诗歌,但他们都认为自己写的是诗,不是什么“散文诗”。
突然想起年轻时我经历的一件事。当年,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散文诗辞典,有中国古代卷,外国卷和中国当代卷,我和朋友一起去购书,最后只买了中国古代卷和外国卷,中国当代卷没有买,因为朋友反复强调:中国现当代散文诗没啥看的,除了鲁迅,他记不起中国的散文诗有什么名篇和名家。没意思,没意思。
这就有意思了,难道中国的散文诗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是一种“新发明”,是一种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诗歌更不被传统四大文体予以重视的只能存在于文学的城乡结合部的“弱文学”?
散文诗(有说此称呼是刘半农首译的,他也是中国现代最早翻译外国散文诗的中国诗人)是一种“舶来文体”,在中国大行其事、成“界”之前,在西方就已经有了,而且,散文诗还是现代诗的重要源头之一,是诗歌进入现代主义的一次重要的诗歌变体和诗歌事件,散文诗将诗歌从格律、唯美、浪漫和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以新的姿态拥抱现代感性、书写现代感觉,是诗歌跃入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之一。散文诗来到中国,先是译诗,然后出现本土创作,郭沫若、周作人、徐玉诺、沈尹默、刘大白、冰心(小诗也可以看成是散文诗)宗白华、朱自清、高长虹等等都有散文诗创作,鲁迅的《野草》更是中国本土散文诗写作的经典,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一。奇怪的是,中国的新诗界并没有敞开怀抱拥抱散文诗这一体裁,新诗的体裁以分行为主,重要诗人鲜有散文诗创作,即便写有数首,也多不是其代表作和重要作品;《野草》虽然影响巨大,也被明确的标为“散文诗”,但鲁迅一般也不被看成是诗人,《野草》只有很少的时候才会被诗歌界作为现代主义诗歌来研究。散文诗作为一种现代的文体进入中国以后,中国散文诗创作的高潮是1920年代,1930年代以后就开始逐渐式微,新诗的文体以分行为主,很多诗人的不分行之作也不被他们命名为散文诗,不管承认不承认,散文诗渐渐成为一种“弱”文体,被文学界甚至诗歌界人另眼视之。1949年以后,散文诗更是逐渐从诗歌界中退出,成为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的中国式“散文诗”。
中国式散文诗的发展道路,既有悖于散文诗出现之初衷(它是一种革命性的文体,肩负着诗歌文体解放和创造力开放与跃升的伟大责任,使诗歌从近代进入现代);也不同于散文诗在西方现代诗歌中的发展和地位(西方现代诗一直都有具有延续性的散文诗传统,重要诗人和大诗人都有程度不一的散文诗创作,有一些更是以散文诗著称,散文诗从来都是欧美现代后现代以及当代诗歌的重要体裁之一。);它对中国文学、诗歌也不构成决定性的发展和革命性的影响(除了《野草》,几乎没有散文诗和散文诗人强力影响和推进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因之而进入文学史,也没有那一篇散文诗或者哪一个散文诗人在本质上影响过中国诗歌的发展以及开辟出新的诗歌美学向度。);它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中国文体,在中国文学的城乡结合部幽灵般地游荡着,僵而不死。
其实,散文诗一直都是现代主义以来西方诗歌的革命性成就和具有阶梯价值的重要文体,从波德莱尔伟大的开拓性创造开始,经由兰波天神下凡般的耀眼释放,加上奈瓦尔、贝尔特朗、洛特雷阿蒙等等的奇峰并峙,到里尔克、瓦雷里、马拉美等现代主义大宗师的经典创作,辅以纪伯伦、泰戈尔等亚洲诗歌大师的巨大影响,加上尼采、屠格涅夫、高尔基、卡夫卡、纪德、梅特林克等大哲学家、大作家们的风行全球,以及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长风劲吹,散文诗不但确定了它的经典地位,更成为新文学、新诗歌、新思潮和现代主义感性的文学容器和诗歌武器,成为西方现代诗的常规文体和众多大诗人创作的主体,圣琼·佩斯、安德烈·布勒东、克洛代尔、勒内·夏尔、亨利·米修、希门内斯、帕斯、博尔赫斯、勃莱、特朗斯特罗姆、金斯堡等大诗人们都创作有大量的散文诗,有些更是以散文诗著称。可以说,在西方现当代诗歌中,散文诗一出现就是奇花、就是革命性的文体,进而成为传统,成为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中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出现了大量的经典文本和经典诗人。
中国却不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大诗人和先锋诗人们,不但不怎么写散文诗,也不承认他们所写的不分行的诗歌为散文诗,比如,没人把海子的《源头与鸟》、王家新《游动悬崖》、昌耀晚期有标题的不分行诗歌、西川《鹰的话语》《巨兽》《鸟》,欧阳江河《悬棺》《笑的历史》、周伦佑《自由方块》《头像》《遁辞》、于坚《零档案》以及《死城》、商禽大量的有标题的不分行诗歌、侯马的《他手记》等等看成是散文诗,而宁肯把它们看成是现代诗、探索诗、先锋诗、第三代诗歌、非非诗歌、后现代诗歌、甚至口语诗歌等等。而且,好像中国的散文诗界也不接纳这些诗歌,大量的散文诗选本和历史也没有涉及到上述这些诗歌。中国的先锋诗歌界似乎也不接纳单纯的散文诗界。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当代著名诗歌批评家、活动家、诗人徐某某曾经回答一个向他请教散文诗问题的散文诗诗人说:散文诗就是个屁。
我觉得,当代大诗人们不肯承认他们写的不分行诗歌是散文诗,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诗歌和散文扯上什么关系,因此而混淆读者的阅读注意力、因此而降低了他们诗歌的诗性指数,他们更愿意称他们那些不分行的诗歌为大诗、长诗、实验诗、探索诗,但就是不愿意把它们称作散文诗;而中国散文诗界不提这些作品,也不选这些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和他们写的不是一种东西,他们可能不愿读、读不懂、不承认、不接纳这些诗歌,当然,他们也写不出这样的“散文诗”。
有成就有量级有活力有深度有高度的诗人们不太写散文诗,而且不承认他们写的不分行诗歌为散文诗;而绝大多数散文诗人不被诗歌界所接受,他们只承认他们是“散文诗诗人”,这种承认,言语中难免会掺杂几丝不屑和身份上、本质上的泾渭分明感;又写分行诗歌又写散文诗歌的中国诗人也有一些,也不乏彭燕郊、姚辉、张作梗等等知名的诗人,但他们毕竟无力转变“散文诗界”独成一界而不是属于诗歌界中的一份子这一现实。散文诗界和散文诗人们,他们嘴中的中国散文诗圭臬性人物也不是鲁迅这样的中国散文诗开拓性人物和里程碑,商禽这样的其创造力主要通过散文诗的方式释放的重要诗人,而是郭风、柯蓝、耿林莽、许淇等这样的“中国式”散文诗人。
散文诗就这样在中国走偏了,成了一种诗歌四不像,成了一种中国式文体。而广大的中国散文诗人们,也只能处身于中国文学的城乡结合部,不能进城,也不能归乡。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如何才能让中国散文诗重回诗歌的大怀抱而不是自成一界游荡在文学的城乡结合部呢?我想,以下几点如能做到,这种现状可能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1、重写散文诗的历史,把狭义的中国式散文诗扩展为广义的世界意义的散文诗,把中国主流诗界、先锋诗界的大量不分行诗歌纳入中国散文诗史,这样,才能在全貌和历史的高度上观照中国散文诗。
2、重新对散文诗这一命名进行确定,它不是散文加诗,不是有诗意的散文片段、美文片段,不是散文成分和诗歌成分的按比例拼装,它是不分行的诗歌、是看上去和散文一个样子的诗歌,它本质上就是诗歌,不必要过多的辨析和强调它的散文成分和散文色彩,什么几分散文几分诗之类。它就是诗,不分行的诗就完了。毕竟,诗歌的散文化早就是现代诗的属性之一了。分行的诗都不避讳“散文化”,散文诗还辨析什么散文多少诗多少干啥?
3、只写散文诗的诗人中出现公认的大诗人,被文学界——小说、戏剧、散文、诗歌。评论——和学术界公认的大诗人,至少目前耿林莽、许淇、柯蓝等还不够“公认”,他们只是中国式散文诗界中的大人物。
4、中国诗歌界承认散文诗界、承认散文诗并且广泛写作散文诗,分行诗和不分行诗并行并且不再互相强调和互相隔膜。
5、把散文诗界纳入广义的诗歌界,而不是单独分出一个独立的散文诗界。
6、散文诗必须有能力承载先锋、探索、革命、实验、介入和一切属于诗歌的元素,而不是只能写写无关痛痒的抒情片段、美文片段和隽语以及大众意义的什么诗情画意、优美文辞、不及物的陈词滥调和毫无创造力的修辞练习。
也许这样,中国式散文诗和散文诗界才会消失,中国文学的城乡结合部才会消失。

作者简介:董辑,男,1969年生于吉林大安月亮泡葛喇嘛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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