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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粗鄙化

孙贵颂//语言的粗鄙化

“他妈的”,鲁迅先生称之为“国骂”。刘墉先生称之为“三字经”。其实普及的“国骂”,要比这三个字复杂得多。有的直接就是围绕男女脐下三寸来运动唇舌,“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鲁迅语);有的人,说话与骂人交织在一起,连他自己都毫无知觉。你说他在骂人,他反而反问:“我骂你了么?”所以谈论此事,很难“放笔直干”,有时只好以别字或“x”替而代之。
骂人本不是中国的土产。只要是人类,会说话,想来没有不会骂人的。只不过中国的骂人更具特色和专长罢了。以至于有些话到底该不该归于骂人(脏话)一类都搅和不清了,发动专家和大众,来一番争论和甄别,也难下定论。
几年前,在公共场合最为流行的两个词是:“我靠”和“哇塞”。一些青年,不论帅哥还是靓女,动不动就“我靠!”,就“哇塞!”,感叹时用,愤怒时用,激动时更用。直到后来有人出来指明:“我靠”与“哇塞”都是不堪入耳的脏话,比“他妈的”还要难听得多,“笔之于书”时,一般都要以“x”来替代的。我们的年轻一代赶了半天的时髦,没想到却原来如此,就像拍马屁的人拍到了马腿上一样,用天才少女作家蒋方舟的感觉说,大概叫“抛妻弃子”吧。

小时候在胶东农村,经常听到有些成年人尤其是男人,不吐脏字不说话。“逼养的”三个字几乎挂在他们的嘴边上。小孩子也耳闻目睹,跟着照猫画虎。据说某大领导来胶东视察时,接见群众,亲切地问一小孩:“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了?”那个小孩逗他:“这个逼养的,你猜猜。”大领导遂问陪同的地方领导:“逼养的”是啥意思?领导不敢实话相告,只好说:是“你好”的意思。谁知这位领导后来见了人,开口就是“逼养的!()”有一次,我跟一位祖籍是胶东的语言学者谈起此事,他告诉我,其实咱们那里说“逼养的”,是比较文明的骂人。“婢养的”,也就是小娘养的,即庶出,地位比较低下。原来“这鸭头不是那丫头,那丫头没抹桂花油”。我虽然很认可他的解释,但总是感到难听别扭。
说到脏话,想起了四川的“雄起”一词。据说因为这个词在全国的铺天盖地,重庆与成都两地还打了一阵笔墨官司,都想争该词的发明权。最后有人出来折中:说是最初发源于重庆,继而火爆于成都,开始只在足球比赛时使用,后来竟然形成了燎原之势。全国各地,时不时地就来一个“雄起”。乍听起来是个好词,道是对胜利者的鼓励呐喊。但也有人质疑,说是与生殖器有关,喊起来响亮,可惜不雅。于是有人走访川中文坛泰斗流沙河,流老解释道:“雄起乃大雅,对应是雌伏。”虽然古人有“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后汉书》)的豪语,但“雄飞”终究不是“雄起”。雄飞指雄鸟展翅高飞,而雄起却更容易让人想起雄性的东东。

我曾经在号称上下五千年的古城青州工作生活过十几年。当地人在形容某人小气、吝啬时,无论男女,均以“狗膣”言之。后来我因给报纸写“青州方言”专栏,一查字典,吓了一跳:原来所谓“膣”,正是我们平时作文需要用“x”来代替的那个字!呜呼,可怜男女老少一般大众,如此不文明的字眼,竟然人人琅琅上口,不知道脸红。转念一想,这不正是古城底蕴的展示么?一句不文明的话语,能够找到较文雅的表达,也许正是我们今后所要努力寻找的方式。即使上面提到的“哇塞”,也比直通通地来一句“我x!”要遮羞一星半点吧。
尽管我们正在不遗余力地号召讲文明树新风,但要大众一时半会儿改掉骂人的习惯,老实说,困难极大。那么怎么办呢?我想,不妨退而求其次,目下只能要求大家首先用别的物件或物种来替换一下国骂,比如“饭桶”、“草包”、“神经病”等,或者什么“蠢猪”、“土鳖”“王八蛋”之类,反正它们统统听不懂人类的语言。记得汶川大地震不久,“范跑跑”与“郭跳跳”在凤凰卫视台有一场精彩对话,两人最终按捺不住,竟然互相对骂起来。到底都是文人,在那么激烈的场合和心态之下,居然没有带出一个可以用“x”来表示的字眼。两人所用的,主要有“兔子”、“无耻”、“畜牲”、“杂种”、“傻瓜”、“蠢猪”等等。我想,大家不妨先向他们学习一下吧。
骂人不是一种文化,但语言却肯定是一种文化。语言是文化和精神品质的再现。也许一个民族的“国骂”更能反映其独特的文化人格。尽管如此,我也希望在进行语言交流的时候,尽量将我们的国骂收敛一下,不要让它毫无遮挡地喷薄出喉结之上,以世界通用、较为文明的方式,与他人相处、交流和沟通,不要再让外国人去费神劳心地琢磨什么“我使用过你的妈”或“你的妈是我的母狗”了。
(《北部湾文学》2020年9月第5期)

孙贵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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