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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直面现实坚守良知 ——评长篇小说《桃李春风一杯酒》

文/袁修美

 无论信息网络怎样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在目前看来,文学还是不可或缺的,文学仍然是当代一切艺术重要的母体之一。无论文学评论出现了多少新名词新概念,也无论人们的阅读趣味提高到怎样的层次,好小说总是会受到青睐的。衡量一部小说的优劣,不外乎两个简单的东西:好看和耐读。好看的小说有穿透力,能够迅速地命中读者的心灵。耐读的小说厚实,看了一遍还觉得意犹未尽,很长时间以后回过头来再看,又会有新的感受。如果一部小说既好看又耐读无疑就是小说中的上乘之品了。杨义龙的长篇小说《桃李春风一杯酒》就是一部既好看又耐读的小说。
  写实的表现手法,朴实的叙述笔调,鲜活的山区教师形象,强烈的生活气息,交融成杨义龙的长篇小说《桃李春风一杯酒》的独特情致。
  这是一篇感人肺腑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荒僻山乡的教育现状和普通山村教师的生活状况。作者没有净化生活,以其艺术家的良知和勇气大胆闯入了山区教育的现实这个一般人忌讳的禁区,把笔端深入到了一般人对山区教育意识结构之下的更深层次,将山区教育的落后、贫困、封闭、不发展真实地揭露出来,其胆识令人可敬可佩。
  作者把握住符合生活发展的趋势,将闭塞的山区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山区青年教师生活中概括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重大主题:我们该如何生活?在物欲横流而充满诱惑的洪流中,我们应该如何选准自己的位置?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的?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确自我的价值,在生活中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透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揭示出如何对待生活、对待人生这个本质而内在的主题。同时也暴露了山区教育的一些尖锐的问题和弊端,如“普六普九”、“扫盲”中的弄虚作假等等。
  司马阳的人生理想与残酷现实的矛盾冲突是小说的基本情节,但却不全是小说的主旨所在。从现象看,司马阳没有屈从于山区的艰苦生活,在逆境中挣扎,在自己被周围环境渐渐同化的同时也逐渐被周围的环境认同,他赢得了爱情,进而被提拔重用,他似乎取得了一般人认识意义上的成功。但是,究其本质,接受同化是短暂的,消极和接受同化是他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里对自己的歪曲,而积极和拒绝同化是永恒的,因为埋藏在他骨子深处的,正是那个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一个教育者的道德良知,即使取得所谓的“成功”(当上了市教委副主任)也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良知,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使他在有了一个轻松而舒适的位置之后最终还是不愿随波逐流,挣扎着“突围”。令人欣慰的是在人生理想(道德良知)与周围环境(残酷现实)的尖锐冲突中,司马阳终于复活了。他痛苦而又高兴地意识到不能再做“一名寄人篱下的食客”,“以另一种方式实现我的教育理想”,掷地作金石声。一度几乎迷失自己的司马阳终于猛醒了!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心灵亦腾起了炽热的火花。司马阳的这种心境实质上更多地来自一个教育工作者决心直面惨淡人生时常有的那种责任和良知。作者写出了司马阳的思想性格所带有的极其深刻的烙印: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不安于旧有的习惯,不满足于现状,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渴望改变山区教育现实的动向。虽然取材于平凡的生活和普通的人,但由于作者能够向生活的深度开掘,同样反映了具有时代精神的主题。
  司马阳无疑是一个焦点人物,其人贯穿小说的始终,是情节最复杂思想变化最剧烈的人物。司马阳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一个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人如果被放逐到一个本不应该属于他的位置上,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那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悲剧。有人生理想的生活诚然是幸福的,但为了生活而屈从于生活却是可悲的。作者借小说中人物的口说出“小人物的命运是由大人物主宰的”,也许这话令人消极或感到不快,但的确是振聋发聩的,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就对人物性格发展脉络的细致展示来说,司马阳这个人物写得很有层次也非常清晰。司马阳是小说中引人注目的角色,在小说所展开的生活场景和多种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是始终处于轴心的地位。小说一点也不把这个精明能干的山区青年教师简单化。他对生活充满着热烈追求,渴望施展自己的抱负,对周围环境他进行了努力的抗争,但他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的生存背景就是那片贫瘠的土地,那一座座苍茫的大山,那里物质生活贫困,人际关系复杂,交通不便,资源匮乏,信息闭塞,老师们常常从一个山头调到另一个山头,有些人甚至十几年不曾到过城里,这使得他内心常感到阵阵痛楚,担心自己的未来,担心自己会被同化(“变憨了”)。小说用许多笔墨描写了他在大山上教书的那些艰辛的日子,也刻画了他内心深处的苦闷、烦恼。他与同事的纷争,他与领导那种尴尬的不愿屈从而又不得不屈从的关系,以及对山里孩子的关爱同情,特别是一次又一次的醉酒更是刻画出他在理想与现实冲突下的内心矛盾。就是一些似乎属于闲笔的细节,作者也赋予了与司马阳相一致的情调、色彩,表面看来琐碎平淡,却显示出特有的艺术魅力,看似闲笔,并非闲笔。
  司马阳作为作者审美理想的正面代表,有其特殊的思想意义。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不被个人的痛苦和不幸所压垮,至少他站着,在抵抗命运,不屈服。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这个形象有深度,有活力,是流动的,不是静止的;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对李大有跳楼事件的处理、和“流氓学生”张建国的对话、处理孟小婉补课问题及陪孟副市长上歌舞厅等事件都体现了司马阳的身份和性格特色。
  尽管总的来说司马阳这个人物写得很细致很真实,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在他辞去公职一事上却又觉得缺少必要的伏笔和铺垫。他突然决定辞职,以及给妻子和儿子那么两封信,似乎都使人感到转变得太快,太陡。他对楚秀竹对儿子对山区教育的热爱以及十年山教生涯的峥嵘岁月在一瞬间似乎都抛得一干二净了,一点也激不起牵念的火花,一点也显示不出他对当年火热生活的回忆、向往和留恋,虽然在给楚秀竹的信中他申明了自己“不是一个教育的逃兵”,但这也还是不太符合司马阳的性格逻辑的,总的说来结尾似乎有点仓促。当然,这也许是吹毛求疵。
  此外,小说中塑造的其他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都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真实可信。如山村校长张志远,山乡教师老段、毛凤举,中学校长王一民,乡长张开福,春风得意的李鹏飞,市教委阎副主任、腐败好色的孟副市长,顽劣学生李大有,流氓学生张建国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琪,她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时代的弄潮儿,在生活中找到了她应有的位置,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不幸也有自己的痛苦,小说并不回避这些,力求把她写成有血有肉的人物。不过,形象自有它自己的命运。从艺术角度来说,不能不遗憾地指出琪的塑造是不够成功的,由于对人物的心灵展示缺乏深度,因而平面化、单一化、概念化。她对司马阳那种直率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就显得有点不大自然。
  无可怀疑,小说的主题是深刻的,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一般说来,作家的创作往往容易拘泥于“曾有的事实”而忽略了“会有的实情”,因而在作品中往往有着他们自己的影子,或假借人物直抒胸臆,或顺手拈来敷衍成篇。这篇小说也不例外,有着作者自身的痕迹。一个山乡小镇就是一个各色人等齐全的小社会,在青江浦这块土地上仍然可以领略到社会转型期的风风雨雨,司马阳的一颦一笑、一怒一号、一言一行几乎都可以从时代和环境的变迁中去寻得行为契机的社会心理依据。社会的变迁经由人物的性格变化和命运际遇而得到了真实深刻的表现。作者所采取的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叙述角度将众多生活场景和丰富复杂的人物构成一个严密的有机整体。小说涉及的人物虽然不多,但时间跨度大,从司马阳刚毕业从一个普通山乡教师到被提拔为市教委副主任,最终辞职而去,长达十几年。从地域看,从荒僻的山乡到城市,场景也是辽阔的。这篇小说没有动人心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怎样把这一大堆平凡的生活材料组织好,叫人读起来津津有味,亦是难事。作者从主题出发,以司马阳的经历把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卷进去了,按人物的活动将生活的场景连缀成小说的结构框架。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有很强的艺术感受力,善于摄取生活中有意义的素材,注重写人,写人的思想、感情、性格,写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二、在人物的塑造上,作者不追求表面化的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从他所要塑造的人物性格出发,着重选取一些看来琐碎平淡的生活小事,深入开拓,展开人物之间的心灵交锋。那些看来微妙的言谈声色之中有力地凸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于平淡中见隽永。整篇小说写的是和现实生活离得很近的小人物的故事,关注社会中下阶层小人物的生活和小人物的心理,关注他们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人生命运。为了让故事好看耐读,作者尤其善于描写各色的人物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由人及人而及事,于是一段鲜活的情节线索就呼之欲出了,因为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线索贯通着整篇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对小说中的人和事,熟悉,是因为这样的人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陌生,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对于我们生存环境的忽视和短见。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物和事件似乎是很随意地顺手拈来,将它们揉和成为能让读者感兴趣的故事,这正是这篇小说创作的特色,也是作者的写作风格,这样的小说才有可能拥有读者。作者把他的故事贴近了现实中的生活,让人感到亲切,感到真实可信,感到可以从中获得于自身有益或有利的东西。小说中,不管是喜是忧,是苦是乐,是叙述还是描写,都是通过作者朴素流利富有感情的语言表现的。这与作者丰富的山区生活体验有关,不能设想,一个生活贫乏的作家能够写出表现力和生命力很强的文字来。
  第三、作者是以一种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叙述笔调,严肃地剖析人物的心灵,展示人物言谈举止的形形色色。作者不愿站出来高谈阔论,也不喜欢离开故事中的人物的活动来抒发情怀。他将他的倾向性隐蔽在人物的语言行动的描写之中,让人物的活动表露出他火热的心声,通过一个故事,说一点自己想说的话。作者操控着小说中的人物和小说中的故事,他让人物说话,说他们自己想说的话愿意说的话。作者的文笔很有特点,白描,语言简洁精练,通俗易懂,阅读时很顺畅。话语权完全地掌握在写作者的手里,他引领着阅读,读者才有可能对小说主题的表达产生兴趣。剥开“故事”那一层柔软的皮,里面才是坚硬的“思想”的内核。读这样的小说是不可能轻松的,轻松只不过是作品表面给人的感觉,随着故事的进展,作者的犀利和冷峭渐渐地暴露无遗,冷冷地,他站在他的小说的背后,提示读者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小说有一股冲向新生活锐气,作者不避讳在作品中显示自己的精神面貌,也不掩饰内心的真挚感情。真诚、自然、朴素构成了他特殊的艺术个性,使作品具有特殊的魅力。
  第四、作品是表现当前现实生活的,在弘扬正义、鞭笞丑恶的同时,释放着一种正义的和人格的力量,小说写得真诚、坦荡,具有一种自然的纯朴,而那纯朴间又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真情。不管作者是身不由己还是慧眼独到,作品的结局本身似乎在表明,追求人生的信念很难是一帆风顺的。人生的信念被歪曲是每一个理想主义者所面临的严峻人生。意识到并承认现实对理想主义者人生信念的歪曲,这对改变现实中的不合理因素确实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教育的振兴不能寄希望于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当中,现实生活不相信眼泪。司马阳性格中的闪光之处也在于此。生活的遗憾本身也在启示我们去改造这有缺陷的人生。为此,我们要感谢作家在自己作品里所付出的真诚的努力的。
  读完《桃李春风一杯酒》这部写实的作品,我记起高尔基的一段话:“生活只有两种形式:腐烂和燃烧。胆怯和贪婪的人选取第一种形式,勇敢与慷慨的人选取第二种形式,凡是最美的人,都明白什么是伟大。”这篇小说不正是形象地揭示了这个问题吗?
  杨义龙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对真诚和良知的呼唤,发自他的心底,流露在他的笔端。他用作品告诉人们,真诚与良知是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作家的作品都必须隐含或体现作家的品格及操守,理想精神的坚持是作家作品具有严肃和真诚的必要条件,大凡有成就和有作为的作家都应该持久地走在真诚和良知的艺术之路上。
  翻阅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其中所阐释的“介入文学”观对我触动很大。萨特认为,作家应当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文学作品要干预社会。所以今天阅读杨义龙的作品时,便有了这样的感觉。假如一个直面现实的作家的作品中能力争做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功了一半。而那些所谓的技巧,所谓的文本意义,也就变成退而求其次的东西了。就像鲁迅一样,始终保持着作家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是值得每一个作家深思和学习的。
  作家无论成就大小,也无论有名或无名,他的作品都凝结着汗水和心血。杨义龙的这篇小说就是他持久心血的积累,非常希望杨义龙在文学创作的路上就这样持久地走下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们相信,他不会辜负生活的馈赠,会沿着坚实的生活之路,不断探索和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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