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张运贵
近年来，武警云南边防总队彝族著名作家杨佳富正处于创作的鼎盛时期，一年一部影视作品，令人十分赞叹。
根据李德昌小说改编、胡平导演、李艳为扏行制片人,由佳富任总编剧、制片人和出品人的民族题材彩色故事影片《苗岭霓裳》,以世居云南省昌宁县耇街乡土皮太村的苗族同胞世世代代保护、传承铭刻着苗族人民生存、繁衍、迁移、发展历史的服饰活化石、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苗族十八件套五彩衣”的传承发展为主线，通过外婆、雯绣、咪彩三代人的爱恨情仇，全景式、原生态地展示了苗族服饰文化的绚烂神秘，是一部民族文化意蕴厚重、故事情节生动、自然风光旖旎的民族文化特色电影。也是佳富近几年来，继《边检站》《茶乡法官》《茶花彝女》《月亮花》央视电影频道播出之后，又一部成功的电影。
苗族的传统服饰五彩衣，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无穷的魅力。我国古代早就有记录和歌颂。例如：范晔所著《后汉书》，就曾记载苗族“好五色衣裳”的习俗；诗圣杜甫，曾赞叹过“五溪衣裳共云天”。足见其苗族传统服饰厚重的文化底蕴。
一套正宗而又完整的昌宁的苗族 “五彩衣”盛装，包括包头、上衣、披肩、围腰、腰带、短褶裙等大小十八件套组成，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十八一枝花。这种服饰在苗族中被赋予了“神”的力量，能与天地祖先通灵，并且记录着回老家的路。苗族的先人在往南迁徙的路程中，用来记录经历的大事，将每一个地方的形象烙印在一张牛皮上，成了“五彩衣”的样图，被称为苗族历史的“活史记”、生活在昌宁耈街乡苗族族群的“百科全书”。
昌宁苗族服饰，自始至终保持着传统的制作工艺，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今天，以佳富为首的创作群体，又用电影的形式，将它再现在了银幕上，这是一件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事。他再一次为他酷爱的家乡：“彩色的昌宁”、“多情的昌宁”、“永远的昌宁”，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两部电影：《茶乡法官》、《苗岭霓裳》；一部诗集：《永远的昌宁》，三年中奉献出三部厚重的文艺精品，这种情怀，这种厚爱，可以说，文坛中没有人可以相比。
《苗岭霓裳》，是第一部以昌宁地名实名拍摄的电影，如前面所述：影片以苗族女咪彩为完成老阿婆的临终嘱托，寻找遗失的五彩衣牛皮样图，传承苗山苗岭霓裳的制作工艺为主线，以咪彩一家三代人的爱恨情仇为辅线，以千年茶乡昌宁神秘的人文民俗和绮丽的自然风光为背景，抒写了一个个极富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的动人故事，展现了一幅幅迷人美丽的苗岭风光和山水田园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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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苗岭霓裳》最成功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影片用画面表现了苗家人的文化史和迁徙史，用独特的服饰展现了一个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
据史籍记载，土皮苗寨祖先最早的聚居地，是中原的黄河边，先祖蚩尤，是和皇帝炎帝同时存在的三大部落首领，后来炎黄族群打败了蚩尤部落，苗人渡河南迁，为了寻找长久的安身地，他们越过了长江。苗人没有办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只有迁徙和躲避，一直躲到没有谁再愿意理你的地方。一旦触碰到了哪根神经，就又会遭受一次打击。到了汉代又有一次大规模打击苗人的行动，使得稳定多少年的苗人被迫再次向西向南迁徙，唐代时，已经进入高山重叠江河漫障的云南。昌宁苗族在清末又因为红白旗事件从文山迁往滇西，光绪年间进入昌宁一带才停了下来。后人们问到这个地名，有人只记得一个坡字，写出来却叫成了土皮，故称土皮上村。山上的植被浅，就是利用那层土皮种植庄稼和生活，足见其艰难。
土皮苗家服饰惊羡了世界，针针线线缝制的五彩服，不仅有苗家女子的技艺，更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苗家的迁徙史、生活史，有着他们的崇拜和追求，他们的喜好和情爱。为了不忘别离的故土，每走过一个地方，就在女子服饰上做记号。衣服上的每一缕红，都是苗家经历的一次血战。彩色线条，是迁徙中越过的一条条河、一道道山路，起伏的波纹和穗子，代表着故土的田地和秀美村庄，五彩衣上的黄色代表黄河，白色代表长江，绿色代表生存的澜沧江。三角小围腰，代表祖先使用的旗帜。尽管后来再没有到回到中原，但故乡情结始终萦绕在心头。中原的一些生活方式和方言保留了下来。带着的家谱虽然残破不堪，但仍然珍藏着代代相传。五彩服，是苗族五千年的无字史诗。从没有其它民族像昌宁苗族一样，在服饰上记载自己的足迹，记录着自己的历史，记载着族群的辛酸。昌宁苗家比其它苗家，经历了更加刻骨铭心的困苦。影片通过外婆、雯绣、咪彩三代的命运与遭遇，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女孩从小就开始缝制自己的新衣，一直到出嫁才算完成。做衣服须要先种麻，而后经过切、绩、煮、漂、纺，最后牵线织衣。她们的帽子像帝王的华盖，圆圆的垂着玉穗。裙摆飘起，能看到里面统一的白色百褶内衬，摘下帽子，会看到白色毛巾包头，依然是中原人包头的方式。她们把自己全部情感，甚至苦难、辛酸，都缝缀在了这件彩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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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有一组镜头：咪彩在与小伙伴玩乐时，绣线都牵连在身上。打小开始，时时刻刻都在缝制彩衣。这个细节设计得独特巧妙，有着丰富的内涵，它蕴含着苗家少女的命运、寄寓着苗家人的苦难。一套苗女盛装由十八件组成，几乎要用去苗家妇女半生心血缝制。它不仅要作为嫁衣和在重大节庆日里穿，而且死后还要作老衣。外婆死不瞑目，就是因为丢失了五彩衣的牛皮样图，所以一再叮咛外孙女咪彩，一定要织出五彩衣，找到苗家人回家的路，实现苗家人“回家”的梦想。最终，咪彩历经千辛万苦，找回了五彩衣图像，缝制出了五彩衣。影片不仅用画面生动地展示了苗族五彩衣的美轮美奂，而且用画面生动地诠释了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的话：“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这部影片厚重的民族文化意蕴，给观众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这是影片最成功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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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影片在情节线索的运用上，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串连影片的牛皮图样、雯绣像的挂历、五彩衣，是贯穿影片的三根紧密相连、互相融通的情节线索。
“牛皮样图”，是统领全片、贯穿始终的三代人的命运线索。他将三代人的恩爱情仇融为一体。
五彩衣传承人外婆，是负责收藏与保管“牛皮样图”的人，可是，在动荡年代，外婆因不上交“牛皮样图”而下狱；雯绣为了外婆的安危，忍痛交出了“牛皮样图”；因为“牛皮样图”的丢失，外婆含恨去世；为了“牛皮样图”不至于被毁坏，雯绣被工作组长强行凌辱；永福为了向他的恋人雯绣保守“牛皮样图”丢失的秘密，含冤服食哑药；为了“牛皮样图”，咪彩发誓找不回来就终身不嫁；为了抢回“牛皮样图”，高艺受重伤。通过“牛皮样图”，展现了祖孙三代五个人的悲催命运，而且与整个苗族族群的命运相连接，真是牵一图而动全身。
“雯绣像挂历”，是连接三代人的感情线索。因挂图被永福偷，使外婆对永福怀恨，令永福含冤，让凌辱雯绣的“红旗”（高红启）思念、使高艺的母亲妒恨。而最终，正是这张“雯绣像挂历”，让高艺发现了父亲的秘密、让雯绣找到了丢失的“牛皮样图”的踪迹，解开了影片的种种悬念和秘密。
五彩衣，是“牛皮样图”的实体，是“苗岭霓裳”的载体。也是影片《苗岭霓裳》最终画面形象的载体。是“牛皮样图”与“雯绣像挂历”两条情节线索的终极。是整个影片最终重彩展示的图景。至此，三条线索复归统一。这三条线索丝丝入扣、交织纠葛，引人入胜。这是佳富和整个创作群体的精心设计，值得大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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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影片在画面和影调的处理上，用了不少功力，很值得注意。
影片在镜头的运用和色调的设计上，用了不少心力，取得了可喜成绩。其一是充分运用了昌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将苗家人繁衍生息的千年茶乡昌宁县的万亩杜鹃林、天堂山风光、高山湿地、澜沧江百里长湖、千亩野生核桃林、千亩古茶园等瑰丽的自然景观，合理而有机地融入影片中，与影片中主要人物的命运相勾连，增强了影片的色彩，丰富了影片的画面，提升了影片的可视性。其二，在影片色调的处理上，饱和而不锐利，丰富而不浑浊，多样而不杂乱；在色彩的运用上，注意了时代性，不同的年代，运用不同的色彩基调。外婆年轻时代用黑白色调，外婆本人和五色衣用彩色；母亲雯绣时代用泛黄色调；咪彩时代则用正常色调。让人能从色彩基调上区分出年代。影像既有史诗的气质，又有厚重的民族感，和丰富的审美意蕴。充分体现了电影这一以视觉为主的综合艺术的特点，让人尽可能赏心悦目。这一构想，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值得肯定。
当然，《苗岭霓裳》远非尽善尽美。《苗岭霓裳》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展开不够、深度不够；情感纠葛的处理，比较表面，深化不够。比如：咪彩与高艺的关系，最后将同父异母关系处理成是异父异母关系，以此成全其恋爱，这是回避冲突。这使我想起了十年动乱以前摄制的著名彝族题材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也有类似的问题。最后，生父与养父争夺达吉的归宿时，让两位父亲搬到一起居住，使皆大欢喜。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温柔的批评。说在人性论与人情论的问题上，不应回避矛盾。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要敢于面对冲突、直面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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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苗岭霓裳》瑕不掩瑜，成就是主要的、多方面的，限于本人的水平和时间与精力，不能祥析。
最后，我想再回到服饰上说几句。半个世纪前的1956年，郭沫若在为北京服装展览会的题词中写道：“衣裳是文化的表现，是思想的表象，是体现科技水准，是反映民族、时代，更是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修养素质的具体化。”服饰，是美化人体与保护人体的艺术，是变化极为敏感的社会调节器，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表现特征和标志之一。它不仅具有时代性、社会性，还具有情感性、审美性，民族性和个性；它不仅能记录历史与时代的变迁，还能够在极大的可能性范围内调节人的审美功能，充分反映出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的形体面貌、文化素养和精神面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种服饰的设计、制作、流行，都是一定社会、一定民族、一定地区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心态的表现与反映。在影视制作与艺术表演中，服饰设计，是影视成败、票房收入的重要元素之一。但是，有些影视剧编导，只想用它去吸引观众的眼球、求取丰厚的票房价值，而忽视了服饰的历史意蕴、民族意识、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结果意与愿违，适得其反。正是在这方面，《苗岭霓裳》的拍摄和成功，给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值得肯定，也值得学习和推荐。
注:本文原载武警边防部队原副政委、边防文联首任主席陈统恩少将主编,2015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杨佳富文艺作品论》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