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1990年春节刚过，我就接到了去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的通知。在那个交通乏便、信息闭塞的年代里，能从遥远的南国边陲小县，到魂牵梦萦的祖国首都去深造，那种充盈心扉的自豪和喜悦，25年后依然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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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圆梦
记得在那个黎明的晨曦里，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北去的客车，经过两天的颠簸来到了省城昆明。在昆明，我的好友、老乡、省边防武警总队青年军旅作家杨佳富，带着我去拜访了著名白族诗人、省作协主席晓雪先生。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能到鲁院学习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嘱咐我一定要好好深造，为将来的创作奠定良好的基础。临别，先生还亲笔为我给鲁院的好友何振邦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到了后交给他。
三天两夜的硬座，跨过长江黄河，我平生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从火车站到住宿地，乘坐的是鲁院新生接待站的面包车。一路上，我忘却了几天来的舟车劳顿，好奇、欣喜而又有几分茫然地看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遥远而又亲近的世界。眼花缭乱之间，驻地到了。老师告诉我们，鲁院的学员宿舍紧张，我们这期学员只能借住北京经济学院的地下室。就这样，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名同学一起，在这个宽敞明亮的地下室里，度过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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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教诲
在3个多月的学习时间里，我们聆听了许多名师大家的讲课，内容涉及文学创作、文学概论、文学评论、美学、语言艺术、文艺心理学、电影艺术、音乐创作、中外名作鉴赏以及“三论”（休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等。在授课的名师大家中，有著名作家汪曾祺、唐因、邓友梅、林斤澜、何振邦、郑万隆，著名诗人谢冕、牛汉，优秀编辑家王朝垠（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汪兆骞（《当代》副主编），著名教授叶朗（北大）、周艾若（鲁院教务长、周扬之子），著名朗诵家张家声，著名导演谢飞，新中国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等等。每一堂课，每一位导师，都是那样热情洋溢，循循善诱，把深奥的道理化作浅显而又温馨的话语，把他们多年积淀的智慧和才华，化作雨露春风，滋润着一片片饥渴的土地，点燃起一团团激发灵感的烈火。
时光已流走了25个春秋。古话说，师其上者得乎中，师其中者得乎下，师其下者无所得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鲁院导师们的谆谆教诲，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时时都在影响着我的创造与人生。
拜访名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伤痕文学引发的文学创作洪流一浪高过一浪，无数象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陶醉在当作家、诗人的梦想中，对那些文坛大家更是顶礼膜拜！借着鲁迅文学院学员的招牌，我拜访了几位大家名师。
拜会莫言。当时，电影《红高粱》刚在3年前上映，一时走红全国。得知其作者莫言先生也在鲁院作家班读书，就决定去一睹风采。那时通讯落后，不象现在见谁都要预约，于是在学院食堂用完晚餐后，就约了两个云南同学不无冒昧地前去拜访。北京天黑得早，当我们走进莫言先生宿舍的时候，大师已是在灯下看书了。听说我们也是鲁院学员，而且是专门去拜访他的，便热情地和我们握手，把我们让在床沿坐下。接着也就是常规地问我们来自哪里，在什么单位工作，主要从事哪种体裁的创作，等等。那时大师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气，我们也就大大咧咧地和他吹开了。过了一会儿，先生说，很抱歉，明天早上我要考英语，只能和你们聊五分钟。于是我们又稍坐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了。
拜访王朝垠。王朝垠先生也是我们的授课教师之一，时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先生体长身瘦，发长且乱，镜片后双目炯炯有神，和蔼可亲。讲课时，教桌上要摆两瓶啤酒，边讲边喝。先生解释说，因前几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期间赴云南老山前线采访，不幸于蒙自遇车祸，将胃大部分切除，只能从啤酒或其他流汁中摄取些许营养以维持生命。听后我深深地为先生的身体担忧。课间信息，我以先生曾去过云南为入口，和他闲聊起来，并委婉的表达了想到《人民文学》编辑部拜访先生的愿望，不料先生爽快的答应了请求。稍后几天，在一个没课的下午，我约了一位同乡同学去拜访了王朝垠先生。《人民文学》编辑部大楼有几十层高，记得先生的办公室在20楼。办公室不大，大概也就20来平米，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告诉我们，人民文学的稿件很多，每天都要收到几麻袋。编辑部把全国来稿分为东西南北四大片，编辑人员也相应地分出来各负其责，对稿件作初步地筛选。其间，先生在谈到我的一篇习作《高楼与矮墙》时说，稿子写得很不错，基本达到《人民文学》的用稿要求，我决定向编辑部建议采用。我知道，《人民文学》位列全国四大文学期刊（另为《十月》《当代》《收获》）之首，是享誉中外的“皇家”期刊，是文学爱好者心中神圣的殿堂。听先生这么说，我当时的激动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后来，因一些不便言明的原因，先生不再担任副主编了，但仍很负责地给我复了退稿信！虽然我的《人民文学》梦随之破灭了，但先生平易近人、严谨敬业的品质，在我心中树立起了不朽的楷模。3年后，先生竟以57岁之寿英年早逝！呜呼，20年前一个梦，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先生的知遇之恩毕生难忘。
拜见汪兆骞。汪兆骞先生给我们授课，是结合对学员习作的讲析来进行的。先生对我们学员的稿子都看得很仔细，每篇都有批语，有的还直接作了修改，象中学老师批改学生作文那样。汪先生是4大著名文学期刊之一《当代》的副主编，且自身著述颇丰，文坛驰名，待人却很谦下。记得我和一位同学去编辑部拜访他的那天下午，天下着雨，我们早他先到，坐了片刻，先生亦到了，见了我们，他边脱去雨衣水鞋，边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接着，先生便和我们聊开了，他问我们是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在这里生活习不习惯，这段时间写了几篇作品，在培训班有哪些收获，等等，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见又有人来找先生看作品，我们就起身告辞了。后来，在培训班快要结束的头几天，汪先生最后一次到班上来评讲习作，在讲到一篇题为《立生基》的短篇小说时，先生说：这篇小说署名汉青，我看是个笔名，真名我也不知道，但小说写得很好，它以南方建造“活人坟”的传统习俗入手，说明改变陈规陋习的不易，从而深刻揭示了改革攻坚的艰难。编辑部通过三审，决定刊用。全班学员都在面面相觑，猜测是谁写的，谁这么走运。只有我自个明白，那是我在地下室里熬了3个晚上写成的。这是培训班在《当代》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也是我至今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的唯一一篇小说。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还给先生寄过习作，先生也亲笔写信给予点评指导。他曾在信中鼓励我说，凡在《当代》发表作品的作者，国内外一些大的文化信息机构都会对其电脑跟踪，以便观其发展给予扶持帮助，要我再接再厉，刻苦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怎奈一回县里，诸事缠身，亦政亦文，或为俗务奔波，抑或怠惰偷闲，20多年过去，空叹碌碌无为，真是愧对先生厚望！
遍览名胜
对于北京古都那些闻名中外的名胜古迹，过去只在书本上读到过，如今有幸置身京都，抱定决心要全部览遍。
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但鲁院在时间安排上很科学，平时课程排得紧一些，而周六、周日都不安排课程或集体活动，让学员们有更多自由支配的空间。所以，几乎是每个周末，我和本县同来的学员杨树忠都要出去逛，有时是有目的的去，有时则是逛到哪儿算哪儿，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烈日，我们都从不间断。3个多月过去了，我们游遍了北京所有的名胜古迹，从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到故宫、天坛、祈年殿、颐和园、什刹海、圆明园、大观园、芦沟桥、恭王府花园、北京动物园，再到景山、香山、钟楼、鼓楼、明十三陵、长城、承德避暑山庄……从城中到城郊，从城郊到城外，著名的，有名的，一般的，我们一个也没放过，就连八宝山我俩都去了。记得那天我们是坐一辆微型车去的八宝山，车还未到山脚，却不再走了，没办法，我们只有下车步行，可不知要怎么走。在向一位中年妇女问路时，她先热情地告诉我们走法，随后不无惊讶的说：八宝山那种地方，我们本地人从来不去，你们要去那儿干什么呀？我们才知道，车为什么不到山脚就停下了。
回想起来，当时为什么会那么不辞辛劳、几近疯狂的去看这些名胜古迹呢？究其原因，一是探秘、还愿，二是成本低廉。记得当时逛故宫不要钱，只是要进某些馆（室）才需买票。如进钟表馆是3元钱，但那时我们的工资也不高，我和树忠两个人嗫喏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有进去。现在看来，不去真是太亏了。
告别鲁院已整整25年了！从而立之年到年逾天命，几多沉浮，几多坎坷！幸有鲁院精神仍在激励着我，每每于迷惘中拿起笔来，思索着再写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