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李毅泉
（一）历史缝隙里的掌故
看星斗出万年而日新，阅历史自千载而怀古。一种历史的物证无疑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根源，比如昌宁大甸山青铜文物的出土，足以内链着上古时代西南夷一个故国的存在，那就是今天世人纷云的——哀牢国。
昌宁县僻处一隅，却因大甸山青铜文物的大量出土，而以备一方掌故。穿越历史时空，从这些青铜物证的由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方热土的确与哀牢国的兴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至于“哀牢国”始于何时，王归何处，就连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无以为证，仍是一个秘踪。
但看“云南三千年历史掠影”一书中，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也有实为不多的补记。公元一世中，确有哀牢国首领贤粟、柳貌执掌政事，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内附，汉王朝在“西南夷”（今保山）置哀牢、博南二县，将原益州西部都尉所属的不韦、岑雋 、比苏、叶榆、邪龙合为永昌郡（《云南风物志》载）。而此时，哀牢国正值兴盛之期，哀王柳貌面与汉通，大量引汉朝青铜器具入西南夷，有用具、物帛、兵器，在其中特别提到了人面纹青铜刀兵器、编钟乐器。貌不仅引入现成兵器，还引入了中原“六齐”铸刀剑术（《周礼·考工记》载）。自铸造兵器，如圆头铜铖，刀剑、仿中原铜鼓，以势之强。内则采取屯耕屯兵分州治事，以防汉由兰津、永平渡澜沧江大举进兵哀牢。而此措施历史上称为“邑聚”，他从紧靠哀牢的东北段“身毒国”（今印度）边缘到南中巴蜀的西藏脚下开始以北向南的辖地到缅甸，老挝至南越一些地带（今越南），分设七十七“邑聚州”，每一个“邑聚”设置政事州掌一人，称为“邑王”，并赐予每个邑王铜柄手杖1枚，铜佩刀一把，以作代行政掌令和行兵行刑令（当时哀牢国仍处于奴隶制）。佩刀上铸有不同人面纹饰，以作见刀如见王（青铜刀相当于王的上方宝剑）。因此，对于认识和了解大甸山出土的铜柄杖和人面纹弯刀的由来或多或少可就有些帮助了。但尚且从考古鉴论而定，结合史料分析铜柄杖和人面纹弯刀虽是一套执掌政事的物证，但从考古结论看，两物非一个时期铸就，且将“人面纹弯刀”定为西周时期之器，那些物应该在中原直接引入，而后随同铜柄杖一齐赐予邑王，还是貌亲居，于此据该权杖还有待考证（大甸山地处顺宁今凤庆）。因为当时的“九隆”（今保山）、腾越（今腾冲）、施甸、昌宁（原无具体官称）属哀牢国部落中心，故在此设“邑聚”王就不难解释了。而从地理位置上看，“邑聚”之地，为王者诸多居于高山中平凹之处，亦可存，尚可守，固可维《南中志》，由此推论，当时的“邑聚”王和诸多兵众，人口应居于今营盘山。而大甸山应为群葬墓地（相当于今的公墓）。因为当时的哀牢国施行的还是奴隶制社会，即使没有殉葬之残酷，但也未能离群葬围葬的法制。王者居葬于最高最中，家人和亲随葬于周围，其他仆从平民随坡而葬，以示护主。而大甸山发掘的M2墓和周围的随葬墓群正如此说。
话说龟背铜鼓，《云南风物志》原引自《蛮书》[华阳国志]南中志卷、《后汉书》、《史记》里都略述，龟为乌，乌为龟的头，西南夷少数民族的傣、彝、氐等先祖视龟为神物、灵物，乃称为神龟、灵龟，以此为占讣、象卦，并称龟头向北，尾向南，背于中为生象，龟之神灵，头向北，不远处为青龙（龙为王者），尾向南不远处为白虎（虎为武威），而灵龟象卦不动之处可做葬墓之圣地。就大甸山而言，从形象上看似乎与此相苟合。至于今的山形现状已距当初2000至2500年之遥远，地貌肯定发生过多次的变化。以至于将这些瑰丽的文物深埋于黄土之下。但有一点，我们试想哀牢王又会不会将神龟铸于铜鼓之上，而龟背正好是鼓的端呢？就哀牢地围之势而言，郡人张含有诗云“山彤宛抱哀牢国，千岸万壑生松风”。不仅兰津渡如此，就是今天的千年茶乡大甸山仍是依山傍水，青山环抱。可见得当时哀牢国是平借西南的山高路远作天然屏障而立国固守的。当然，对于哀牢国的起落来说，诸多现成的典籍大都依附于《史记》《华阳国志》里的《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南蛮》等，但这些资料由于多有删改，亦有错乱之处，故而不得已详尽，只是一个大概。而且，在断代年份上多有哀牢国与大汉设县所说重叠。“哀牢国”在一世纪中（约公元69年前后）为最盛时期，江山一统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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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说中“哀牢国”的由来
关于“哀牢国”的由来，基本上都是从传说中而来，野史凡多，尚无正史可考，就是司马迁的《史记》里也只简言于汉朝西进附于其中。因此，各家对哀牢国的研究就只能依靠散落于民间的传说与陆续出土的这些和哀牢有关的青铜文物了。
大甸山大量青铜物饰的出土，无疑标志着这里曾经发生过“哀牢国”的故事。因为，阅读历史，并未查证到从大周到后汉时期这里有过中原入西的战事可考。所以，青铜器的故事一定与“哀牢国”的发展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哀牢国是西南夷的一个强大列国。而且，贤粟、柳貌则是“哀牢国”的最大权王，这一点无可置否。柳貌治国时期更是哀牢国的强盛时期，因此，更多的传说和一些史料都不免集中在此人的身上。就柳貌而言，确实存在着较多的传说，他是王，也是传说中“哀牢国”智慧的结晶。在后者出土的类猿人和稻化米外，夷西出土的青铜器一般都把他与这个时期联系在一起。他是“哀牢国”的“鼎盛者”。（鼎，以青铜铸成，夏朝有德时，令九州之长进贡青铜铸成，称为九鼎），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但“哀牢国”无此国宝，单称有能力者。
“哀牢国”按常理推断应起源于公元前293年至公元69年左右。“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王朝已以兵临滇，征集民工，开博南古道，著名的《博南歌》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即“永昌”也亦从此开始。而之所以“哀牢国”乃继续存在时因西南山高路阻，汉王朝虽置哀牢、博南两县，但实难管控，名置而弃之于权。貌仍于王坐之。且昌宁正是貌所属辖地，“邑聚”照是哀牢国的所属制度。至于是否邑聚营盘山和大甸山不得而知。正如金荣老师所说，对于探讨研究哀牢国史，只有用“典籍+传说+考古+研究=哀牢国”的方式进行。因此，在探讨中出现诸多说法便不为奇了，没有完全苟同的意见，更能说明探索和研究的方法更多，掌故更丰厚。
九州大地远古由来自有较多的传说和演绎。就奴隶社会时期的“哀牢国”来说也有着他神奇的传说。据《后汉书·西南夷》载：“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今保山东山园中园一带），尝捕鱼水中，触沈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走，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为王。”这个古老的神话，源于古老的西戊，但至少它点破了“哀牢国”的一些由来，只是这神话是否附汇于柳貌之身不可定说。在今天看来，这虽是一个传说，但它对哀牢国的起源探讨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原引当初神话时，何况在古老的当初西南夷真的有一个“哀牢国”，只是该史话有了删繁旧略。如若哀牢国柳貌真邑聚于大甸山附近，那就说明今天的昌宁远古由来就是一个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的好地方。因为，大量的青铜文物出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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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诗千古赞青阳，借着灿烂兴茶乡
“英雄气概荡回肠，史诗千古赞青阳。”神奇的历史给人以无尽的遐想，更给人崔发奋进的力量。青铜器是人类社会工业技术的开端，大甸山大量青铜文物的出土，无疑证实了昌宁自远古以来就是一条人类发展的文化走廊。因此，作为昌宁人完全没有理由不去挖掘、不去宣传、不去发展。
今天的昌宁既有传神原始天堂山，又有浪花奔腾的澜沧江，既有大甸山青铜文化的灿烂，更有三十五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思历史促发展，就让我们的梦想“只挂云帆济沧海”吧。大家都来一曲大甸山之歌，用那种豪气，把想做的事唱出来、做出来。繁华的城市、神奇的天路、精彩的文化、富足的生活，一切昌宁的美都要大声的唱。“传神大甸山，大甸山上史诗长，千年梦不断此处儿女正其昌，风景如画栏，一万年太长，看今朝，右甸河畔，鸟语花香，自古英雄传，历不尽，抒不完，心满怀感，誉载茶乡。”
大甸山古代青铜器的出土，这不仅是一批国宝的出土，也是一部茶乡史诗的出土。“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与生命底蕴。”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营养具有催动发展的现实意义。大甸山青铜国宝的出土，也凸显了华夏五千年历史的沧桑变化，我们重视和珍爱“历史的民族”这个美誉，这些青铜国宝的再现，无疑给昌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添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昌宁人打造哀牢文化，推动现代旅游经济文化走廊建设提供了历史的依据。“窥大甸山之文脉，挥青铜万首歌赋；哀牢史话接思静，千古奇秀赞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