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在拿到朱朝敏纪实文学作品《百里洲纪事》时，我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就觉得这可能是作者对国家政策的一种文学图解，带有极强的时代性。当然事实可能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题，朱朝敏仅仅只是去关注农村的贫困人口，关注乡村的弱势群体，也体现不出这本书的独特价值之所在。她其实是由这种政策性书写进行拓展，深入到对人生“命运感”的揭示里，就像她在书中所言：“这个纪实系列，必须真诚，要去掉表相探究内里，尽可能地触及所谓贫困户和帮扶者的心灵”。待读完此书，我发现并非之前臆测的那么简单。朱朝敏看似只讲述了12个精准扶贫的故事，但她真正写出了中国乡村贫困人口所遭遇的困境——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贫困。从这个角度来看，《百里洲纪事》这本纪实文学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就是不仅要关注因病致贫或因意外导致贫困的乡村弱势者的命运，更应关注他们的心理困境，从而进行精神和心理扶贫。
百里洲何以构成地域书写的切入口
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是以湖北宜昌枝江下面的百里洲这一地域作为书名，而不是说以这本书的副标题“一线脱贫攻坚实录”作为书名，可能是有其内在考虑的。既然以《百里洲纪事》作为书名，我们可能首先就会想到这是一本关于地域文学的书，朱朝敏也承认，“在那个地域，接近我们生命本源的地方，有生命的初心，有生命胚芽的倔强成长。”因为熟悉，她知晓并触及到了这片土地的精神内核，但她又没有因为过于熟悉而让自己陷入为了写扶贫而刻意保持底层视角的身份困境，相反，她冷静地拉开自己与故乡之间的距离，以便更清醒地审视百里洲这片土地上的贫困与疼痛。
百里洲因“千年泥沙淤积而成，曾有九十九洲。”这种地理环境让它在一种时空的积淀中获得了历史的柔韧性，赵瑜、胡世全合作撰写的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就是以独特的地理环境对接了特殊的历史时段，呈现出百里洲百年历史的沧桑变化。而朱朝敏选择百里洲来进行书写，这不仅仅是她熟悉的家乡，更是因为百里洲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它是长江第一大江心岛，“被水包围又临水而生，这种充满悖论的地理环境，提供了矛盾的生存哲学。它的逼仄常常反转出阔豁，它的遗世独立不经意就走出了桃源似的松散逍遥。”原来做码头的时候是富庶之地，但自从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后，因为它四面环水，交通不便，与外界缺少交流和来往，“它拒绝工业提速”，最终因闭塞而贫困，而且贫困人口比例比其它地方要高。在农业上，就像贫困户覃老太覃如玉直言的，“当地村民为了增加田地产量多挣钱，多年来一直用剧毒性的农药化肥，毒药渗透到土壤和地下水——我们都是深受其害，害处太大了。如果不及时治理，还会延误后代人。”工业闭塞，农业自害，贫困是各种长久的原因造成的。即便如此，朱朝敏说自己“必须说起它，不间断地说起它，就像说起我的母亲”。在这样的自我定位中，百里洲自然成了作家在“精准扶贫政策下的乡村叙述”中所选择的最佳地域，它的贫困是有原因的，而针对它的扶贫也是有更多内在故事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朱朝敏的关注视野之内，百里洲农民的这种封闭性导致他们在物质贫困之后，又引起了心理疾病和精神贫困。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贫困人口，朱朝敏才会以个案探寻的方式，去深挖这个特殊地域的乡村走向贫困的各种原因。朱朝敏通过记录的方式来寻找“乡村叙述”的可能，“真切地、忠实地记录它，记录这块土地上的人，记录他们当下的生活原态，记录他们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悲辛欢愉，却是以镜头的形式。”她的镜头不仅是视觉上的，更多时候还是综合感觉上的，她既在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同时也在用心去体验和感受，以真正走近这座江心岛的灵魂。朱朝敏试图通过这12个百里洲的精准扶贫故事，来折射出中国乡村贫困的整体样貌。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百里洲的这些贫困户也是整个中国贫困乡村的一个时代缩影。从百里洲辐射到全国，就是我们当下普通的乡村贫困百姓所面临的生存难题。虽然贫困人口毕竟是少部分，但是我们通过不同的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参与扶贫的干部们在精神或心理贫困上，与他们所帮扶的对象有没有一种同构性？每读完一个扶贫的故事，我内心里总有着挥之不去的痛感，继而就会追问：每一个贫困的人所遭遇的不测与苦难，为什么就落到了他们头上？而这样一些贫困和苦难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种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难题？这也是朱朝敏最终超越地域书写而扎根于乡村“人心人性”的目的，她要去深挖贫困与苦难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从物质扶贫到心理和精神扶贫
朱朝敏在《百里洲纪事》里不断提到“命运”和“人心人性”，我们读完全书回头来看是有其内在缘由的。每一户人家致贫的原因都不一样，就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一个贫困家庭背后同样也都有不同的原因。朱朝敏在这本书里不断提到“命运”这个词，我们顺着这条思路在体验式的阅读中甚至能触及到一种宿命感。也就是说，有一些精神困境不是完全依靠单纯的政策干预就能够解决的，它似乎是人生所遭遇的一种“永远的痛”，这是朱朝敏在书中不断地强调“人心人性”的原因。
如果我们说命运导致了他们贫困，突然的车祸也好，无法预测的疾病也好，这些非常态的原因导致他们贫困，似乎都可以归结为命运造成的，然而，“他们该如何翻过‘命运’的沟坎，而不留下后遗症？”这当是扶贫工作中更深层的难题。就像《请你说话》中扶贫干部周先海针对黄大国的贫困说了三遍“命运”，朱朝敏说，“我理解，命运和贫困，在当下精准扶贫的农村就是对等的词语。”你服不服从这种命运的安排，还是你要抗争命运，从贫困里面挣扎出来？有的人的确挣扎出来了，脱贫了，而很多人挣扎不出来，所以依旧徘徊在贫困线上，这样扶贫还会持续下去，而且越来越复杂。这也是朱朝敏在这12个精准扶贫的故事里不断呈现她所塑造的扶贫对象以及扶贫干部内心困境的原因，就像《养蛙记》中王礼家在帮赵呴宝父子养青蛙脱贫时所感慨的：“看上去是缺钱，物质上的贫，实际上还是没个底气，任何事情都缩手缩脚的，就图活命……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心酸，我出力尽心而已。”朱朝敏通过这样一些“精神之难”来呈现出中国底层农民在面对命运时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出路。其实从《百里洲纪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朱朝敏很大程度上是将我们心目中概念化的贫困，以非常具体的书写或以横截面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沉默的羊子》中，杨凤英对于精准扶贫就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至于说像房子等基本物质保障，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对于新修的大瓦房，她坦言“比以前的确强多了，可是人心里啊总缺点儿什么……”缺什么呢？她愁的不是自己，而是患者有精神病的儿子胡子林今后的生活，这是作为一个母亲最大的担忧：总是在为后辈着想，这是在短期内没有办法实现的愿望，要脱贫，必须先医治那颗因贫困受伤的心。“归根结底，精准扶贫真不是仅针对吃穿住行，而是人心问题。而人心……那隐藏在血肉之躯里的大海，幽暗而广阔，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澜起伏，时而一览无余，时而望不到边际……”朱朝敏笔下的扶贫故事，几乎都在终极意义上指涉了“人心”这一最为幽暗的问题，它是我们无法回避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在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脱贫问题上，它考验的仍然是交往和沟通中“以心换心”的能力。
当然，从物质的贫困到精神和心理的贫困，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也不是扶贫干部们和朱朝敏能够在短时间内完全解决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时代难题。“难都难在世道人心上。”为什么呢？“光是物质上的贫困，太单纯了，那只要大手一挥，来个共度时艰就可以一步到位，”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经济收入少带来的贫困的确存在，但这表象背后，都有深刻的原因，追根究底，离不了天灾人祸和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这种时代难题一时半会可能解决不了。朱朝敏在这本书里面谈到的几家贫困户，他们走不过命运这道坎，有的选择自暴自弃，有的选择自杀，他们所面临的命运遭遇，确实又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乡村的这些弱势者们所面临的“无解之痛”。
从文学性书写到社会学与哲学反思
朱朝敏《百里洲纪事》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共鸣感，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刺痛感。就像她从扶贫干部的角度在《后遗症》里对“扶贫”作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定义：“别说我们帮了什么，只不过是建立一种关系去见证，见证一个事实：时间如何剥开真相，摊开了那些创伤疼痛给我们看，关于生存，关于人性，关于生命。无一例外的共同伤痛下，我们的伸手与其说是为了他人，不如说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亲眼见证的事情，之所以让我们牵肠挂肚，为之悲喜交加，归根结底只是自求多福。”尤其是朱朝敏作为一个采访者和倾听者，她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或呈现那些刺痛的苦难叙事，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她在这些纪实文字里运用了文学元素，有小说的结构，散文的笔法，戏剧的对话，甚至在几个篇章里还引用了诗歌，其实无论从修辞到情感再到思想，她所建构的是自己纪实文学书写的精神体系性。
以这种精神体系作为参照，我们也能够反观朱朝敏写作这本书所希望能达到的超越文学的社会学乃至于哲学的反思与探索。比如不被乡村风俗所能容忍和接纳的老妻少夫周琼花和黄星波的爱情婚姻问题，这一现象在农村虽然并不普遍，但也是伦理社会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比如乡村孤寡老人的孤独症问题，像《棉花之殇》中田满强将自己所扶贫的对象——老人田青山诊断为“浸入骨髓的孤独症”，这样的孤独症患者“接受不了群体生活，哪怕一两个人在身边也受不了，他认为那样的生活是活受罪”。农村老人的孤独，并非一般人所能体认和理解的，像杨春天因为养的狗波尔死去，老人很快也随之离世，“那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小动物所带来的温暖和依靠，又哪是我们常人能理解的？总之，人世唯一的温暖没有了，孤独支撑的骨头也倒下，孤独碎成了碎片，却是更加荒芜的孤独。”比如受到性侵害的留守女孩金蓉和曹玲玲的身体与精神创伤问题，这其实是被我们所忽视的乡村灰色地带，几乎很少有人去关注，但又是切实的、令人揪心的存在。比如失去父爱母爱的少女蒋琴琴的冷漠心理问题，她之所以冷漠，还是因为孤独，“妈妈早死，随即就被亲生爸爸抛弃，不知父爱母爱的滋味。孤独伴随她成长，如影随形。”虽然有爷爷的帮助，“仍旧不能帮她摆脱孤独。”这与其说是孤独，不如说是“心的贫困”，尤其是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治疗，为他们请心理咨询师，就变成了一项重要的工程。
由这本书延展出来的，甚至还有一个被我们所忽略的问题：我们总是在关注和聚焦贫困户，而那些扶贫干部在与那些自私的农民打交道时的无奈、苦恼和焦虑是不是也值得我们去关注呢？如果碰到通情达理的人家可能还好一些，沟通起来没有多大问题和障碍。而一旦碰上因性格或其他原因而致贫的，不讲道理，有的甚至完全是好吃懒做导致贫困，自身的脱贫意识不足，仅安于现状，也就很难说百分之百能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有的贫困户将扶贫干部当作一棵摇钱树或救命稻草，紧紧抓住不放，大事小情都有依赖性了，导致好多扶贫干部有苦难言。这些都是朱朝敏《百里洲纪事》所延伸出来的我们又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延伸出来的命题，可能对于扶贫工作更具挑战性。
总之，这些社会问题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一个人在这世上如何活得有尊严，如何活得有价值感？海德格尔在引用荷尔德林诗歌时所渴望的理想是，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结合当下的时代现实，我们可对这句话稍作调整：人怎样有尊严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同样没有过时，它仍然能够促使我们对于本质性人生问题进行审视和反思。就像朱朝敏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所说的一样，“我写出他们的心理状况，以及在扶贫攻坚战中关于心理病患的相应治疗，旨为提供一个参考——从心理层面展开关注，反映这个群体内心的困惑甚至障碍。在这样的基础上，解决普遍的社会心理问题，解决弱势群体的精神障碍和心理隐疾，帮助他们活出尊严……”我觉得这才是《百里洲纪事》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所在，而这也正是这本书在文学和思想上所带给我们的更多启示。
刘波，男，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日本名古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现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