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摘要：1949年，台湾因局势裂变涌入大量政治性移民，他们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贫富悬殊，行业各异。“台北人”形象的刻画反映了作家自身的精神诉求，并使得“外省人”问题凸显出来。本文从《台北人》说起，对于其中的“外省人”形象进行解析，探求作家内心世界和“台北人”书写的深层价值，并通过整理探索外省人的经历和所去所从，阐释他乡的疏离与本土的融入。
关键词：台北人、外省人、身份认同
绪论
研究缘起与外省人概念解释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刘禹锡的《乌衣巷》，也是白先勇在《台北人》书前的引录。过去与现在，几乎是人们亘古不变的一直思考的话题，“今”是“今”，“昔”是“昔”,但“今”和“昔”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台北人》中的“过去”是绚烂辉煌的中华传统精神文化，是灵魂与希望、理想与生命；而“现在”是失去灵性的机械的西洋工业文明，是麻木与失望、现实与死亡。这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社会的形成？也许你会问。这里，有这样一群生存在夹缝中的边缘群体，他们被时代裹挟，成为了一群特殊的匆匆过客——“外省人”。
1949年，台湾因局势裂变涌入大量政治性移民，他们穿过看似一湾浅浅的海峡，或泪别父母，或携妻伴儿，来到这个刚刚脱离日本统治的“异乡”，隔岸遥想，烟波浩渺。于是，时间上的沧桑感和空间上的漂泊感加在一起，组成了他们的双重人生幅度。欧阳子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提到“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1]
对于所谓“外省人”的概念，学术方面一直有所争议，要对这群人的特质定性，依然莫衷一是。“外省人”这个被打上时代烙印的三个字，一直沿用至今，尽管有些人认为已经不合时宜。
“外省人”原本是民间依据行政区分上省籍之不同相对“本省人”而称呼，后来在台湾语境中因升级矛盾和排他性原则成为对1949年前后去台湾的大陆人的称谓。[2]
当笔者在打出“外省人”的字样时，百度词条将之定义为：在台湾特指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台的大陆人（新住民）俗称，尤其是1949年后因国共内战失利而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大陆居民为最大的移民潮。台湾的“外省人”称呼不仅带有族群含义，一定程度上含有政治与意识型态的意味；早期定居台湾的客家人与福建移民以自称“本省人”同战后来台的中国大陆移民作区别。[3]
也曾有人建议用广义的“新住民”一词，代替“外省人”。但因无法将“外省人”与近期大量移居台湾的东南亚、大陆配偶相区别，而且在“原住民”与“新住民”之间来台的移民，也无法在此“原——新”二元语境下得到较好定位，是故此概念容易衍生出新问题。另外也有“49族”一说，此说法是因为外省人大多是1949年随国民政府来台的人士，但此说法鲜少被使用。
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其实是“外省籍台北人”，他们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不然。无论是乘着千千百百艘“太平轮”来到台北的，还是千里迢迢安家落户于眷村的，他们以“外省人”的身份寄居于小岛之上，成了“失根”的一代。因而，笔者试图从《台北人》说起，对于其中的“外省人”形象进行解析，探求作家内心世界和“台北人”书写的深层价值，并通过整理探索外省人的经历和所去所从，阐释他乡的疏离与本土的融入。
“台北人”的故事
2.1白先勇生平与创作概述
余秋雨在《世纪性的文化乡愁》中说他在国外与各种华语作家漫谈的时候，座席间总很难离得开白先勇这个名字，世上有许多作品由于不同的原因可以哄传一时，但能够被下一代作家有普遍的熏陶濡养意义，并长久被人们虔诚记忆的作品却是很少很少的。记得三毛也曾说过自己是看白先勇的小说长大的，长大后对白先勇笔下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凄艳之美仍然无法忘怀。
白先勇，台湾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其父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上世纪50年代随父母来台。他七岁时，经医诊断患有肺结核，不能就学，因此他的童年时间多半独自度过。因为出生在动荡年代里，加之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的特殊，白先勇从小就开始形成与众不同的人生观，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他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有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白老先生的文笔出奇得细腻真实，能把生活琐事写得如昆曲般撩人心弦，尤其擅写女性之悲怆，过往的繁华盛景对比今夕的凄凉落魄，读起来极易惹人不禁掉下滚烫的泪，心却有些悲凉。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是难解难分的。抗日战争时他与家人到过重庆、上海、南京和香港生活。不久之后在1952年移居台湾。1956年在建国中学毕业后，由于他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去世，据其自传文章《蓦然回首》提及，“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4]母亲去世后，他飞往美国爱荷华大学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当时父亲也来送行，却不想这一行，竟是诀别。1965年，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那些城市的记忆，都融入了他的小说里。
2.2“台北人”形象塑造
谈起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必然绕不过白先勇这位“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5]。旅美学者夏志清先生曾高度称赞：“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6]白先勇在“有如扇面渐渐展开的篇幅”里勾勒出一幅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台北社会的众生相，通过今昔对比，叙述了那些出生大陆，后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台北）的人们的故事。《台北人》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它们互相独立，风格迥异，长短不一，却又串联在一起，使效果遽然增加。白先勇自己曾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写了许多书，其实也只在重复自己的两三句话，如果能以各种角度，不同的技巧，把这两三句写好，那就没白写了。笔者认为，这或许也是白先勇写《台北人》、《纽约客》等一系列小说的缘由之一吧。
欧阳子总结了《台北人》中主要角色的两大共同点：一是他们出于大陆，身老台湾；二是他们有难忘的“过去”，其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7]
那是青春不老、永远的交际花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是最底层的舞女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是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是混迹于上流社会却因时局家道中落的窦夫人（《游园惊梦》），是知识分子《冬夜》里的余嵚磊教授，是《花桥荣记》中的商贾老板娘，是帮佣的工人退了休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他们都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过往。那份沉重，有共同的名字，是为乡愁。
白先勇的另一套作品《纽约客》也相类似，说的是不同国人漂泊在纽约的故事。只是不同于《台北人》，纽约客里有了更多的“客”味，连乡愁也不大有了。
当然，不仅仅是“世纪性的文化乡愁”，潜藏在《台北人》表面下的含义是非常复杂的。谈起白先勇最初构思创作《台北人》的缘由，可以从他当时作品的卷首窥探一二：他把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置于《纽约客》的卷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台北人》的扉页，用的是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扉页上的题词是：“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8]从安定到迁徙，从王谢到寻常，从故乡到他乡，青春美好与意气风发统统都被埋葬、碾压在历史滚滚的轴轮下，而“外省人”只能在一次次回忆的幻影中恍惚，如泡沫般幻灭。“国”之将倾，无“家”可归，台北的新家园总也比不上故乡的美好，白先勇细致生动地刻画了那些极力想要适应新环境，却每每怀念故土的尴尬面孔。“从《台北人》看，白先勇用自己的心触摸到的历史魂魄大致是历史的苍凉感和无常感。”[9]
白先勇也曾比较完整地表达过对于中国文学和历史感之间关系的看法：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出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10]
他乡的疏离与本土的融入
3.1第一代外省人
就像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的“外省”与“巴黎”，这里的“外省”、“本省”不仅仅只是一对相对空间的概念。第一代外省人千里迢迢风尘仆仆，他们有的先撤退到海南，驻扎在南沙群岛，再走水路到台湾；有的偷渡到香港；还有的沿云南走滇缅一线，与缅甸军打了许久，一部分客死异乡，一部分留在东南亚或是回到台湾……有资本的可以乘飞机，但大多数人只能坐船。有人说：“有福气的人才能到台湾。”逃难的故事什么都有，《台北人》中《一把青》里的空军十一大队大队长伟成在船上染了疾，但船上害病的人多，不够药。他硬生生地病故了，一断气，便被丢到了海里去。
尽管到了台湾，他们仍无法割裂与大陆的关系，80岁白发苍苍的老母、才刚刚订婚的未婚妻……亲人、朋友与挚爱在他们心头萦绕。而两岸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之间的差异又使得他们游离于两岸之间。大陆、台湾，台胞、外省人，他们在不同的身份间尴尬地转换。历史的因缘际会，迫使他们成了一片汪洋中的一滴油，总是与外界的环境格格不入，台湾意识与中国情结令他们倍感纠结。
这些政治性移民中许多都是军人，在台湾他们搭建起了供给中下级军人和其眷属临时居住的房舍。这些大多以军种或文宣代号命名的房屋，聚集在一起就成了人们所说的“眷村”。其实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时也有“眷村”，其基本功能相当于解放军的“部队大院”。1949年后，全台湾先后兴建起共886座眷村。外省军人们或是拖家带口地来到台湾，或是只身前往。杨雨亭[11]的父亲孤身来台，丢下了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大陆。后来他的妻子历经万险从大陆转到香港再抵达台湾，而儿子们留在家乡却因种种原因很小就殇逝。这是外省人的悲哀，也是世事的捉弄。而对于单身的第一代外省人尤其是外省将士来说，只有最优秀的那批在台湾成了家，是因为一时间的人口迁徙，台湾当时的男女比例差距相当悬殊。
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立即用各种方式将失去的大陆家园复制于台湾。张大春在《聆听父亲》中写道：“当时大部分的街道也具有一种隐喻式的修辞意旨……辽宁、龙江、长春、吉林、松江……以之命名的街道则占据着台北市当时开发范围的东北角……历经50年之后，这些街道名称的符号意义有了重大的改变……城市的地理边缘也逐渐向天然畛域的极限延展，这使街道名称呼应中国版图的原始构想显得坐标零落且方向错乱，最后，就像人类所曾寄予深刻寓意，丰富谕旨的一切命名一样，失去了意义”[12]中华传统文化的“四维八德”和大陆版图上的城市名称，“醉翁之意不在酒”，时时提醒着外省人的“故土”。他们的情感得不到落实，只能借助外在形式聊以慰藉。巴尔扎克说：“外省就是外省，巴黎就是巴黎。”第一代外省人，一群漂泊徘徊于大陆与台湾的特殊的边缘人、历史的被裹挟者。
3.2第二代外省人
依据血缘代际的承传，外省第二代主要指其父母双方或一方为1949年前后去台湾的外省人，他们出生在台湾或者是学龄前在大陆出生，台湾是其主要的教育或成长地。[13]
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将自己定义为“第一代半的外省人”，认为第二代外省人是“由第一代‘外省人’定居台湾以后生下来的孩子”。[14]第一代外省人赴台初期暂居台湾时有着浓厚的“移民”心理，这样的心理到了第二代，从迁徙者到定居者的转变中渐渐发生了变化，台湾在他们的文字中有了些许真实的归属感。
无论是在政治界，还是文化界的第二代外省人，笔者发现他们都有着惊人相似的人生轨道。外省第二代的父辈都有逃难、离乱的记忆，到台湾后，没有土地，没有亲人。作为他们的儿女唯有依靠读书，掌握一技之长才可在社会立足生存。不安全感造就了一代的知识精英。他们在台湾接受初等至高等的教育，接着就有许多人去往美国等地留学深造。大多数的第二代外省人的童年并非是荣华富贵，人口涌入，人才的突然增加导致台湾的就业者（以老兵为代表的外省人）竞争压力很大，生活艰辛。所以，大部分留学生们选择在国外安家定居。在内心，他们也有复杂的况味，外省人陆蓉之说：“我们是两岸的孤雏。台湾只有我的父母、舅舅、舅妈和丈夫几个老人，我们家五个孩子，有四个在美国。我的下一代也都在美国。外省人像我这种情况非常多。在台湾的殡仪馆里，告别仪式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人的，一定是外省人。”
上文所提到的《纽约客》描写的就是在纽约这座城市里漂泊的外省人和其后代，一个从20世纪中华民族立场到21世纪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他们希望能挣脱外省人文化与命运带给他的束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们是时代的匆匆过客，却又不是。外省人随着时空的变迁渐渐形成了多重的身份认同，他们的文化脸谱也在年复一年中变得丰富且多元。
外省人，你要去哪儿？从故乡到他乡，外省人，时代浪潮中一个微小的泡沫。但这些在历史尘埃中泛起的小泡沫，却应和着偶然、宿命、欢喜与时代的悲伤。
后记
文章至此即将告一段落，“外省人”这群边缘人物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逐渐尘封历史的浩瀚之中。笔者原本也不了解，只知道那是个动荡的年代，战火纷纭，人们艰难地生活着。却不曾想，有这么一群人，越过山川，来到异乡，不断徘徊于多重的身份之间，迷茫不知方向。白先勇在《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一文中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是“精神的孤儿，内心肩负着五千年的回忆的重负。”1949年的重大转折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历史。白先勇和他所代表的外省人在目睹了历史新旧更替之后，离开家乡，体味流离失所的悲凉，这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无论是一种家国的追溯、文化的失落、身份的重构。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不过一叶扁舟，却值得我们去关注，去体悟，这是世事，这是人生。
参考文献
1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白先勇《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第228页。
2 孙鸿业：《“外省人”第二代的国家认同》，张茂贵主编《国家与认同——一些外省人的观点》，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3页。
3百度百科：外省人。
4白先勇：《蓦然回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白先勇作品·寂寞的十七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第397页。
6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白先勇作品·寂寞的十七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第398页。
7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白先勇《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第228页。
8白先勇：《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见前言。
9余秋雨：《世纪性的文化乡愁》，白先勇《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第259页。
10白先勇：《社会意识和小说艺术》，皇冠丛书《明星咖啡馆》，第16页。
11张大春：《聆听父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12孙鸿业：《“外省人”第二代的国家认同》，张茂贵主编《国家与认同——一些外省人的观点》，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3页。
13张晓风：《“八月十五日不是我的真生日！”——记1949的离散情结》，《文讯》，第285期，第72页。
Abstract:In1949,Taiwan influxed of political immigrants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in thefission,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or cities in China, which havedifferent works and extreme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portrayal of the “Taipei people” reflects the spiritual demands ofthe writers, and makes the problem of “Mainlanders “highlighte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pei peo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portrayal of “Mainlanders” and explores the writer’s inner world andthe deep value of the writing of “Taipei people”.It also collates theexperience of Mainlanders , so as to explain the alienation and localintegration of other lands.
[1]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白先勇《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第228页。
[2]孙鸿业：《“外省人”第二代的国家认同》，张茂贵主编《国家与认同——一些外省人的观点》，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3页。
[3]百度百科：外省人。
[4]白先勇：《蓦然回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白先勇作品·寂寞的十七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第397页。
[6]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白先勇作品·寂寞的十七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第398页。
[7]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白先勇《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第228页。
[8]白先勇：《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见前言。
[9]余秋雨：《世纪性的文化乡愁》，白先勇《台北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2版，第259页。
[10]白先勇：《社会意识和小说艺术》，皇冠丛书《明星咖啡馆》，第16页。
[11]杨雨亭，1953年5月生于台北芝山岩眷村。曾赴美国就读麻州大学计算机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在美国硅谷工作八年后返台，2005年进入文化大学史研所硕士班，研究国共史及台湾史，获史学硕士。2008年，出版《上校的儿子》。2010年，进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研究中国近代史。
[12]张大春：《聆听父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13]孙鸿业：《“外省人”第二代的国家认同》，张茂贵主编《国家与认同——一些外省人的观点》，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3页。
[14]张晓风：《“八月十五日不是我的真生日！”——记1949的离散情结》，《文讯》，第285期，第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