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海派文学”。

海派文学是一个以地域划分的文学派别，是指活跃在上

海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与其对立的是“京派文学”的概念。最初这两个名词是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挑起的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的，上世纪30年代写实小说和抒情小说流派基本上分别被京派和海派所分割。广义上的海派指所有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包括左翼文学、新感觉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狭义的话，就只指新感觉派。

二、“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及作品。

左翼文学：鲁迅《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茅盾《子夜》《子夜》等；

新感觉派文学：刘呐鸥《都市风景线》《无轨列车》半月刊等； 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等；

鸳鸯蝴蝶派：张恨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徐枕亚《玉梨魂》等。

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等；苏青《歧途佳人》《结婚十年》等；林徽音《你是人间四月天》等。

三、“海派文学”的思想特点

我将“海派文学”概括为“幻灭”二字。“幻”即欣赏、挖掘与赞美；“灭”即破碎、丑恶与绝望。在我的阅读认识中，“海派文学”大多着眼于对都市生活的描写，我将它概括为这样几个关键词——才子佳人、十里洋场、家族恩怨、买办投机、兴办实业、抗战救国。总体上说，“海派文学”中既有对大都市的向往，又有对大都市中扭曲的生活方式的批判以及对无力改变这种生活又无力逃脱的绝望和无奈，既有对新事物新思想的追求，又有对旧思想旧时代的眷恋，追求是源于一种类似小孩子遇见新事物时的好奇和跟风，而这眷恋则是源于好奇跟风受挫后“扑入摇篮”的庇护感与逃避现实感。综上所述，海派文学中大多数主人公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年人”——起码在心理上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成年人应承担的责任。所以“海派文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以上世纪的“巨婴”文学，而书中最常见的“风花雪月”则是他们的摇篮和心灵的沉沦。

四、“海派文学”源何而生

为什么会诞生“海派”这样一个特殊的流派？据相关资料显示，“海派”并未成立正式组织，也并未发布宣言，但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和内容方面有极大的相似，故相关学者将其归为一类，并以地域方面的统一性命名为“海派”。

初看这个派名，似乎有些粗制滥造感，相比其他流派的命名，这个排名所包含的意义有些单薄了，可略做一些深入研究后，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处。

首先，“海派”这个概念是一包容性极强的概念，正如我在第二部分所罗列出的那样，这个看似很简单的概念包含了那些我们看似很“高大上”甚至有些晦涩难懂的流派，而简单推测一下就可以得到，“高大上”甚至有些晦涩难懂的流派下面一定还有许多划分得更细致的小流派，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海派文学”的包容性。在我的认识中，“海派文学”的诞生很大一部分源于上海这个城市对于文学以及生活的包容及开放。

无论是人还是物，越是卓越，越是简单，简单可带来广博，广博带来包容，包容带来开放，开放带来更加卓越的良性循环。而开放的前提正是简单，或说是雅俗共赏，而海派文学诞生的又一大原因是因为上海阶级关系的复杂性，这与上海内租界的繁多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我研究所知，海派文学中至少有这么几个突出的阶级：普通市民阶级（政府底层的职员、老师、接受西式教育的前两者这一类人的孩子），(工人、农民、低级军人、乞丐），新兴的资产阶级（实业家、小商贩），买办资产阶级（洋人的企业家傀儡、投机家），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职权参与商业活动的政府高官和高级军官）乡绅旧贵族阶级（靠收地租和剥削农民来维持自己奢靡生活的地主旧贵族）。而这些阶级还可以再一步细分，例如，老师学生和工人农民中还可以分为“进步”和“保守”两类；乡绅旧贵族阶级中还可以分为依然维持原有生活状态和逃难到上海不得以向新兴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靠近这两类；三个资产阶级中还可以分为成功和不成功两类……另外，随着上个世纪上海的开放，海外一些色情文化和交际文化不断涌入，上海诞生了一类不属于以上任何阶级的人群，“海派文学”中赋予了她们一个群体名称“交际花”，她们取代了旧式妓女，在阔人间穿梭交际，用肉体进行着辅助性的商业交易，甚至在帮派中玩起了间谍战，她们成了“海派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是“幻灭”的重要载体。

其次，海派文学还源于不同思想的碰撞，而这恰好是开放所带来的。另外有一点不容忽略，即作者的私人生活，“海派”作家大多生活在上海，对都市的“幻灭”感有着切身的体会，而他们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就是最好的故事原型，譬如张爱玲、苏青，她们创作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女人，无论在学业生活、爱情生活、经济生活方面，都与本人极为相似。她们作品中的“幻灭”，说白了，就是自己对时代，对都市的“幻灭”感。

把以上观点综合整理一下，“海派文学”的诞生原因，根本在于城市和时代的开放，直接在于开放所带来的阶级的复杂性，思想的碰撞感，作者个人阅历的丰富性。

由开放而生的时代文学却带上了稍显病态的色彩，让人不由感慨，过度的开放也并不完全有利，它会让人们产生迷茫感，而迷茫产生危机，危机产生危机感，危机感使人产生及时行乐的病态价值观，而病态的价值观则会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灭亡（这正是左翼文学要反映的）。

病态的是时代，不是文学，亦不是文学中的某个形象，所以无需对“海派文学”的病态色彩进行过度的指责，它只是客观的写出时代的病态——要么与时代同流合污，要么不问世事碌碌无为，如果你选择反抗，选择“进步”，那么等待你的还是两条路，要么受压迫而放弃，走上前两条路中的一条，要么走向万人唾弃，人生毁灭。

五、“海派文学”的发展

海派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 。

代表人物：包天笑、周瘦鹃

特色：上承《红楼梦》、《花月痕》的传统，外受《茶花女》的哀怨与世纪末的感伤的影响，展现出一种落魄者的孤独感。

在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中，我着重阅读了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小说以北洋军阀内阁总理金铨封建大家族为背景，以金铨之子金燕西与平民女子冷清秋由恋爱、结婚到反目、离异的婚姻为主线，揭露了封建官僚及其妻妾子女空虚、堕落的精神世界和没落腐朽的生活，为豪门贵族描写了一部活生生的兴衰史。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民国版的红楼梦，但与红楼梦又有极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时代意义方面。以书中的女主人公冷清秋为例，冷清秋是一个出生贫寒但是知书达理的女性，她与“官二代”金燕西的结合是对封建婚姻的一种挑战。他们互坠爱河，但并没有因为身份的悬殊而选择私奔的方式，而是光明正大的自由恋爱，最终冷清秋成了明媒正娶的金家少奶奶。这一切看似美好，似乎封建家长制的枷锁已被打破，其实不然。婚礼上刻意安排的繁文缛节，婚后大家庭生活中的勾心斗角，丈夫的三心二意和婆家的排挤歧视让冷清秋再次陷入苦闷之中。若换做是一个现代的女性，这种时候怕是会铁了心离婚，但是冷清秋，“是一个受旧书束缚的人”，她缺少“ 五四” 先进青年所具有的对封建礼教乃至整个封建制度大胆叛逆的战斗热情和勇敢行动，因而使得她迟迟不能从旧思想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她想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但同时她又希望保住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这是她的善良之处，同样也是她人性的弱点，为她在金家所遭受的排挤打下铺垫。最后，冷清秋下定决心同金燕西决裂。于是她先是带着孩子 躲进小楼，随后又在一场大火中抱着孩子悄然遁去。冷清秋离家出走的行动，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

那么，冷清秋的一生，究竟是赢了，还是输了?答案不言而喻，这个柔弱的文艺女子，被爱情欺骗，被丈夫欺骗，被婆家欺骗，受尽了身心上的折磨和凌辱，这样的一生，或许确实有着划时代的反封建意义，或许有着女性自立自强的精神，也不能掩盖其浓重的悲剧色彩。

最崇高的苦难依旧是苦难，而最平凡的幸福依旧是幸福。在我的认识中，这就是《金粉世家》所要表达的，冷清秋这位极具时代感的女性身上，有“幻”的一面，但最终难逃“灭”的结局。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从《金粉世家》这部作品来看，初期的“海派文学”涉及人物阶级比较简单，甚至旧式妓女这一类人群还没有被“交际花”所取代，而这可能与当时资产阶级并没有完全兴起，社会上的富人主要集中在封建贵族阶级这一社会背景有关。而我前文所提及的六个关键词中，本部作品只占两个—-“才子佳人”与“家族恩怨”，因此并没有很鲜明的都市感，也没有较深刻地反映时代的荒谬，故进步感也有所欠缺，因此我认为，“鸳鸯蝴蝶派”作品所承载的时代重量在整个“海派文学”中显得较为单薄了。我认为，这本书的进步之处也只是相对于《红楼梦》来说进步了，放在整个“海派文学”中看，这部作品也只能算是一部略微有些令世人震惊的言情小说。

第二阶段：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流派

代表人物：张资平、章衣萍；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上海现代派）。

特色：直接取法外国现代主义思潮，如日本新感觉派、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等，剖析洋场社会人的行为方式和深层意识结构。描写“大都会的破体”，呈现出梦魇似的压迫感。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认为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很具有代表性，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书中收录的小说大多着眼于都市，着眼于舞场公园这样的交际场所，故事中勾画出的人物形象大多多情而彷徨，愉快而迷茫，沉浸在都市带来的生理上的欢愉的同时承受着都市对心灵施加的压力，故事情节显得有些荒谬，叙述的手法也比较随意，字里行间的情感十分充沛，书中比较注重心理描写，大段矛盾的心理描写体现了都市的“幻灭”。以书中《游戏》这一篇为例，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我”与一位订了婚的小姐的爱情故事，不同于一般的言情故事，本文并没有写到“我们”的相遇、相识、相知，而是直接写“我们”在跳舞场里的放浪场景，紧接着是那位小姐引诱“我”与她行了房事，并将自己的处女身献给了我，故事行文十分紧凑，却又在高潮之处戛然而止，一夜的激情过后，“我”与小姐“愉快”地分别。文中有大量的关于“我”的心理描写—矛盾，犹豫，退缩，害怕，冲动，留恋，无奈……这一心理活动历程鲜明地写出了“我”在这段荒谬的“艳遇”中生理上的欢愉和心理上的痛苦，与“我”相对的是那位女子，面对“我”不敢逾越的道德底线，她如是说“我对你老实说吧，我或许从明天起开始爱着他，但是此刻，除了你，我是没有爱着谁的。”这真是一位令人惊掉了下巴的女性，她似乎颠覆了古人对于女性的一切要求（那些要求并不能说全部正确，但是有一些还是有遵守的必要的）。这个女人可以说是一个“坏女人”了，可坏在哪里，为什么坏，值得思考一下。我认为，这位小姐一定是一位新式的摩登女郎，这毋庸置疑，从她的言行举止就可以看出，可她对于“新”的追求似乎有些过了，这种“新”令2018年的读者看来仍然睁目结舌，如果说这就是“坏在哪里”的答案，那么“为什么会坏”呢？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上海正是多元文化碰撞的高峰期，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排山倒海一般地涌来，不断冲击着人们来不及健全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底线，都市中的人们活在对新事物的好奇中，由于原则和底线的缺失，他们不分对错，照搬全收，并将尝试其中一些荒谬的部分引以为值得赞扬的“先锋行为”，而这样的尝试大多对他人造成了伤害，而毕竟旧式的道德准则延续了数千年还不能在短短的数十年间被完全遗忘，所以伤害他人者实际上因为“罪行”也被自己心理“保守”的那一部分所谴责。

谁都过不好，害人者同时是被害者，被害者也是害人者，那么害人的到底是什么？是光怪陆离的大都会。这就是这一时期的海派文学所要表达的。总体上看，相比起鸳鸯蝴蝶派，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品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海派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更多地着眼于都市，更多地着眼于“现代”的生活方式，文学形象也更加现代，时代感更强。

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有些缺点，在我的理解中，这一时期的作品似乎有把时代的荒谬的原因尽数推到女性的身上的嫌疑。在《都市风景线》一书中的大多数故事中，都是一个单身的男性与一个有夫之妇发生了爱情纠葛，而起因似乎都是因为有夫之妇的主动勾引，而男性都在不断地承受心理上的负担，有夫之妇则逍遥无比，将男女之事当作游戏。

我认为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社会固然是存在的，但我不认为社会上的每一个短暂的及时行乐都是因为女人的主动勾引，而这一时期的作品将大都会的“幻灭”尽数归责于女人的放浪，而男性都是“老实人”，是“幻灭”的承担者，我认为这是过于主观的。当然，这种主观心理的产生原因倒也值得思索。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礼教施加于女性的禁锢是远远大于男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到了“存天欲，灭人性”的地步，而新时代所倡导的男女平等，自然也是对女性生活方面的改变远大于男性，而那时的男性在思想上可能还存在一些类似“男权主义”的思想，一时间难以接受女人的改变，而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改变，自然会在心理上产生一些对女性的偏见。况且，中国男人自古就有上妓院、娶三妻四妾的特权，主观上认为自己的“交际”是正常的，而“生做郎家妻，死做郎家鬼”“三从四德”的女性突然拥有了与自己同等的“交际”权利，男人们自然难以接受，将这些女人进行了“妖魔化”。

第三阶段：四十年代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探索的新海派

代表人物：徐訏、无名氏、苏青、张爱玲

这一时期的“海派文学”就是流传最广，为大家所熟知的狭义上的“海派文学”。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不一，有比较激进的，也有比较保守的，有的极言爱情的荒谬、婚姻的悲剧，有的歌颂爱情的美好，对心上人致以真挚的思念。总体上说，这一时期“海派”一大特点是作品的真实度、与时代的贴合度大大地提升，内容的广度深度较前两个阶段都有所提高，阶级的复杂性也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得以体现。更值得人思考的是，这一时期的“海派”中涌现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她们不仅创作出了不输男子的精妙的文章，而且几乎占据了这一时期的上海文艺界的霸主地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海派文学”，我将它称为“海派文学”的“红妆时代”。既然是“红妆时代”，那么略一思索便可知道，这一时期“海派文学”中女性的形象一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那么，文艺界的“巾帼英雄”们是如何写自己的“同胞”的呢？

下面我以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为例。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是一篇探讨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战乱及其前后，怎样生存和挣扎的作品。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服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狂轰滥炸，生死交关，牵绊了范柳原，流苏欣喜中不无悲哀，够了，如此患难，足以做十年夫妻。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女性的形象确实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首先，“幻灭”的原因不再被全盘归责于女性，而是归责于时代的荒谬，新旧观念的碰撞感以及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这是一种比较客观同时也比较深刻的看法。其次，女性形象不再是“有夫之妇”，也不再是“少奶奶”，而是出现了譬如“离过婚的女性”“进步学生”这样令人眼前一亮的女性角色，由此也可以看出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社会大众思想的转变。而这一时期作品中的爱情既不是鸳鸯蝴蝶派中的“纠葛一生，撕心裂肺”，也不是现代主义流派中的“及时行乐”,而是一种比较人道主义的爱情方式—自由选择，自由恋爱。这一时期的作品几乎囊括了上文所提到所有关键词和所有阶级，精彩地呈现出上海这一较为成熟的大都会的风貌。另外，这一时期中文学作品的女性大多比较坚强，思维灵活，思想先进，她们的生活大多不能一帆风顺，甚至痛苦之事接踵而至，但是她们坚强地活着，以自己的方式（不一定正确）提出对荒谬时代的挑战，并用人生去完成这个挑战，不论失败与否，她们的人生总令读者不禁反复回味，不忍一语道尽。而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这一时期“海派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更是“红妆时代”中巾帼英雄们的形象。“英雄”们以文学后人评”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斗胆来评一评。

她们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时代给她们的文字蒙上了先锋色彩，而这先锋中又带着些低俗的病态，都说文如其人，那么这样的评价，应该也适用于她们的人生。她们中的大多数，一生都在抗争着，与时代抗争，与世俗抗争，亦在与自己抗争。她们中的大多数，一生都在折腾，折腾爱情，折腾文字，折腾自己，顺便有意无意地折腾一下别人。她们的确创造了一个鲜活的时代，她们也的确喊出了新时代女性的心声，她们的那份渴望在她们看不到的未来一个接一个地成为了现实，她们是文坛上耀眼的星星。但是，她们颠沛流离，她们饱受时代的非议，她们承受着“正统思想”带给心理的折磨，她们是文学的英雄，但英雄之所以称之为英雄，正是因为她们承受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痛苦。那不能不“折腾”吗，写一些“安稳本分”的文章，甚至默默无闻地做个家庭主妇？但是，自古以来，作家就应该承担“文以载道”的责任，在一个荒谬且兵荒马乱的时代，少数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的女性站了出来，接下了这柄大梁。乱世造就了一个“红妆时代”，乱世造就了这样一批叛逆坚强的女文人。她们没有让我们失望，哪怕在今天这个和平的环境里，读着她们留下的字字句句，依然觉得惊世骇俗，依然会有一股敬意自心底涌起，而她们的颠沛流离，我更愿意理解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既然这一切都是注定，那么输赢就无需计较，我们只需记住，这是一个“红妆时代”，而她们，为此奋战过。

六、“海派文学”中的“左翼文学”

“左翼文学”是“海派文学”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他的诞生和发展与其他的流派不太相似，因此将其单独列出。

“左翼文学”诞生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这引得了一批进步人士的追随，而究其根本，则是因为中国国力的衰弱，时局的不稳定以及内忧外患的加剧，这更引发了进步人士的担忧，于是他们以笔为戈，同恶势力战斗。

比较突出的战士有茅盾和鲁迅。阅读的过程中，我将二者略作比较，以便更好地理解“左翼文学”。

二者的相似性在于，他们都是时代的战士，是中国的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笔点醒了麻木的民众，指点救国道路，他们都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同情受压迫的中国人民，他们都大无畏地站了出来，抨击黑暗的当局。

二者的不同之处倒是更值得深思。茅盾的救国之策大体可以概括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他的小说《子夜》中就可以看出，他认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该由共产党来完成，赞成“革命派”的观点，他认为“托派”观点（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和当时一些自称为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取得生存与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是非常荒谬的，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子夜》通过吴荪甫一伙终于买办化，强烈地驳斥了后二者的谬论。但是，茅盾是一位理智的支持者，他并不肯定所有的共产党员，《子夜》中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批判，虽然不很深入，但是足见作者的理智，这一点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而那位更加有名的民族战士—“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他的立场可没有茅盾这么鲜明，鲁迅的文章只是犀利对当局对帝国主义对封建残余势力进行犀利的抨击，但并没有明确地表明支持共产党的态度，而他所指出的救国之策，大体可以概括为—麻木的民众应该觉醒，中国人民应该团结一心，共同反抗，共同斗争。这样的政治观点与共产党的宗旨有相似之处即发动群众，但并不完全相似，鲁迅先生更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渴望唤起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共同管理国家，而不是跟随某一党的领导。鲁迅是“左联”成员，他与一些共产党员交好，但他从未加入共产党，也并没有发表过支持共产党的言论，甚至可以说对于党中的一些观点他是不太接受的，这就使得鲁迅先生与时代格格不入。若从鲁迅先生的性格方面找原因，我认为这与鲁迅追求自由，追求完美的性格有关，前文提到，鲁迅先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而凡是有党的地方就有约束，就有思想和行为上的强行矫正，以鲁迅先生的性格是断不能接受这些的。其次，一个党派，不论管理多么严密，宗旨多么高尚，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小毛病，例如投机政治的小人、混水摸鱼的伪君子……而宗旨方面更是会有瑕疵，当时的共产党尚还年幼，宗旨自然不够成熟，甚至有走极端“左倾”的迹象，一部分“极左”的党内领导人不顾工人群众的死活走“自杀路线”，这令心系百姓疾苦的鲁迅先生忍不住撰文讨伐，所以鲁迅先生不仅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排挤，被封建残余势力追杀，连上海的共产党也整他，但是他对于一些真正救国救民的理智的共产党员，尤其是一些进步学生还是相当关心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宽容，以德报怨，莫非如此了。

那么总结一下，如果说茅盾是时代的弄潮儿，那么鲁迅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如果说茅盾是共产党的英雄，那么鲁迅则是一位放眼天下而又着眼于人民的智者。论战功，茅盾更胜一筹，论时代，20世纪乃至现在乃至将来的漫漫光阴，这其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被烙上“鲁迅”这个名字。

再从语言风格以及写作内容上来看，茅盾的作品是比较标准的“海派文学”—与都市紧密相连，阶级的复杂性较突出，而鲁迅的文章，尤其是他的小说，与都市的联系并不多，大多在乡下展开，小说中的人物阶级比较单一，大多是贫苦的下层百姓。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能算作“海派”中的一员的只是因为他活跃在上海，论起文章，论其思想，实在是“海派”中的异类，这也是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原因之一。但就像我前文所说，这才是一个智者应有的形象，不局限，不狭隘，不跟风，不盲从，不甘于沉默，不偏执激进，他懂得人民真正需要什么样的生活，他懂得中国究竟应该反抗什么，这样的人领先了20世纪，甚至领先于21世纪，所以，他为时代所不容，直至今天，他的功过依旧任后人评说，他的主张又有几人能真正读懂，当今流行的某些片面的溢美之词，不是对他的肯定，而是对他的侮辱。

七、为“海派文学”正名

“海派文学”在为文学史上曾经一度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尤其是除“左翼文学”以外的“海派文学”更是不断被批评指责，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阅读心理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为“海派文学”正名，下面浅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

首先我们应该对“海派文学”被批评指责的原因加以分析。“海派文学”被认为是新文学的世俗化与商业化的体现。它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表现的是市民生活，迎合大众口味。海派小说首次提出“都市男女”的主题，形成一种性爱小说风尚，是现代人性的新式肉欲小说。对于这样的评价，我们不难理解它为什么会被批判，“世俗化”“商业化”总被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违背了文人“气节”的准则，而“迎合大众口味”更是有“惟利是图”之嫌，至于“性爱小说”“肉欲小说”的评价更是让人不堪入目，似乎是“海派文学”冠以“黄色暴力”的罪名。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思考，得出的结论就会完全同。“文学为商业而服务”，看似低俗，但这恰好反映了“海派”作家“务实”的特点，而且这种观点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先锋观点了，况且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资本主义萌芽期，“海派”作家用这样的方式引起国人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关注，也算是“实业救国”的一部分。而“都市男女”“十里洋场”“觥筹交错”这一系列被认为很浮躁的小说题材，非常贴合时代，反映了“海漂”前辈们的生活状态，那些批判“海派文学”浮躁病态的，不知他们有没有想到，浮躁病态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所寄生的那个时代。“海派”作家只是用自己的笔真实地写下了那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以此表达内心的“幻灭”感，并没有什么错误。至于“性爱小说”“肉欲小说”之论，则完全是过分夸张了，我在阅读中看到的文章，大多着眼于情感和思想历程，对于一些性爱肉欲的情节尺寸把握地十分得当，大多以优美含蓄且抽象的比喻一笔代过，不仅没有“肉欲感”反而给人以美感，至于那些执着于“肉欲性爱”者，想必是自己过分关注，而将自己的邪念强将与广大正常的读者身上。

对“海派文学”的批判，也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海派文学”中有大段的对资产阶级奢侈糜烂的生活的描写，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给它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国共产党将其作为“阶级斗争”的反面教材对其大肆批判，甚至将其中一些字句挑出进行渲染和扭曲，而其撰写者乃至读者更是被批为“走资派”，遭到迫害。当然，“改革开放”为“海派文学”带来了新生，新时代和新时代的学者、读者都在为“海派文学”正名，我相信，“海派文学”终会获得一个应有的评价和文坛地位。

再此，我也有一些感慨。文学是与文学所诞生的时代紧密相连的，若将文学剥离了时代，文字便失掉了灵魂，成为行尸走肉。文学还是单纯的，至少比有心之人所想的要单纯的多，在我看来，古往今来，有两样东西不可玩弄，一为历史，二为文学，玩弄历史之人必会成为挑起仇恨、祸及苍生的千古罪人，而玩弄文学之人，最终必然落得天诛地灭、适得其反，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不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究其根本，历史是世界的记忆，而文学则是世界的灵魂，与世界为敌，逆大势而行，岂不自寻死乎？再次也告诫那些玩弄历史和文学的人，小心你们的口舌！文学还应该是雅俗共赏的，如果一味地清高，那么文学就会失去“文以载道”的意义，或许你载了道，但是由于你为了展示自己文采的私心而只给世人留下一个晦涩难懂的印象，那么便是白费力气了，所以现在有些动不动文乎文乎的写作者，堆砌些冗长的辞藻或是写一些自以为是文言文的打油诗，奉劝你们一句，别白费力气了！文学还应该是自由的，思想上的创新，写法上的创新，都是对自由的一种追逐，而这种追逐最能带来文学和时代的进步，但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告诫扼杀自由的“侩子手”，我要告诫的是那些甘于平庸的写作者，千篇一律的大道理，千篇一律的鸡汤，你们就甘于压抑自己内心的渴望只为了不成为所谓的“异类”？如果“异类”多了，那么“常类”就成了异类，如果肺腑之言多了，“自由”就会成为文学界的新标杆，时代不会因为文笔优美的“奴才话”而进步，这一点，不仅希望广大写作者能够牢记，也希望考试机构的相关人员能够仔细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