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摘要:“五四运动”以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乃至整个历史的中国文学翻开了崭新的篇章，鲁迅、沈从文、何其芳等文坛巨星们闪耀于天空，他们把自己的才情与民族的民运相结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有一个人却始终沉溺于自己过去簪缨世家的小天地里，开创了独有的“回旋”美学。她，就是张爱玲。斯人已逝，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美丽而又沧桑的背影，让我们回忆，让我们思考。
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张爱玲;回旋
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凤凰涅槃、万物更新的新世纪，而中国的文学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文学的典范以革命和启蒙为尚，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解放的思考以及对民族灵魂的改造是本世纪文学的总主题。这个时候，文坛巨星们闪耀于天空，而这些文坛骄子们，正是把自己融入时代洪流向前的大环境中，把自己的才情与民族的民运相结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有一个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她就是张爱玲。她选择回望那些被进步作家和批评家们视为颓废、反动、私人的题材和形式，产生了一种“回旋”美学，而这种回旋并不等同于倒退。
二十世纪文学风潮
1.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背景
古老的中国，曾经是世界级的强国。我们有着五千年的璀璨文化，我们的四大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赢得过世界各国的尊敬和赞誉。但是，自宋以降，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我国的国力日益衰弱，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几近丧失。世界四大古老文化中唯一幸存的中国文化，似乎进入到了它的最后阶段。特别是清朝中叶之后，欧美列强虎视眈眈，视中华帝国为弱肉强食的对象，他们用各种方法向我国进行经济与文化的渗透。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我国就一直处在列强们的武力吞并的危险之下。几次战争，我们不仅被西洋鬼子打败，还输给了东洋鬼子。屡战屡败的国人不得不放下老大帝国的架子，承认自己是弱者。魏源最早提出了“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对策，最后发展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但洋务派引以为骄傲的北洋水师，却在甲午一战中全军覆灭，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人们把改革的目光转向政治体制。1898年6月，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策动下，发动了百日维新。但是，在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反对下，这场短命的维新运动很快就夭亡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残酷杀害。血的教训使改革者把革命的矛头对准了满清政府和帝制。经过革命志士的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然而，历史的发展决不会一帆风顺。一个老大帝国的自我更新，仅仅打倒一个皇帝是不够的。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就有袁世凯的称皇，其后又有张勋的辫子军的复辟。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之后，还应该有一个文化的变革，否则，在封建文化的土壤中，要重新生长出几个皇帝来是轻而易举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批立志改造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北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标志着古老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也标志着中国的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谭嗣同》电影剧照
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民族自强和现代化的道路仍然艰难曲折，一波三折。北伐战争后，是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的武装对抗，紧接着羽翼日益丰满的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中国当作它实现独霸亚洲狼子野心的第一大目标，从1931年侵占我东三省开始，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爆发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都投入到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争中去。而8年抗战之后又是3年的国共决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才终于获得了新生。
建国后的50年，发展的道路同样不平坦。由于国际局势的瞬息多变，长期的封建传统文化的遗留，前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和经济建设模式的影响，以及党内部分领导左倾思想的泛滥，甚至到文革十年的破坏，把我国的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沿。
幸运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国策把我国带上了快速发展的高速公路，20世纪最后20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增长飞速，国力也了有明显的增强。二十世纪这样的巨大变革，对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2.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
在许多文学研究家的研究课题中逐渐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若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20世纪文学主要突出“革命”二字。鲁迅的“主人”的思想，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都是纲领性的。沈从文的《边城》也是写人性的美。不单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而且从人的自我压迫中解放出来。
晚清以来的中国，遭遇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不得不去面对“中国的问题”：“一个古老的文明已被强制性地纳入了与西方新文明的经常而密切的接触之中，而这一古老文明已明白显示出它完全无力解决民族生存、经济压力、社会与政治的无序，以及思想界的混乱等紧迫问题。”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本土农耕文明冲击的日益加剧，首先进入精英知识分子视野的是进化史观。1898年，严复译介《天演论》，中国民气也为之一变，“构成了一种西方人士昵称为清王朝没落年代的‘少年中国’的政治和知识倾向”。1900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避难东瀛的梁启超首倡“少年中国说”，以汪洋恣肆的大手笔提出“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1915年，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字里行间传达出对“新青年”的深切召唤。于是，中国文学进行了一场关于“青春”的革命。
伴随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社会失效，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鲁迅为民族疗伤医疾，以尖锐的文匕刺向时弊，他是我们的“民族魂”;夏衍敢为人先，一篇《包身工》，让人们关注更多的“芦柴棒”;何其芳从重庆奔赴延安，摆脱了田园牧歌的空虚，把握住了民族的脉搏;沈从文从古都遥望湘西，为纷乱的中国呼唤粹然的净土……他们，让自己置身于时代的大环境中，与最广大的民众一起沉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而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以“革命的浪漫谛克”为典型形态的“革命＋恋爱”小说登上了文坛。蒋光慈曾指出“革命”、“恋爱”之间的内在关联：“革命就是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得自己与革命具有共同点。诗人——罗曼谛克更要比其它诗人能领略革命些!”然而，“革命”与“恋爱”并没有“青春想像神话叙事”想当然般“和谐”。众所周知，“革命”是以宏大的政治使命为当然前提，追求的是—种政治理性；而‘恋爱”则发生在男女交往之中，属于个人私密的生活空间，表达的是一种自然欲求。实际上，“革命”作为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又极度压抑并最终取代了“罗曼谛克”的“恋爱”。情爱元素的巧妙植入，在实现了革命图景和爱情故事有效对接的同时，还迎合了青年读者对于革命和情爱的双重浪漫想像。
3.20世纪文学“四阶段论”
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20世纪中国文学先后掀起了四次文学潮流,即“清末民初启蒙主义(思想)改良主义(语言)文学新潮”、“五四新文学潮流”、“工农兵文学潮流”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潮流”,彼此各有特点而显出其不同的阶段性,但都共处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之中,有着共同的对于科学、民主和人的解放不断追寻的现代性特征。[1]
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线，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把中国文学从古典推进到了现代。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新文学诞生的标志。
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后，忍无可忍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世界新思潮的感召之下,凭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毅然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科学”、“民主”两面大旗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学潮流(1917-1949年)。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在“五四新文学潮流”的波澜壮阔的发展中,产生了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享誉中外的杰出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取得了辉煌的创作实绩,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他们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张爱玲的“回旋”美学
若要谈起二十世纪的文坛巨星，你会想起谁？夏衍？沈从文？何其芳？可我觉得还要数大家都熟悉的鲁迅罢。
前面提到过，“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预示着新民主主义的开端。这革命不仅是政治方面的，更是文学文化方面的。而鲁迅正是这个时代的呐喊者，他为了赋予人民新的灵魂，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华章，希冀用他的笔来拯救国人的灵魂，来挽救这个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民族。他以笔为武器不懈地战斗，成为了文学革命的先驱，成为新文学阵营的主将，成为这个时代的巨人。曾有研究此方面文学的学者总结过说：鲁迅已不只是鲁迅，随着时间的迁移发展，他已然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历久而弥新。
而在时隔二十年的沦陷区——上海，一个叫张爱玲的奇女子横空出世，用贾平凹的话说，她是个“会说是非的女狐子”“嘟嘟叨叨地唠叨不已”。
2.1张爱玲的生活背景
2.1.1苦难与无奈的早年生活
张爱玲出身名门，从小过着富贵的生活，但她的童年并不幸福，这缘于她有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出门豪门，她的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为大清国立下了功劳，功封男爵爵位。22岁时黄逸梵嫁给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又名张廷重）。张志沂是清末名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大女儿女李菊耦的独子，人人都认为他跟黄逸梵是门当户对、金童玉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逛青楼、娶姨太太、抽大烟，把祖上留下的万贯家财挥霍一空。黄逸梵作为一个接受了新思想女青年无法接受张志沂的所作所为，整天与他争吵。最终在张爱玲四岁时负气与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出国求学，一直到张爱玲八岁，期间一直与张爱玲聚少离多，张爱玲从小就感受不到母爱。
终于，在张爱玲八岁时，黄逸梵回来了，在她母亲在的这段时光里也是她童年最后一段仅有的温暖。黄逸梵教张爱玲读书、钢琴、学英文，想把张爱玲培养成淑女，张爱玲那时才终于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那时张爱玲也是十分喜爱她的母亲的。
可惜好景不长，张爱玲的父母离婚，黄逸梵也远走海外留学，张爱玲又很难见到她的母亲了，张爱玲开始和她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张爱玲悲惨的童年也开始了，她受尽继母虐待，穿着继母的旧衣服，在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冻到生还曾因为与继母发生口角而被她父亲关了大半年。
张爱玲终于受不了她父亲和继母的虐待，逃到了她母亲那里，她本以为到了她母亲那里一切都会好起来，可惜事与愿违，生活琐事和经济问题，让张爱玲一点点的对她的母亲由爱生恨。
张爱玲每个月都向黄逸梵要学费，而黄逸梵没有经济收入，没钱，起初还好，后来黄逸梵逐渐对张爱玲发脾气，又因为和张爱玲在一起久了，发现张爱玲跟她心目中的培养目标完全不同，因此也开始恶言相向。因为没钱，黄逸梵冷淡的给了张爱玲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读书，继续为学费困扰，二是嫁人。张爱玲选择了继续读书。她考上了香港大学，然后和黄逸梵在香港又度过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张爱玲与她的母亲交往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对于黄逸梵的诋毁，也默默隐忍，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后让她彻底失去了对她母亲的感情。
张爱玲为了赚钱，努力读书，在大学期间因为学业优异，得到了800块的奖学金。她兴奋的拿给母亲，而她的母亲却用那800块去打牌，并且输掉了。她不仅没有后悔还怀疑这笔钱是女儿和老师私通得来的钱，这件事给张爱玲心中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她决心要和母亲划清界限。
她此后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要还清黄逸梵花在她身上的钱，张爱玲26岁时在黄逸梵回国时给了她两块金条，意思是要断绝母女关系，这也是她们母女的最后一次见面。
1957年黄逸梵过世时想见女儿一面，便写信给她，但是黄逸梵到死张爱玲没有去见她母亲最后一面，只是寄了一些钱作为补偿。
张爱玲在她晚年的时候才原谅了她的母亲，她曾自言自语：“我在和我的妈妈说话呢！来日，我一定会去找她赔罪的。请她为我留一条门缝！我现在唯一想说话的人，就是妈妈！”
总体来看，黄梵逸反对封建婚姻，走出家庭，走出国门，用一双三寸金莲走遍了全世界，寻找到新爱情，过着潇洒的生活，可是她从来没有为儿女着想过，更没有照顾过儿女。而张志沂更是奇葩，他把家产花光，没钱给儿子结婚，就不提儿子的婚事，儿子的一笔差旅费也被他骗去花了。有着如此不负责任的父母，也难怪这对张氏姐弟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思想。
2.1.2卑微又绝望的爱情生活
民国女子张爱玲可谓才华横溢，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两。几十年后，她又在美国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多少人感叹她的才气，指责她的孤傲，她在两场婚姻里的默默付出却鲜有人知。
先说她的第一场婚姻。1944年8月，张爱玲嫁给胡兰成时24岁。胡将尽40岁，结过两次婚，有了五个子女，且有汉奸头衔。这所有的种种在张爱玲看来，都不成其阻碍，她之所以嫁给他，只是因为爱，她爱屋及乌。
1943年前后，张爱玲曾去大西路胡家作客。胡也曾带着子女去张爱玲的寓所访问。那时胡兰成与第二任妻子全慧文并未感情破裂，也没有离婚。之后，全慧文提出了离婚，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的机会。他们结婚时没有法律程序，只有一纸婚书“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
好景不长，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半年未见的张爱玲一路寻来，却发现胡的身边已另有女人。她知道这不是胡的第一次出轨，内心凄婉哀凉，却念及胡当时正在难处，不曾说出分手的话语。等到胡兰成脱离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后，张爱玲才写来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于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真正的结束了，这段爱情给张爱玲心中留下了不小的伤痛，以至于她的后期作品也处处都能流露出她对爱情的悲观与失望。
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是德国移民后裔，年轻时就显露了耀眼的文学才华，他个性丰富多彩，知识包罗万象，处事豪放洒脱。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
1956年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便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到了5月初，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关系进展神速。那年的8月18号，也就是相识的半年之后，他们在纽约结了婚。新婚刚两个月，使张爱玲寄托全部生活希望的赖雅又一次中风，并接近死亡。而后他们搬到了加州，张爱玲开始对美国越来越熟，对赖雅的依赖似乎越来越少，相反，年老多病、有点江郎才尽的赖雅却越来越依赖她，甚至根本无法离开她。在婚后的第五年，张爱玲不得不决定到港台找机会时，赖雅忧心忡忡，预感大难到头，她将离他而去。在台湾的张爱玲得到赖雅再一次中风昏迷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却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机票回美。她只有先到香港，赶写《红楼梦》等剧本赚一些钱，筹到为赖雅进一步治疗的费用后，才回到美国。后来，赖雅摔了一跤，跌断了股骨，活动更加不便。几乎同时又中了几次风。再之后，赖雅瘫痪两年，大小便失禁，全由张爱玲悉心照料。直到赖雅去世，张爱玲带着垂死的赖雅都在为生计到处奔波。
提起张爱玲，大多人看到的是她超人的才气。很少人知道她在爱情中始终为对方着想的善良本性和她对待爱情浪漫又现实的心理状态。只是这两场婚姻也让她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也难怪她会说出“婚姻是长期的卖淫”[2]这样的话。
2.1.3 “回旋”和“衍生”的美学
说起张爱玲，大多人脑海中浮现出的总是那孤傲的神态，她的作品绝不迎合任何人，任何人也休想迎合她，她始终会与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让人无法靠近。但是，纵使看她再不顺眼，每次当我读到她的作品时，总会为她的文字所折服。那种文字精致到只有汉字才能表达出来，迷惘到只有上海才能产生，冷静到只有张爱玲才能写出。
有人说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我认为是命运决定性格。最起码在张爱玲这里是对的。张爱玲出身名门望族，但祖上的煊赫抵挡不住家族的衰落，这带给张爱玲物质生活乃至精神世界的震荡，致使她成为创伤体小说的典型代表。家族的由盛而衰以及缺少的亲情与爱情对她的精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张爱玲用笔描绘出生活巨变带来的人格畸变，这些经典的形象为成就张爱玲做出重要贡献，也让她选择回望那些被进步作家和批评家们视为颓废、反动、私人的题材和形式，示范出一个“回旋”与“衍生”的书写谱系。王德威教授曾在关于《雷峰塔》的讨论中说：张爱玲写作的“回旋”美学是一种叙事实践一反线性、前进的序列，代之以反转内敛的倾向。我认为在《易经》中，张爱玲不仅将回旋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展开一种衍生的美学。所谓衍生，指的是叙述的动力并不在于（浪漫主义定义下的）原创性，而在于一种赓续接踵的能量，或是修辞意义上的代换与变形，从而颠覆一般对于“真实”、“发生”、“缘起”的诉求。就此而言，《易经》既是张爱玲早期《烬余录》的再造，也是未来《小团圆》的预演。而《易经》本身也有它自己衍易与分合的过程。现在独立出版的《雷峰塔》原来就是从《易经》一分为二、衍生出去的。张爱玲写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例证可以参照。众所周知，张爱玲心仪晚清作者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当时并不受欢迎，但张爱玲却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颠覆了狎邪小说的传统。用日常琐屑来装点、填充（家族）历史，并在一切人生华丽的表象下看到那彻骨的荒凉，在这方面《雷峰塔》和《易经》的写作都追随《海上花列传》所留下来的印记。[2]
张爱玲的书多写些上海滩老弄堂里大家族的细屑小事，多写些白流苏们的爱情。而20世纪里，人世间的沧桑巨变，民族的大悲大喜，便都只成了搭建起来的一个个舞台背景，隐在这一段段儿女情长背后，只为证明这些传奇恋情足可以“倾城”。时代的大背景，民族的大环境，就这样隐隐约约、影影绰绰存在于遥远的地方，让人看得不真，觉得不深。而张爱玲，却沉溺在自己过去簪缨世家的小天地里，偶尔探出头看一眼外面的世界，便又缩回去，继续她小环境里琐细的感情描摹。纵观她的小说，也确有些“革命＋恋爱”的形式，但里面总缺少那种公主和王子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的那种幸福结局。有上述背景似乎也能解释了。《金锁记》里面的曹七巧爱上三少爷是因为他是她身边唯一适龄健康的男性，并且他一直撩拨她。《白玫瑰和红玫瑰》里面佟振保喜欢红玫瑰，是因为偷情香艳刺激，满足男性自尊心。《色戒》里面易先生爱王佳芝是因为长时间高度精神压力，需要发泄。《十八春》里面曼帧和世均比较像正常谈恋爱，可是好平淡，所以曼帧要被姐夫强奸，后来他们两个再见面，觉得其实世均也是一个普通男人，可能还没有祝鸿才的生存本事大……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无处不在，这种悲剧意识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不知是巧合还是注定，正如她那句无人不知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回旋”与“革命”的碰撞
“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茶地进行着，当中国的大部分作家回应着“五四”所标榜的现代性召唤，孜孜不倦地弃旧迎新，并期待着“史无前例”创举时，张爱玲选择回望那些被进步作家和批评家们视为颓废、反动、私人的题材和形式，坚守着她“回旋”而非“革命”、“衍生”而非“揭示”的书写谱系。
这里仅以鲁迅为例，以前读张爱玲的小说，总觉得太压抑，便觉得还是鲁迅好，不管是做人还是做文学创作：他对朱安很决绝，但又给朱安一点“希望”，他只作了一部言情小说，也是以悲剧结尾，且承载更多悲剧的也是女性，但他的作品会给人一种希冀，就像黎明前的黑夜，黑暗中透着光明，给人活下去的希望。毕竟，人，总得活下去，路，总得走下去。
鲁迅是典型的革命文学者，他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就是期待推倒代表封建中国的雷峰塔，期待看到一座新的、现代巨塔在原地建起。这座现代之塔可以名为革命、政党、或民族国家。而张爱玲是典型的回旋派代表，她绝不在建塔者之列，写的也不是奉任何名义的塔的高高崛起，而是塔的倒掉。《易经》便体现了张一生的写作随着生命发展不断变化，辗转曲折，死而后已，其中也不难看出她早已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而当“革命”与“回旋”发生碰撞时，也就不得不把鲁迅与张爱玲作个比较。当时张爱玲的追捧者胡兰成就在《评张爱玲》中对她给予了高度评价，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3]这是明显的抑鲁扬张。
但由于鲁迅和张爱玲二人无论是在写作内容还是写作姿态上都有很大的悬殊性。鲁迅一直是作为民族社会的启蒙知识分子和文学巨匠被主流文坛所尊崇的，而张爱玲的个人化写作、缺乏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感以及与卖国贼胡兰成的一段情爱往事而致使其长久不被大陆的文学史接受。所以大部分学者认为张爱玲是不能与鲁迅相提并论的。不过她也没有像当时其它一批作家一样永远地“沦陷”下去，反而当时的她不仅获得了读者，还获得了一大批海外学者的认可，这使张爱玲在大陆又进入了学者与读者的视野，开始出现几度起伏的“张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也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的研究热潮，她逐渐被大陆的主流文坛所接受，其文学史地位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再后来呢，读二人的文章，便又有了更多理性的思考发现他们二人也不是并无相似之处—-二人都陷入过绝望的寂寞。只是一个来源于面对社会黑暗的现状，中国改革的无望，国民的愚昧，以及民众启蒙的艰难，而另一个更多来于爱的缺失、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对文明的失望、对人性的绝望。这也深深影响着二人的创作理念，他们用那绝无仅有的文字，写成了一篇篇或深刻或峻
峭或华美的文章，给我们展示了不一样却真切的的社会与人生，启示着现在和未来的人们。
用王德威教授的话说，我们一直要等到另一个新世纪来临后才理解，张爱玲的许多同辈作家所信仰的“现代”可能未必那么现代，而张爱玲所坚持“传统”其实一点也不传统。
A briefanalysis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re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EileenChang’s “roundabout” Aesthetics
After”The May 4th Movement” the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even the whole history opened a new chapter. Lu Xun, Shen Congwen,He Qifang and other literary stars shine in the sky, they put their talent andnational democracy combined,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But a person alwaysindulge in their past family use little world, created a unique”roundabout” aesthetics. She is Eileen Chang. The dead, left to us isjust a beautiful and vicissitudes of the back, let us recall, let us think.
Key words: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