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文\翟国胜
说起鲁迅,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其实，除此之处，他还是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鲁迅一生中曾两度出任专职教师。第一次是1909年9月至1912年2月，相继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及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做教师、监学或监督，讲授过植物学、生理学、物理和化学；第二次是1926年9月至1927年6月，先后出任厦门大学教授和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及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等。除此之外，鲁迅还长期担任兼职教师。1920年8月至1926年上半年，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时，便陆续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等，以客座讲师或教授的身份，为学生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从1927年10月定居上海至1936年10月在沪逝世的九年里，他虽然决意作自由撰稿人，但仍不时应邀到若干大、中学校去演讲。这期间，他曾两次回京探母，每次的时间尽管只有半月左右，但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所做的演讲，竟有十多次。
作为教师的鲁迅，总是保持着兢兢业业、满腔热忱的态度，既尽心尽力，又一丝不苟。为了保证课堂效果和授课质量，鲁迅做了大量的、艰苦的案头准备工作。譬如，为了讲好中国小说史，鲁迅拿出数月时间，专门编写了十多万言的讲义，其直接的工作量已属可观，工作态度亦复可敬；而构成该讲义材料来源与文本支撑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更是先生历时数年、锐意穷搜、所积渐多的结果。惟其如此，该讲义修订为《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出版后，旋即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不朽经典和重要基石。鲁迅执教厦大时，开讲中国文学史。本来依靠学校旧存的讲义即可上课，但基于提高教学质量的考虑，先生自云：“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致许广平信》）于是，他在图书资料极为匮乏的条件下，克服困难，潜心著述，写成了独具识见、自成一家的《汉文学史纲要》。鲁迅主张“教书要冷静”,备课要认真。他不但在登坛讲课之前有一番精心的准备,就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自己形象的思维、具体的描绘和生动的阐述,也由于学生的发问和这些发问对自己的启发,事后他也不厌其烦地随时加以修改补充,在他的同一份讲稿上,有些用淡墨所写的字被浓墨涂去了，有时又被改正过来，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有时墨笔所写的字被朱笔涂了后来又用墨笔再把朱笔涂去，但写的却是不同于原来的一个字。有时“新讲稿写好了,可还不时地夹进去一个个小纸条,准备在具体的讲授中随时增减删改”,真可谓精益求精,确保让学生有所收益。
鲁迅无论授课抑或演讲，都极具吸引力和征服性，赢得了热烈赞许和普遍认同。我们可以从学生的回忆当中想像当年鲁迅授课时的情景：“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他的言语，虽然还有点浙江绍兴的语尾，但由于他似乎怕有人误解而缓慢清晰的字音，和在用字方面达到人人能懂程度的词句，使全教室在整个时间中都保持着一种严肃的穆静。如果不是许多铅笔在纸上记录时发出一种似乎千百甲虫在甘草上急急爬行的细响，就让站在门外静听的人也要疑心教室里边只有先生一人在讲演吧？这显然是全教室的学生，都被先生说理的线索吸引的忘了自己了。”（尚钺《怀念鲁迅先生》）“他是严峻的，严峻到使人肃然起敬。但瞬间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是他讲到可笑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又讲下去了。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记了人世的许多哀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讲演会场，还同前次一样，设在‘风雨操棚’。不同的是，人太多，门窗都挤破，人流还在涌。不得已，临时搬到操场上来……整个操场挤得满满的，人头攒动，水泄不通，靠北面教室楼窗户里也塞满了。讲题是：《论第三种人》。讲了一段，大意讲完了，人们还不散，只是鼓掌要求再讲下去。”（公木《鲁总司令麾下的列兵》）
鲁迅提倡田野考察和现场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动手能力。他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职时，便从自己所教课程的特点出发，毅然加大了研究和实验的力度。譬如，他编写的生理学讲义，附有“生理实验术要略”，其中列举了若干项目，便于学生通过实际操作，了解生命的奥秘。他上化学课更看重现场试验的效果，其间被调皮学生的恶作剧烧伤，亦不改初衷。他在为日籍教师做翻译，协助其讲授植物课时，则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到野外做实地考察，采集植物标本。杭州一中（前身即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鲁迅纪念室里，一直保存着鲁迅和他的学生们采集植物标本的记录，其中仅1910年3月1日至29日，他们的外出考察就多达12次。由此可见，早在一百年前，鲁迅就开始了为今天教育界人士所称道的开放性、研究性教学。
鲁迅热爱学生，面对渴望知识、寻求解惑的学生，鲁迅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诚如他所言：“只要能培出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进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消廋，也以为快活。”“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尚钺在《怀念鲁迅先生》中回忆：“先生每次下课时，许多同学都跟着挤他到休息室去发问，甚至一连几个礼拜，我的一个问题还没有挤到他面前去求得解答的机会。因他虽然经常上课前半小时就坐在休息室中，但他一来，许多早已在等候他的青年，便立刻把他包围起来。于是他便打开手巾包将许多请校阅、批评及指示的稿件拿出来，一面仔细地讲解着，散发着，一面又接受着新的。一直到上课钟响时，他才拿起手巾包（他没有皮包），夹在这些青年之间走上讲堂。在课程进行中，他似乎不愿意牺牲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似的，总是把两小时连堂上。的确就是他不连堂上，大学中的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也不是为他预备的，如果被学生包围起来，怕他还要比上课忙碌一点吧？”
面对身处险境、面临屠戮的学生，鲁迅是晓之利害，呵护有加。在与黑暗和反动势力的搏战中，鲁迅因为深知对手的强大，所以从不主张青年铤而走险，赤膊上阵，而是一再教他们学会“壕堑战”——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向敌人进攻。1926年，北京发生“3.18”惨案，鲁迅的学生、女师大的刘和珍和杨德群惨死于段祺瑞政府的屠刀之下。这时的鲁迅，一方面以《记念刘和珍君》这篇哀痛积愤之作，“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以此唤起真猛士的奋然前行；另一方面则及时总结血泊里的教训，指出当时群众领袖的两个错误：“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空谈》）其中包含的对年轻生命的痛惜之情可掬可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