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本 文 约 2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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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妙
30年前，在语文课堂上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后面跟着一大串彼时作为小学生的我似懂非懂的标签——“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对，他就是鲁迅。
从小学到高中，在长达10多年的基础教育生涯中，他的作品出现在教材上的频率之高无人能及。可是要问我鲁迅都写了些什么？喜欢他的哪篇文章？我真的回答不上来，因为我有口无心地读着他的那些作品，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应付考试。
他的作品带给一个少年的更多的是一些痛苦的回忆：那读起来极其拗口的、佶屈聱牙的鲁迅式表达；那每学完一篇就要背诵的大段经典语段；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阅读理解题，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上语文课的巨大阴影。
上大学读了中文系，为了绕开这个曾经带给我巨大心理阴影的伟大作家，每逢遇上老师讲鲁迅专题时，无论他如何将鲁迅捧上云端，我都能找到屏蔽的方式——找本自己喜欢的书看着，大有与鲁迅老死不相往来之意。
有句话叫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命运兜兜转转，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高中语文教师。教材里还保留着一些鲁迅名篇：《祝福》《药》《记念刘和珍君》《拿来主义》，我知道这次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这位老先生了。
为了上好课，为了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我找来了当时市面上能找见的各种教参、教案，认认真真地研究起这些我高中时就反反复复读过的、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篇目。可是，不幸的是我还是找不到喜欢他的感觉，总觉得他一副怒目金刚的样子，随时准备战斗，有时我真搞不明白他哪来那么多忧愤和沉痛。
转眼间到了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让我足不能出户，每日只能用看书消磨无聊的时光、排解烦闷的心情。有次看陈丹青的书，他说“鲁迅的《范爱农》妙不可言，我不晓得读过多少遍”，出于好奇，我第一次主动地去翻放在书架最高层的鲁迅的书，很久没人动过它们，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在这布满灰尘的书页里会隐藏些什么呢？
我首先火急火燎地找到了《范爱农》，它是《朝花夕拾》的最后一篇，篇幅不长。看到范爱农他们来日本在行李箱里放了一双绣花的弓鞋，鲁迅当时心里骂道“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种东西来呢”，随之还不自觉地摇了摇头时，我不由一笑，心想原来鲁迅还有这“高冷酷拽”的一面。看到最后范爱农死了，他的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我心里真的有种说不出的难过。
接着又重温了小时候学过的课文《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父亲的病》，可能是没有了考试和阅读理解的压力，渐渐地觉得这位老先生其实真是蛮可爱、蛮有意思的。
比如他吐槽长妈妈的睡相实在是过于霸道，伸开两手两脚，在床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他没有余地翻身；比如他说那些头顶盘着大辫子的“清国留学生”，顶得学生制帽高高耸起，像一座富士山，标致极了；比如他说给他父亲治病的庸医，开出的药引最平常的也要“原配蟋蟀一对”，他说“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蘸，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寥寥几笔，总能让人细想之后想发笑。
除此之外，这位老先生还很能自嘲。有时我想如果民国时期有吐槽大会，那鲁迅先生绝对是节目的扛把子，单是看看他各种集子的题目，就有很多是捡别人的讥嘲，吐自己的槽点，拿来耍着玩的，比如《而已集》《三闲集》《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
还有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很好玩，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光看这些标题似乎都能想象得到鲁迅在他那八字胡底下得意的神情。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鲁迅清晰而敏捷的叙述里、深刻而清醒的思想里。他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刚读到这话时我倒抽了一口气，心想这话写得真是薄情，但转念细想，的确如此，没有人能真正地感同身受，体会到别人的喜悦和悲伤。他不故作温暖，不营销鸡汤，真是难得的“人间清醒”：
他说友谊，有多少朋友之间因为人生际遇和生活环境的不同，纯真的友情也变得索然无味。就像《少年闰土》里面那个曾经无拘无束、意气风发的闰土，田间月下，手持一把雪亮的钢叉，神采奕奕，去捕捉一只猹。可是谁能想到呢？20多年后，他就活成了一副死灰一般的容颜，沉重、麻木，有6个孩子，觉得日子苦，又形容不出来，见到了年少时候的伙伴，只能低眉顺眼地叫他一句“老爷”。
他说爱情，《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恐怕更是大多数日常情侣的写照：当爱情褪去激情和理想主义光环后，所剩无非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一地鸡毛的琐事；当婚姻没有了物质作支撑，最终，所有的感情和情分都会被撕裂；当爱情消失后，是为了责任凑合地生活在一起还是残忍地说出真相，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问题。
他说理想，有多少人少年的时候认为，终有一日我会成为世界的主角，等我长大了就会活成光芒万丈的模样，可是长大后都活成了《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像“蜂子”或“蝇子”一样“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了”。
他说故乡，漂泊者常常会在回忆的滤镜下把故乡化成心头的白月光。而实际的情况只是回忆里的那些曾经的味道、人和事“哄骗”着自己时时反顾罢了。无论是故乡的“柔雪”，还是异乡的“干雪”，对一个漂泊者来说，终归都不是归宿了。
余华说：“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时机。”
在我三十八岁的这年，一场疫情让我再次遇见了鲁迅，鲁迅终于从一个脸谱化的作家回到了一个真实的人。回顾小学到中学的岁月里，我被迫阅读鲁迅作品的情景时，感慨万端，正如钱理群教授所说，“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了绝望，这时就走进鲁迅了。”
– 作 者 –
黄妙，中学语文教师，以阅读和写作为人生乐事，相信所有努力时间都看得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