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莫非花儿受命于神，有意依偎你的心，作一个暂时的近邻？——屠格涅夫
我最后一次探访旧文科楼的时候，隐隐地盼望着一段曲子在灿烂的阳光下亮起来，自然的，这只能是一种奢望。但与许多事情一样，它并不妨碍等待许久之后在我的心底响起来，而且曲调显得更为悠扬，更为宛转。
在那幢楼的斜前方有一处位置，曾经有一段，我们每天早晨都会跑到那儿去签到。具体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从现在文学院所在的宿舍楼中跑出来，然后迎着阳光或寒风沿着那条笔直的大道一直跑到那儿，签到后再返回来洗漱吃早餐；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绕得远一些，或者签到后再跑一会。
我们在跑步的时候，耳边响起的，就是那段乐曲，后来我知道名字唤作《彩云追月》的，起伏不定，节奏感强，每天一成不变。刚从被窝里被迫钻出来的我们，还有点迷糊，有点晕眩，有点懵懂，在被那首曲子的旋律引向清明的过程中，给人的感觉，它的每一个音符，都像老师的教鞭一般敲击着头皮。一次两次也就罢了，长年如此，后来每听到那首曲子，都生出一种分裂神经般的惊悚。
多年以后的再次盼望它的响起，性质却就不同了。不是想欣赏它，而是想借助它，来重新寻找一番以前留下的脚印。
我们的脚印，它的结局，无非是这样：你的个人显得太渺小、太轻浮了，在你的一厢情愿中，坚硬的路面只承认你来过，而不会留下深刻的证明；你留下的脚印，经不起时间的消磨，它很快地就会被别人的脚印覆盖湮没，人生，毕竟与历时性相依相随，这是律令，不可更改。
于是，那天在阳光下无意俯身茫然的寻找，就具备了一种象征意义：脚印不在，我们那段生涯的证明就消逝了，与此相伴的，还有那幢楼的最终坍塌。我们的四年大学生活，也就好像写在水上的文字，随着时光的流淌再也没有了任何踪迹。我读过柏格森关于时间的文字，感觉消逝的岁月还应该有着别样的意味，但我的因为大学学习而被古代思想打上了深浓烙印的眼光，还是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些许忧伤——那些先贤圣哲耳提面命地告诉我们，人生是被一种盲目的力量支配着的运动，是一个像蟪蛄、蜉蝣一般倏忽而生、倏忽而灭、无法得到实在证明的空虚的过程；无论你怎样努力，它都不可能被你整体地、系统地把握。在整体和系统背后，站着卑微的我们渺不可知的一种神秘的力量，而在它的多情的关照之下，存在着大段大段的空白，所以，人生如梦。
因此，我对那段曲子再次响起的盼望，就不是单纯地想再听一听它。当我们每天从那条路上跑过，然后在那幢楼一角做短暂的停留并且写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那首曲子已经成为我们实际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超乎我们的人生而独立的存在。令人悲伤的，不是乐音已散，而是那与乐音相伴的经历和情味也已消亡了。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抬起头来，满怀落寞地看着那幢我已进不去的楼宇，我觉得，在那一天，我把自己抛掷在了一个所有火车都已开走的月台上。
但不论怎样，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之所以是现在的我，而不是别人或者别的形象的我，与那幢楼、那段岁月赐予我的，肯定还是存在着莫大的关系。越到后来，我越感觉到它力量的伟大和持久——我花了半生时间，所做的大量工作，要么是对那儿所接受的东西的消化和补充，要么是升华和延展。而只要加以追溯，触摸到的，都是它的温度。
这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生涯中极为平常的一天，从7点20到8点我看了一节学生的早读，然后上了两节课，在批阅完一摞作业之后，开始写关于对那幢楼的回忆。下午，我还要听一节课，再上一节课，然后监考从5点到6点50的学生考练。幸运的是，我不再担任班主任，据通知，今天还有他们的一个会议；幸运的是，我晚上不用值班，那是年轻老师的事情。歌德说：“我要感谢上帝，在空虚不可救药的世界里，我不再是一个年轻人。”我现在升上来的，就是这种感觉。而在这种情势下的追忆，在深深地了解了教师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后，锲入想象，也会让人感到一丝轻微的不安——我总怀疑，如果确实有和我从事着同样的工作而认真的读者的话，他会不会像《等待戈多》里的那个人，满脸不耐地说：“我他妈的这一辈子到处在泥地里爬，你却跟我谈起景色来了。”
往往是这样，在时间凝聚于一段的当时，我们就像被云雾包围着，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也看不到自己扮演的角色的意义。只有当我们走完人生旅途中的某个阶段并且做一番相对缜密的考察时，我们才能基本认清我们全部行为之间的真实联系：我们经历了些什么，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明白那中间贯穿始终的因果关系链条和我们一切努力的指向所在。
2012年夏天，在大学毕业二十年聚会过程中，我和我的同学一起，参观了师大的校史馆。那是师大近年来颇为自豪的一幢崭新的建筑，在我们的当时所没有的。在参观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两张往届毕业生的照片——如果时隔近几年后我的记忆准确的话，确实仅有两张。一张是一位曾经担任过省级领导的，另一张是一位我已忘却了是甘肃具体哪个地方的一线老师的。站在那两张照片前面，我颇为怀疑那块展板的策划者有着一丝黑色幽默的味道。领导，显得很富态，很威严，很庄重，很有文化修养，也很年轻；而那位老师，则每一道皱纹里都流露着贫穷、辛劳、呆滞、瑟缩、木讷、古板，而且我不敢判断他的年龄，他看上去至少有七十岁，但我完全相信他未必已走过了那么长的岁月。我把这么多负面的词语加以他的身上，不是我不尊敬他，相反，那样的表情更加强了我对他的尊敬——我是事实求是地描绘，而且在做如此性质的描绘时我是充满同情的，而且我的同情未尝没有一丝自怜和怜人的味道在里面——我从他的身上不但看到了我自己，而且看到了和我一样从事这份工作的大部分人。
我们在师大旧文科楼里接受的教育，是系统的师范教育。师范教育，在我的理解中，它培养人才的指向性很明确，应该就是将来从事教育工作的。按照师大本科的性质，合理地推断，最主要的，应该是初高中的基础教育；如果水平足够高，成绩足够好，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也可以从事大学的教育工作。除此而外，大概就算是专业不对口了吧？
而这两张照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是的，我们是师范院校，我们培养的是从事教育的老师，那么，你看看这位毕业以后忠实于最初选择的老师吧，不管他取得过什么荣誉，只看那幅形象，就让你不寒而栗，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会把他当作一种警示，而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比如我，则马上联想到了自己，更何况，处身其间多年的我，绝对不会仅仅把它当作警示，而是每天耳熟能详的事实；所以，我们虽然是师范院校，但我们希望你们应该选择另一条路，这同样可以利用另一张照片来证明。
其实，早在多年以前，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我的许多同学，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完整地学习完师范专业之后而选择不从事教育工作；为什么我身边的许多老师，最后都想方设法地离开了甚至坚守了许多年的教育岗位。当我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师大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酸，我忽然明白了，我们的四年在旧文科楼中的学习，到底欠缺了什么。
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位老师说，你们将来也是要教育学生的，为此，应该如何；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老师曾经提及这份职业将要面临的困境和困惑；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老师说过应该以如何的精神状态投入这份职业；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老师说过这份职业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我更是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位老师说过你的专业知识将会为你的职业有什么样的形而上的帮助；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老师说过你应该拥有怎样的教育理想并且不懈地追求理想的教育。如今想来，当时的大家都毫无例外地抱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态度：你在师范院校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至于将来从事不从事教育，那是一件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
我们上学的那时，师大是不宣传从她怀抱里走出的优秀毕业生的，后来，她宣传了。那种宣传，分明怀着点羞涩：在避开官员之后，就那么几个名教授，就那么几个作家。可是这么多年以来，甘肃基础教育至为重要的一部分，不就是由师大的一届一届毕业生支撑起来的吗？这些毕业生，又教育了多少走向全国四面八方的学生？这些学生中，又有多少在他们的领域之内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的啊。你为什么不能因此而骄傲呢？钱穆说：“中国儒家此一种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既不全注重在知识传授与职业训练上，更不注重在服从法令与追随风气上，其所重者，乃在担任教育工作之师道上，乃在堪任师道之人品人格上。”从你的怀抱里，走出了多少人品高尚、勇于奉献、甘守清贫、践行理想的学子啊，就因为被扭曲了的主流价值观，师大就自然地对他们漠然置之了。
我有一篇名为《学校者，师魂之谓》的文章，刊载在《人民日报》上：
有朋友到甘肃省和政县去支教，告诉了我他所亲历的一种教育现象，引得我热泪涟涟。
该县有一种小学，叫“教学点”。一般多是两个年级，学校只有一两位老师。有的老师终年守着一个山头；有的老师在这样的教学点上一直工作到退休，把一生框定在一个直径不超过50米的小地方。既做校长，又兼孩子们午饭的炊事员和生活保育员，还管敲钟，兼带着门房保安和柴火搬运。在和政，据说这样的教学点有42个。
将一生的目标锁定在这样的教学点上，无疑是一种令人从心底感到震撼的现象。无论从哪个方面考量，这都是一种不亚于孤岛站岗的坚守。
一间简陋的房屋，因为一本书的存在，而散发出悠远的馨香，那馨香就点燃沉寂的心瓣，将亘古浓缩为一瞬投影在山峦之上，从而让一块蛮荒拥有了历史；而那双眼眸，则因为一个“传道者”的存在而发出与星辰交映的智慧之光。支撑着一个人一生守于一隅的，就是对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的一腔热血，就是对这方怀抱同样热望的乡民的赤诚，就是一缕擦亮后代蒙昧眼睛的希冀。
就在这样的坚守中，许多的人，告别了青春，错过了缤纷。当暮年降临，要永远地离开那儿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时，回首间，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带着潋滟的笑从山路的那一头迈上来。和着那笑的，已是苍颜白发，蹒跚步履。那一刻，升上心头的会是什么？我们竟然都不敢去想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行将落日也泡得酥软的热泪。
一个教学点，哪怕仅有一位老师，仅有一位学生，也是一种伟大的传承。在这样的传承中，师魂体现为一种怀抱责任的言传身教，一种恒兀兀以穷年的授业解惑，一种先觉觉后觉的点亮心灯。不论环境如何，境遇怎样，只要这种精神存在，便令人肃然起敬！
我似乎听到那些摒弃了繁华、一生坚守着一方阵地的人们，用他们清明的嗓音让闭塞贫瘠生活中的孩子们听到了一声嘹亮高亢的凤鸣。它就像当地的“花儿”中的音符，飘飞在那蓝天白云之下，然后每一个都落在该落的地方。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拥有的，就是一种对从师大走出去的从事一线教育的毕业生的高度尊重，而不是对师大本身的尊重。这么多年了，她始终还是怀着一丝淡淡的自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还是缺乏一种崇高精神的引领。是的，社会的、教育的大环境就是这样的，只要打算从事这份职业，就与许多现实的人生问题联系了起来，人嘛，总是要往高处走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权利。但作为师范院校性质的大学，却不能因为这而漠视自己的真实身份，即使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引领和召唤加以改善，至少也应该站在精神的层面上维持一丝看似廉价其实至为珍贵的尊严。而不能始终扮演着被自己诅咒的角色，直到剧终。
我站在旧文科楼前，默默地想着：与许多的师大毕业生一样，我是对得起自己所受的那四年教育的。按我的本性，我应该过一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生活，但知道这一理想注定在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成为虚妄之后，我还是一直在教育领域坚持了下来。我的从事教育，曾经犯过许多错误，但都是在希望中的，而不是在绝望中的。这么多年来，有许多次机会，我可以逃离这一职业，但我还是坚守了下来。是的，它忙碌，灰暗，辛苦，苦涩，清贫，但当初我选择它，不就是响应了内心的渴望简单生活的召唤么？而一旦习惯了，也就仿佛觉得它更加符合我的天性了。当一个人天生如此，而且也由于其所受教育，使他憎恶繁文缛节、蔑视虚伪时，你也没有道理不让他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这么多年，我曾经看到过无数师大的毕业生，他们提起母校来，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深厚感情，但却秉承了自己内心最隐秘的愿望——对外界无所求，也不想跻身任何圈子，只是默默地工作。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选择，也不愿意媚俗。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这种品质，都是在长年累月的辛苦工作中养成的，与那所大学没有丝毫关系。
我越来越认识到，生活，最怕的，就是游移不定，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努力使自己不至于迷失方向，努力使自己在自我中，在原位中永远坚定地存在。想通这个道理后，我忽然生出一种“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的悲壮。我相信，诚如罗素所说的，教育将有利于开发智力，而不是使智力萎缩，让一个人做某项工作是因为他适宜于做这项工作，而不是因为他趋从了当权者的荒谬教条。我应该是适宜做这项工作的，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每天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智力萎缩”，也不要“趋从当权者的荒谬教条”，虽然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代价，但我不后悔。
今天，教育已经变得极为冰冷和刻板，一切都被纳入数字化的统辖之中，就连教师教育学生的基本权利，也被不断地弱化和剥夺。我庆幸的是，我学习了中文，哪怕经过如许磨难，我还是操持着那些诗词歌赋赐予的一切外力剥夺不去的想象。有时，下班后，我总会默默地待在屋子里，看着外面的天光渐渐地暗下来，然后漆黑了整个屋子。往往在那个时候，想到自己从事的这份职业，我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空虚、悲哀，仿佛整个幻想的天国已然在我的周围崩溃了，而且崩溃得踪迹渺然，无声无息，如同过眼云烟的梦境，并且就连我自己也回想不起究竟梦见过什么。然而我始终还会怀抱一种期望，一种模糊的感觉总会使我的心胸隐隐作痛、激动不已，某种新的愿望迷人地挑逗着、刺激着我的幻想，不知不觉地招惹起许多新奇的幻影。
在那一刻，我常常会想起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最后的忠告：生活，其实就是四个字，等待和希望。对于我从事了这么多年而且必然还要从事下去的教育，我怀揣着希望等待得太久了，然而，我盼望中的真正的教育空气，还是没有到来。但这并不妨碍我在精神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和自由。师大旧文科楼，你要倒塌了，我要告诉你的是，总有一天，我会像重庆大足石刻中的那几幅连环浮雕：一头牛先是套着绳索，挣扎而不得脱，后来自然而然地摆脱了绳索，在明月清风之下自在徜徉。我殷殷地祝愿，我们的师大、我们的教育也会拥有这么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