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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西北师大——脉脉书香,一路相伴

十二年前一个夏天的晚上,我独自撑着伞走在江南的雨夜里,那时没有陆游慕恋的卖花声响起,也没有陈与义追忆中的清越的笛声穿透潇潇的雨的世界,却有一阵小喇叭低沉而喑哑的乐声响起来。我从一家无人光顾的旧书店出来时,风大雨大,夜色如墨,于是,我就背着从那儿射出的氤氲的灯光,踱入一个遗存的门洞里避雨。我站在那儿,看着倾盆而下的雨如潮般流过,带走了白日里所有的热闹和喧哗,甚至那些脚印,那些污迹,就连阳光下随处可见的繁华也被遮蔽后隐没在黑暗中一毫不见,宛如我们许多年来走过的岁月一般。我站在那个门洞里很久很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些如诗如梦、如絮语如江潮、如泥淖如淫雨的日子,它们到底留给了我们什么?在被时光漫漶、过滤以后,它们对于今天存在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是不是真的就像斯宾诺莎坚信的那样,一旦诞生了,就会永远存在,并且与“神”结合以后赋予其永生的权力?

我那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对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每一天都注定不会是空白,它总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总会为我们的灵魂注入一些什么,我们的行走,必然是历史性的行走,正是这样的历史,让我们拥有了个体存在的独特价值,而这种价值,却又偏偏决定了我们宿命一般的孤独;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得到斯宾诺莎所皈依的“神”的认同,唯有能够引领我们自身精神上升的那些,才能永远地留存,并且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化作清风,化作雪水,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成为永恒的传说,以此证明我们曾经来过这一事实。

那天,我坐在师大旧文科楼的后面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还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我没有往深处追溯。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在我眼前的那幢楼生活学习四年之后,它到底把什么样的本质性的东西注入到了我们的灵魂之中,然后以胎记的形式陪伴着我们,一直紧紧相依地裹挟着我们走到今天,并且我们还要继续在它的浸渍、约束中走下去。

当时许多的经历、情境,我都已忘却了,但总还是有一些沉淀下来,然后在对那幢楼的伫望中苏醒过来。但这不一定是什么幸运的事情,往往全部遗忘并没有什么危险,倒是部分遗忘,会让人担忧:我们在追诉那些没有忘记的片断的时候,总会以想象填补那些残缺不全的地方,甚至到了最后,会像一些痴狂的作家似的,将虚构当作现实,在循环不停的重复的过程中,诚心诚意地将它作为真实的历史,从而迷失在自己构建的世界里。幸好,在漫长而艰难的日子里,我们早已学会了直面现实,因为无论是回忆,还是展望,都会带来痛苦,而亚里士多德则明确地告诉我们:智者不求快乐,只求从痛苦中解脱。所以,我那时的回想,就努力地保持了一种客观的姿态,哪怕这种客观,常常将我置于摇摆不定的怀疑之中。

旧文科楼后面,作为图书馆,当时隔着马路和草坪的那幢楼,是我们常去的地方。我到那儿的时候,它已经变了模样并且也改变了功能,我隐约听到过那儿在现在的作用,但我压根儿不想去证实。

我在师大的时候,就学习而言,除了旧文科楼,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完全可以说,是这两幢楼,构成了我在师大学习的大部分。常常是这样:从宿舍出来,带着书,到旧文科楼上课,课下后,到图书馆,还书,借书,然后回去。我依稀记得,那幢楼是两层,一楼是借书室,二楼是阅览室。借书室我是隔几天就去一次,而阅览室,我好像只连续去过那么十几天。

借书室并不是什么书都可以借到的,比如,我想看的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千只鹤》就百寻不见。而偶然的机会,却在阅览室中发现了它们。

我至今记得我一个人在那个阅览室看那本书的情形。我坐在靠南的窗户边,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被红色的窗帘一染,那块地方无形中多了一团羞涩的红晕。三本书,是合集,竖板,繁体,红色的缎子一般的封面,就和其他一些名著一起放在一个高高的架子上。印纸是我当时见到的最好的纸张,摸上去平滑光洁,就像富士山上的雪一样;字显得很纤秀,很雅致,樱花一般,与作者忧郁的语言极为契合,只看几行,便被它引入那淡淡的伤感的场景之中。看上若干页出来,内容却不能完整地显现,只有那么一两个片断——满天皆白的雪,列车进站的声音,凋谢的花瓣,位置奇怪的痣,无言的凝望,滞涩的琴声,在眼前晃呀晃;而自己也甘愿成为它的俘虏,仿佛就背负着一缕纤微的从人生最深处溢出来的忧郁,缓缓地走在兰州永远暧昧不清的阳光底下。

那么,我为什么会特意地去看川端康成?

我看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应该是上初中时候的事情。我那时年少而敏感,富于幻想,这样,就注定了那篇中篇小说不期而然地带来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并且打下了陪伴终生的烙印。我至今还记得小说的开头:“道路变得曲曲折折的,眼看着就要到天城山的山顶了,正在这么想的时候,阵雨已经把从密的杉树林笼罩成白花花的一片,以惊人的速度从山脚下向我追来。”而紧随而来的俊秀的天城山,茂密的树林,清冽的甘泉,浓郁的秋色,袅袅的炊烟,全部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只存在于我想象中的图画——在现实与迷梦之间,世俗中带着浓郁的诗意。那是一个关于年少时的爱情的故事,也是一首情节素淡到了极致的爱情的诗歌:人生就美在那么几次宿命般的邂逅,而紧跟在邂逅后面的,就是告别,告别就意味着永别,从此它只在偶然的日子里在心灵中复活,从这个角度来看,仿佛一切都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不可遏制地结束了,从此,你只有怀揣着淡淡的遗憾和忧伤,行走在与她再也不能交接的路上,而每次回首,都是青春的那一天升腾在头顶的薄烟。

正因为印象深刻,而且似乎还对自己的许多想望形成了不小的影响,所以,就借助各种渠道了解了一下川端康成的创作,至少知道了他的主要作品。然而,在那样的学习生涯中寻找他的著作,那是多么大的奢望啊。所以,能有那样的阅览室可以利用,就不但是一种幸运,而且也是一番心愿的满足。

那么后来呢?从师大走出来以后呢?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买过一本《古都》,依稀记得在老家的屋子昏黄的灯光下将它看过好几遍。我在江南工作的时候,又买过川端康成主要作品的合集,并且认真地读完送给了别人。而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中更是写到了川端康成的童年,在教授学生学习《花未眠》的时候,还特意在课本的边上写下了一段关于他的诗意的文字。更是从他开始,我陆续读了几个日本重要作家诸如夏口漱石、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等人的作品。至于其他一些推理小说啦,学术著作啦,包括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那部有名的《菊与刀》,都或多或少读了不少。以至于前些日子给学生提到,如果有条件,我想去趟日本,去看看“古都”,看看“雪国”,看看樱花,看看襟衫岬,看看雾积,看看奈良寺庙上空浮起的香烟。

这样来看,师大的学习与阅读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而同样的思想和人生经历,就陆续发生在荷马、但丁、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莎士比亚、勃朗特姐妹、哈代、狄更斯、乔伊斯、雨果、大小仲马、左拉、司汤达、巴尔扎克、歌德、席勒、泰戈尔、斯坦贝克、海明威、福克纳等等一长串伟大的彪炳史册的作家身上。

估计很难实现。我在给学生谈到想去日本的事情的时候,同时提到还想去北欧。我的想去北欧的念头由来已久,无论怎样,还是应该与安徒生有关系的。前几年,我曾经看过帕乌斯托夫斯基写的《金蔷薇》,里面写到安徒生的那一个章节,我读了好几遍,每次都读得嘘唏不已。看完那本书之后,我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安徒生的森林》的文章。我在江南的时候,还写过关于安徒生的童年的一篇文章,后来收入我的一个作品集里。

我记得,我到师大图书馆借第一本书,就是安徒生的童话。不是我当时有多么地热爱童话,而仍然是为了满足一个渴念。刚上初中的时候,我曾经到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去过,那时的书店与卖货没有两样,看上哪本书,得让售货员取出放在柜台上你看。有一次,我看到了几本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很喜欢那样的封面,请求之下拿过来匆匆翻了几页,其中看到了那篇有名的《坚定的锡兵》。只浏览了几行,不知道它到底唤醒了藏在内心的什么,只觉得特别美好,又特别悲伤,特别细腻,又特别深婉。但那种情形之下你是没法继续阅读的,恋恋不舍地还回去之后,它就成为一个情结凝在了心中。直到上了大学才满足了继续读完的心愿,而从中看出的,唯有托尔斯泰所说的那种属于安徒生特有的孤独。而对安徒生童话的反复阅读,则几乎贯穿了我阅读历史的始终。

还想说说李商隐。前几年,读到何兆武先生口述的回忆录《上学记》,其中的一段话怎么看都觉得说得极好,他说:“我当时想,诗人大概可分为四等,一般吟风弄月或别愁离恨,是低等的,即所谓rhymer(打油诗人)。李白的诗天马行空,睥睨一世的气魄更高一等,而杜诗则历尽沧桑,感慨深沉,似乎又再高一等。至于那些说出了人生中不可说、不能说的恍惚迷离,乃至肠断魂销、心肝破碎的愁苦和哀怨,应该是诗中最高的境界。记得或许是温德(R.Winter)教授曾说过,真正能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只有雪莱、济慈的诗篇和肖邦的音乐,我以为,李商隐也应该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人吧。”这段话是我所看到的对李商隐评价最高的一段话,也是最契合我的隐秘的想法的一段话。我在长期的阅读生涯中始终也觉得,语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它并不能够完全地表达头脑;而头脑的探索也是有限的,它并不能完全地表达心灵;甚至心灵的感知也是有限的,总有一些东西是它接触到而难以真切地在其中得到实相的投影的,可正是那些如波光、如闪电的悸动,却独独属于我们自己。所以,诗歌最为崇高的意义就在这里,它正是以它的模糊和朦胧,带给人一种梦幻般的“触感”,正是在对这种触感的深味和凝望中,我们越过碎片找到了部分的完整。

在中国古代所有的诗人中,我对李商隐向来是情有独钟的。但在当初,我却根本不明白这种感情来自何处,只是一种单纯地喜欢。故乡县城的那个新华书店,记忆中好像在我到县城上学的第二年变了它原有的形式——将不同类别的书分成几个小间,读者可以自由地进入了。有一次,我去那儿,随意地抽取出一本唐诗选集,无巧不巧,正是李商隐那首有名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李商隐,看到那首后来才知道被传得俗滥了的诗,不由自主地被它所吸引,站在那儿读了一两遍,就记下了。回学校的路上,又默默地回想了一番。可等到当天晚上,最后两句是什么却再也想不起来了。于是,第二天中午又去了那儿一趟,算是完整地将它背诵了下来。那首诗仿佛唤醒了什么,又仿佛埋藏下了什么,带给我一种幽微而绵长激动和伤感,最后竟然赋予了它一种月光般皎洁明净的清澈,甚至下意识地用洁癖的态度来对待它,呵护它,以至于每逢教师节听到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如干”的语句来颂扬老师,就反感得不得了,觉得最大的亵渎,莫过如是。

很遗憾,在大学的课堂上,没有听到哪位教授能够表达他们对李商隐的看法,也没有怎么听过有关李商隐诗歌的讲解。他的诗,自然地出现在课本中,但也就是寥寥几首而已。这当然是不能满足我的意愿和趣味的,所以,就特意跑到图书馆借了他的诗集,郑重了抄了许多,然后囫囵吞枣地朗读背诵。

就在二十多年后我所站立的地方,师大旧文科楼的后面,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清晨几乎都到那儿去,在那儿打开李商隐的诗,然后走来走去地读和背。《隋宫》、《为有》、《贾生》、《安定城楼》、《锦瑟》,尤其许多的《无题》,更是一句一句地品味,一句一句地琢磨。而在写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对李商隐《无题》诗的探讨。

后来,在我工作过的一个学校图书馆,我找到了一本李商隐的年谱,认真地阅读过;还写过关于他的《春雨》一诗的一段自己比较得意的文字,那种“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的怅望、孤独、失意和苦涩,既让我感到惆怅,却又偏偏从悲苦中感受到一丝人情的美好。我深深地觉得,那些悲剧性的东西,为一个人所独自感受到并且可以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的,往往能够让他联想到生命中最为黑暗的日子的,是一笔莫大的财富;一个整天陷入廉价的“欢乐”中的人,一个没有生命的悲剧意识的人,永远不能借助于它们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这是人与人最大的不同。此后,更是在他的影响下,我曾花过一段时间从各个方面了解过晚唐文人的情怀,并且联系唐代的科举考试从比较宏观的层面上表述过自己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

因此,一个结论就显而易见了。师大那幢楼四年的学习生涯,它首先带给了我什么?就表象而言,它满足了我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兴趣,然后将这种兴趣加以强化和深化,并且成为了终生不离不弃的忠实的精神伴侣。站在今天回想,那种兴趣是自发的,有着许多的天性在里面。它面临两种结局,一种可能随着生活逐渐走向沉默和消隐,并最终退化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另一种,则是将它拓展和延伸,并通过它来塑铸灵魂,用它来在更高的层面上创造自己,在达到某种高度和深度之后又返过来创造它,最后达到水乳交融、彼此一致的程度,在它的引领之下,走向生活的未知领域,然后期望着获得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很幸运,师大旧文科楼的学习,成就了这后一种,并且绝对地决定了我的人生。

米兰·昆德拉塑造过一个女性,她是一个很有文学情怀的人,她曾经背诵过许多自己由衷喜爱的诗歌,但到了她生命的中点,她却已忘却了一半。于是,“她带上它们,宛若带上破旧的私人日记,她好奇地想看看,天长日久已经泛黄的注释是不是显得动人心弦、滑稽可笑、迷人眼目或者毫无意思”。“动人心弦”和“迷人眼目”,“滑稽可笑”和“毫无意思”的,不在于文学作品本身,而在于自己的生活态度和感受,其实,重要的大概不是怎么对待它们,而是怎样明确自己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如果你把生存置于一种荒诞的境界,那么,所有的文明的成果,也就显得可笑而无意思了。其实,作为文学爱好者,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真正能透过文学作品去捕捉支撑着作者写作的动力的,却是少之又少。倘若能够或多或少的发现那些动能,也才算是汲取了文学的精华,而不至于让它将一个人变得酸腐不堪。这些年来,我获得的极为宝贵的一点,就是通过沿着原来开拓的河道的前行,超越了社会赋予我的“身份”:我不再把自己定位于一位狭隘的老师,我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拥有文化人格的人,来对待加诸我身上的一切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君子不器”吧。而显然,如果没有那四年的学习,如果我换作别的专业,我将肯定是另一番面目,为今天的我所不能想象的。

我坐在核桃树下的阴影里,长久而深情地望着对面的那幢楼。在那天中午金灿灿的阳光下,它和旧文科楼一样,被涂上了一层迷蒙的色彩。兰州的天空,变得前所未见过的蓝,就在那片蓝色的涂饰中,我似乎又看见了那幢朴素的图书馆,它就在浅蓝色的回忆的阴影中,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清。而在更远的地方,在那阴影的最深处,则是我们缓缓地说笑着走向它的身影,那时也竟然泛起了幽蓝的青春的微光。我记得那幢楼的地面,也记得那儿的空气,那儿陈旧的书签;我记得那儿的目录在哪儿睡觉,那儿的馨香在哪儿洋溢——我还记得楼前花草和树木特有的气息——记得那些图书馆员的面容、走路的姿势,记得递过书去后掌上的纹路,还有一个女孩子抱着借来的书步入阳光下的背影。

这么多年了,我们终于从边缘走到了它的至深之处。我想,无论怎样的学习和阅读,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都不是目的,对于我们的生命的圆满,它们只能作为手段存在。因此,我们阅读、思考、写作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将来某一天的超越。那种超越可以是一种离弃,可以是一种遗忘,也可以是一种对过去的自我的背叛。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地回观心灵,找到自己最为本真也最为本质的东西,到那时,我们所受教育的真正价值才能凸现出来。王阳明把读书的作用看得微乎其微,禅宗更是“不立文字”,但我们从小就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为了解脱,我们注定要来得艰难而困窘,这就决定了过往的所有与文字打交道的历史就成为一种生命的必需。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为了自我而活着,而这个自我是不能忍受结束的,我们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并且一直还会坚持下去,只因为有那么一些东西吸引着我们,还值得我们去热爱和追求,不然,生命就成为极为无聊的一段有限的时间中的盲动。说到底,生命的动因就在于永远地超越一切称之为界限的东西和摧毁有可能以某种方式阻碍生存的一切。在这场对于个体存在来说显得极为艰险的斗争中,我们每个不选择自杀的人,都是生活的勇者。我们期待这么一天,就像浮士德那样,在花园里,躺在阳光里,成了“现时本身”的他终于“变得越来越轻,摆脱所有的一切……仿佛一个扔了所有行李的旅行者,随意地走着,丝毫不顾及身后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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