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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约干世

北宋元丰末年,备受新党排挤的司马光再一次来到了京城汴梁。他的到来,使那一天成为了京都人盛大的节日。他们争先恐后,纷至沓来,只为了能看司马光一眼。走在宽阔街衢中的司马光,被拥堵得马不能前行;等到他好不容易穿出人群到了私宅中后,人们仍然是热情不减,竞相观望,以至于从旁边登上高楼、骑在屋脊上窥看。该楼屋的主人出来制止,观者毫不客气地说:“我们不是来看你的,我们只想看看司马相公的风采罢了。”哪怕主人加以呵叱,他们也不愿离开,结果不得不接受一个糟糕的现状:屋顶的瓦被踩碎了,庭院中的树枝也被踩断了。

很少有人能像司马光那样成名之早。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因为砸缸救人的事迹的流传,画着那场传奇的《小儿击瓮图》已经大范围地张贴于京洛之间;很少有人能有那么崇高的威望,他隐退了十多年,天下之人还是每天期望着他能被复用;也很少有人能取得他那样的成就,皇皇巨著《资治通鉴》以最大的编年体史书的定位昭示着这个主编的不朽功业。而同样,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生活是那样的简约,简约得名副其实,简约得世人皆知,简约得风俗被化。

他生活极其简单,浑然不将外物放在心上。不贪钱,不慕利,这就决定了他虽处身极高但却很是清贫。曾有一个叫刘蒙的人为了买妾向他去信借钱,司马光的回信颇能说明他的生活境况。他说:“我日常生活,吃饭不能经常保证有肉,穿衣也不能保证是纯粹的丝帛。哪里能拿出能够买一个妾的钱呢?”对于司马光,只要能够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其他都是外物,不去谋求,更不加重视。他退居洛阳的时候,买了一个园子,名之曰“独乐园”。

偶然的一天,他到园里去,看到园子中新修了一个屋子,于是问守园人:“从哪里来的钱啊?”守园人回答:“是游赏的人交纳积攒下来的。”他又问:“为什么不留下来自己用呢?”守园人说:“相公,你不需要钱啊。”这种被外人随便看到的表现,是一种源自心灵的清简,而那种清简反过来又让心灵变得明净而单纯,体现在待人接物上,就有了一种令人心醉的芬芳。这样的芬芳,让人稍加接触便能体会得来。

他家有一个珍贵的琉璃盏,却被一个官奴打碎了。县令非常生气,把这个官奴抓来以后让司马光处理。司马光淡淡一笑,写了一个很有味道的判词:“玉爵弗挥,典礼虽闻于往记;彩云易散,过差宜恕于斯人。”让为官之人宽恕肇事者,轻视物质的人自然看重他人,而不会因物责人。他有一个仆人,经常直接叫他为“君实秀才”,这应该是司马光允许并且嘱咐的,不想把主仆关系搞得那么复杂。可这在当时人看来却是很没礼貌、很没讲究的事情,连一向潇洒的苏轼也是这么看的。

于是,他就教这个仆人叫司马光为“君实相公”。司马光听到后叹息说:“我有一个仆人,被苏子瞻教坏了。”以身份来称呼人,关系就没那么单纯了,司马光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简约的极致,就是不妨碍他物。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位置,既然我不希望有什么能扰乱我,那么,我当然也不会去扰乱它,抱一种任其自然的态度。高僧参寥到了洛阳参观司马光的独乐园时,看到一处高地上生长着二十多棵灵芝。他就对负责园圃的匠人说:“为什么不加以润泽,使它们长得高大茂盛呢?”那位匠人说:“这是上天生的灵物,不需要借助于人力。”一旦润泽,就想着为己所用,功利心就强了,这很显然是一种尊重生物本性的作法。所以,参寥不由得感叹说:“这真是司马光的仆役啊。”言外之意,只因为受到司马光那种淡泊的态度的影响,匠人才有了这样的风致。

司马光还曾有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草妨步则薙之,木碍冠则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与同生天地间,亦各欲遂其生耳。”那些草,那些树,如果对你有妨碍了,那么你就剪除它们,至于其他,就尊重它们的天性吧,都是生命,为什么要彼此伤害呢?一个人,对世界要求简单了,世界对他的障碍也就极少了,自然就能与万物和平共处。恰恰是这种心态,又会让一个人时刻保持从容而淡定的生活态度。

在人际交往上,他也显得极为清约,淡而有味。据理学家程颐回忆,司马光在洛阳的时候,他曾经去拜访过。那是一个初春,天气十分寒冷,天将欲雪。程颐到了之后,司马光将他请到一间小屋子里,两人坐谈了许久。炉子连火都不生,直到程颐快离开的时候,司马光才让人端上来一杯热栗子水。程颐感叹说:由此可见司马光的追求和兴趣不在生活享受方面啊。他不是不通人情的人,也会参加一些趣味相投的聚会,但这样的聚会也显得非常简单朴素。仍然是在洛阳僻居的时候,他与楚正叔、王安之等六七个人,经常相会在城内的名园古寺。相会的时候,果实不会超过三种,饭菜不会超过五种。这些趣味相投的人是这么认为的:如果饮食简单了,那就容易提供,而且这样的聚会也能得以持久。他们把这样的聚会叫作“率真会”。能够一起相伴相游,那中间已经有真味了,倘若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这样的聚会就变了味道;因为清淡,所以才能长久,不图一时的热闹,也就不会扰乱心性,而有了“率真”的性情、游观、谈论。生活方面还是简单一些为佳,不然,陷于物欲,也就“率真”不起来了。以司马光为首的这种简约的聚会,最后竟然引起一些显贵的羡慕,其中的滋味可见一斑了。

因为追求内心的简约,正合了那句话:“北方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他对国家大事了如指掌,对历史掌故烂熟于胸,可是对待人际尤其是对待女性方面的经验就显得极为欠缺了。当时洛阳的上元节是非常热闹繁盛的,有一次,他的夫人想着出去看灯,来向他请示,他居然颇为奇怪地说:“家里不是也点了灯吗,为什么要出去看?”夫人说:“我不单想看灯,还想看看游人。”司马光的回答令人忍俊不禁:“难道我是鬼吗?”他倒不是不想让夫人抛头露面,而是不懂女性的心理。由于他没有儿子,他的夫人为他置办了一个小妾。大概平时司马光对这个小妾也是爱理不理。有一天,乘着闲暇,这个小妾精心梳妆打扮后到了他的书房,在那儿逡巡不去,希望引起司马光的注意。可是司马光却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小妾无奈之下,拿起一本书问他:“这是什么书啊?”司马光端庄地一拱手,回答说:“这是《尚书》。”小妾只有失意地离开了。这样性质的事虽然有点不近人情,但放在那个追慕奢华、留连笙歌的时代,却也显得难能可贵。一个人,心中有着更为钟情的事情,一个人,视学问为第一要务,关键是一个人,经过长年的修养将许多的繁杂琐屑摒除于关注之外后,他就与世俗有了一定的距离,在别人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对于他则根本不会放在心上。还是程颐评价得好:司马光有他的志趣所在。

于是,我们就可以想见他的生活场景了。他的私宅显得质朴而整洁。办公地点的前面有个棣花斋,是弟子们读书学习的地方。从棣花斋向东,有个柳坞,有水四面环绕,其间有待月亭和竹阁。还有一个巫咸榭,正对着远处的巫咸山。后面有一个赐书阁,是司马光的藏书之处。司光马就睡在赐书阁下面的一间小阁里。侍奉他的,只有一个年老的仆人。每夜一更之后,他就让老仆去休息,然后他写书一直到半夜。到了五更时分,他就按时起来,点起蜡烛开始著述。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当然,他不是圣人,也有犯错的时候,好就好在意识到后马上能改正。文彦博担任洛阳行政长官的时候,经常带着歌妓去游春,他不甘寂寞,每次都要邀请司马光。有一天司马光再到独乐园,园中的小吏看着他叹息。司马光问原因,小吏回答说:“现在正是花木繁盛的时候,你一出去就是十多天,不但春色不待人,也不曾看到你看过一行书,这样会把你耽误的。”司马光听到后,感到十分惭愧,发誓再不出去,倘若再有人来邀请他,他就拿那个小吏的话来回复拒绝。

他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还是年少时,就给自己起了个号,叫“迂叟”。他自认为不合时宜,自认为迂阔疏远,与世间评判一个人的标准有着一定的距离,不太追慕众人认同的东西,但正是这样的特点,让他保有了那份浓厚的清约,深沉的简单。这种清约和简单,让他在远离尘嚣的同时拥有了内心极大的宁静,从而在自己感兴趣、自己着力的地方有了卓越的成就和贡献。而世人对他的仰慕和崇拜,则既是针对他人格的,也是针对他品德的,既是针对他能力的,更是针对他文化上的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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