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何时不是东西？
文/张玉庭
无知者常会闹笑话。
冯梦龙《祠庙》里就有一个故事：温州有座杜拾遗庙（杜拾遗即杜甫）不料竟被无知者理解为“杜十姨”庙，有多事者还在庙内塑了一位妇人的像，致使杜甫一下子成了窈窕女子；更有无知且“好心”者认定，既然附近另一座庙中的伍撮须相公没有妻子，便索性将杜十姨像移了过去，许配给伍撮须相公做了娘子－－这伍撮须，便是春秋时楚国的伍子胥。
让杜甫与伍子胥成婚，其大谬令人吃惊瞠目，乱点鸳鸯谱且乱到如此地步，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其实，这样的笑话现代也有。如我国著名科学家蒋筑英和罗健夫皆为须眉男子，英年早逝后，报上曾发表了不少歌之颂之挽之惜之的文章，人们也唏嘘声声，对他们的溘然而去深表遗憾。有两位浅薄的女士明明不知蒋罗为何人，却偏偏要附庸风雅，硬是在大庭广众中海侃，一个说：“蒋筑英真不简单，真不愧我们女中豪杰！”另一个答的更奇：“那当然，要不她怎么嫁个老外叫罗健夫呢！”
请注意他们的“理论”：凡“英”必为女性，凡“夫”必为老外，多么奇怪的逻辑，如果冯梦龙有知，定会笑掉下巴的。
更好笑的是盲目崇外者说的话：“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的秃头都比中国的月亮亮”，分明是地道的洋奴腔，说这话的人软骨症太甚，精神上的钙质太少了。
其实，老外也学咱中国人。如赫赫有名的卡夫卡，就对中国庄子笔下的“庄生梦蝶”感慨备至。那故事说，庄生做梦变成了蝴蝶，梦醒后陷入了困惑：究竟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这故事意味深长，使卡夫卡顿生灵感，于是让他笔下的一个推销员变成了大甲虫，并从此陷入了困顿，备受折磨，直到悲惨地死去，这便是世界名著《变形记》的基本情节。你看，在中国人的笔下，人变成了蝴蝶，在卡夫卡的笔下，人变成了大甲虫，显然，这老外是从咱中国人的故事中汲取营养的。
换言之，各民族之间总是互相学习的，当我们学习老外时，那老外也在学习我们，北京上海的许多高校，不就常年接待来自东洋西洋的留学生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学必须学其精华并力求消化，亦步亦趋地模仿是难免出洋像的。我就听说过一件这样的事，一个老外在中国学了三年，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佩服至极，便绘声绘色地对他的弟子说：“中国人语言丰富，常常把没有生命但可以用的物体称为东西，比如，汽车是东西，轮船是东西，飞机是东西，再比如，我就不是东西。”天！一个盲目崇拜中国语言的老外，居然大声疾呼地声称自已不是“东西”，这究竟是喜剧呢？还是悲剧呢？
不妨说穿了，悲剧与喜剧其实并无绝对的界限，“学而有所得”， 当然可喜可贺，“学而不得当”， 则难免丢乖出丑，甚至公然出现这种“我不是东西”的极度荒唐的错误。
荒唐者何？乃是极度无知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是吗？从杜甫伍子胥的“婚配”到蒋筑英罗健夫的“姻缘”再到公然声称自己“不是东西”，不都是因为无知才胡说八道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