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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儿子的大玩偶》(1983)

关于这部由侯孝贤执导的第一部正式的台湾新电影作品,有两件事需谨记:宋楚瑜在前一年解除了对剧本的审查,但没有解除“新闻局”对成片的审查;而且,1983年戒严令在台湾仍然生效,即便它开始摇摇欲坠。这导致了一个不确定的环境:这个体制实际上有多开放?首部电影试金石、多段式影片《儿子的大玩偶》的问世,探测了这种不确定性到底有多大。事后想想,这部电影似乎是一个异常大胆的举动,特别是它是由“中影”的子公司三一育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整部影片的三个部分都改编自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的小说,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通常将新电影与乡土主义联系起来的原因。一部完全根据黄春明作品改编的电影,注定引发强烈的反响。

侯是三个导演中最知名的,所以他导演了与影片同名的开头部分。但万仁导演的第三段及其标题“苹果的滋味”引爆了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削苹果事件”。在这部电影发行之前,有谣言传播开来,说万仁导演的部分对于台湾日常现实提供了不利的描写。这些谣言源自影评人协会中的保守成员,谣言强大到让“中影”首先展开了自我审查。如果不是《联合报》的杨士琪泄露了消息,然后焦雄屏等人进一步推波助澜的话,这部电影很有可能遭到暗中删剪 [37] 。这些年轻的影评人齐心协力,让当局和影评人协会灰头土脸,而且出人意料的是,日报上的公开争论,不但使得影片一刀未剪顺利发行,也使得这部影片获得了票房成功。黄建业说,1989年侯的《悲情城市》最终上映,未被删剪,正是六年前“削苹果事件”的结果 [38] 。另一方面,焦雄屏则感觉,类似事件的影响很容易被高估。——但无论如何,事情在发生变化 [39] 。这件事给创作前线带来了改革分子,他们思想更开放,更关心公共舆论,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更清楚地意识到,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孤立使得它的文化产品更加重要 [40] 。侯自身毫发未伤地躲过了这个事件,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呼吸空间,至少从政治角度来说是这样的。他也有一群年轻的影评人朋友,只要有需要,他们就会在媒体上维护他。这种事情很快发生。

有人可能会质疑侯孝贤执导的部分到底有多“新”。新电影的一个特征是它对台湾经验的集体聚焦,这是一种间接的政治表达方式。就某种意义来说,侯孝贤在他的商业三部曲中,已经在类型范围内对此做出了尝试。这三部电影都论及常常与城市对立的乡村,这个主题他在新电影中探讨得更深入。在风格上,为了捕捉更好的表演,侯已经偶尔展示了比其同侪稍微更长的镜头。而且,在这部电影中,就可能的政治弦外之音来说,他执导的部分是三段中最柔和的,尽管它有一个压缩在定格画面中的矛盾的结尾 (XXIX) 。那么,侯首次正式进入新电影是一个突破吗?

一个关键的突破是语言。国民党倡导的苍白的“国家想象”把语言统一当作统治的基石。当局毫不掩饰地希望台湾话缓慢消亡,但这个消亡始终没有到来。(今天甚至大部分外省人也学习了一定数量的台湾话。)台湾话曾偶尔为侯的商业三部曲锦上添花,但是“国语”仍然是通用语,即使在乡村场景中。在《儿子的大玩偶》中,侯着迷于追求任何情况下的语言精确,不论最终会有多少种语言,也不管和当时的政策有多抵牾。黄仁认为,1983年批评这部电影的争论的真正焦点是,“中影”拍摄了一部主要采用台湾话的电影,就当局的意识形态来说,这是开历史倒车 [41] 。然而只有侯执导的部分几乎只使用了台湾话,考虑到这个故事的乡村背景这是合理的。与之相比,万仁的部分,混杂了英语、“国语”和台湾话,考虑到此片涉及的角色包括美国大兵、美国护士、外省人士兵和一个移居台北寻求更好的生存际遇的本省人劳工家庭,这种状况也是准确的。侯的部分之所以可能“躲过”责难,是因为保守势力选中了一个更容易打击的目标:在那个很难获得好票房的年头,只有侯是证明了票房能力的成名人物;万仁实际上并不出名。

和他后来的作品相比,侯此次对台湾经验的描述似乎显得简单和直接。但是,一些镜头也预示了将来的风格:比如一个男人坐在停住的人力车里挥帽扇风,另一个男人在喝茶,学生们安静地站着看书,当火车司机出现的时候,火车正在装载邮包,人们为一桩交通事故发生争吵(三明治人 (XXX) 后来将此事告诉他妻子,殊不知她在偷偷跟踪他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些镜头看上去似乎是多余的。侯已经在为这个简单的故事填塞多余的时刻,不过它们一点也不多余——相反,它们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结构,给他的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微妙的韵味。而且,片中也出现了少许密集的场面调度,这将成为侯后来作品的标志之一。当教堂在免费施舍面粉的时候,三明治人出现了,靠近镜头是一个男人在分发面粉,而一个女人正拿口袋在装,从他们的中间,可以看见三明治人在后景中走过一道门。后来,他沿着空荡荡的火车铁轨走向远方,证明侯已经能够利用由日常事物创造的对角线构图形式。这时的侯还不是后来的场面调度大师,但是他再也不是一个新手。

在这部电影之前,侯的平均镜头长度并不比他的导师之一李行的要长多少,通常在十一至十三秒之间。相比之下,在《儿子的大玩偶》中,现在平均镜头长度刚超过十六秒。和侯孝贤后来的作品相比,这些数字小得可怜、不足为道,但是这是侯孝贤在镜头长度上第一次开始和他的同辈们拉开距离,甚至是他那时最密切的合作伙伴陈坤厚。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呈现一种更统一、严肃的基本生存状态。尽管有滑稽可笑的时刻,甚至涉及一些污秽的东西,但是这种格调的一致性,将这部电影和侯的商业三部曲区别了开来。那些电影或多或少地混合了感伤的爱情需求和十足的笨蛋,这在当时的台湾电影中一点也不稀奇。现在侯的表现出人意料,整部作品调子整齐,尽管它只是一部短片。《儿子的大玩偶》是侯的创作生涯中最少被记住的一步,因为它总是被那场争论给遮蔽。不过,不太被记住的一步,并不是不必要的一步。侯的下一步,要忽视就困难得多,对侯本人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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