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单纯的数字通常只能说明部分事实。1977年台湾总共制作了四十九部“国语片”，1978年产量跃升至九十五部。这一数字逐年递增：1979年是一百二十部，1980年是一百三十三部，1981年是一百三十八部，1982年是一百四十四部。到了后来总数才下降到1983年的“区区”七十八部 [23] 。然而，数字只不过掩饰了一个长期酝酿的危机。尽管1979年多厅影院的数量有所增加 [24] ，而且出现更多的制作公司 [25] ，但是本地制作没有革新，没有长远投入。除了当局支持的偶尔几部大制作电影，仍然只有同样低廉的电影。观众变得厌倦，特别是那些海外市场的华人观众。正如卢非易所描述的：“原本具有逃避现实功能的电影，现在反而成为观众想要逃避的对象。” [26] 观众逃离影院，而影院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在1981年，台湾观影人次达两点五一亿，1982年只有一点九二亿，到了1983年，下降到只有一点三五亿人次 [27] 。
如果仔细考察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的台湾电影工业，这些数字只能强化人们的忧心。尤其刺激台湾知识分子的是，香港电影新浪潮获得了评论上的肯定。小野说，1980年下半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威胁开始了，徐克、许鞍华和其他人开始在台湾本土电影节金马奖上打得台湾电影溃不成军，表明“中影”的制作方式已经过时 [28] 。与此同时，在长时间的中断之后，大陆再次制作电影，如谢晋的《天云山传奇》（1981），并且在海外上映。1980年7月，一家台湾报纸对大陆电影在台湾逐渐失去的海外市场上映表示了担忧。也有人发出警告说，大陆如今在香港拥有四家影院 [29] 。
公众不太注意到，即使在党营的“中影公司”，财政危机也在潜滋暗长。很显然，当局认识到危机正在发生。1978年宋楚瑜成为“新闻局局长” (XXVIII) 。他很快意识到当局正在扼杀电影工业。他改革金马奖，使得它更像美国的奥斯卡奖，而不像它自1962年以来那样是墨守成规的当局政宣平台。更重要的是，到1982年，他结束了“新闻局”对剧本的审查：现在他们只是审查最终的成片 [30] 。宋不仅关心当局对电影工业的态度，也关心这个工业本身的形象。1981年6月，宋楚瑜向电影界发表了著名的公开信，他的苦恼变得众所周知，作为“新闻局局长”，这是史无前例的。根据宋的说法，当局现在已经开放了，而且为了给制片商呼吸空间，控制上也松绑了，但是电影业没有利用有利条件，相反，仍然普遍目光短浅地追求短期回报，不做长期投入。更重要的是，电影具有重大的艺术和文化意义，不但能在岛内，也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 [31] 。这为电影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地位。宋提出的三大准则——专业化、艺术性和国际化 [32] ——也获得了官方认可。
“中影”的新总经理明骥，把这个官方规范很当回事。他也显然喜欢恐龙。因为中影隐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明骥在1982年宣布了一个“低成本/低风险”政策。但是，他起初并不清楚该怎样执行这项政策，甚至在“中影”制片厂观看了一个公开的恐龙展之后，思量拍摄一部关于恐龙的集锦电影。“中影”内部的少壮派，特别是编剧小野和吴念真，看到了他们的机会。明骥征求意见，小野提供了另外一个建议：何不拍摄一部集锦电影，让那些刚从海外电影学校毕业归来的年轻导演，每人拍一个部分呢？毕竟，这样也可以真正地省钱 [33] 。明骥同意了。很快，这部多段式电影《光阴的故事》在1982年8月发行。小野认为这纯粹是走运的结果：“我问过自己，假如那时中影没有举办恐龙展，而且公司管理层不能容忍几个毫无商业电影经验的年轻导演，允许他们拍片，新电影还要等多久？” [34] 不过，事实上，明骥在设法应对经济压力，并且呼吁上层改革。不管怎样，这是台湾新电影微不足道的经济起点，而在当局长达数十年的钳制和香港电影工业商业威力的双重夹击下，新电影意外地诞生了。
电影《光阴的故事》壁纸
没人对这些电影寄予什么期望。私营制片商认为“中影”的新政策只是暂时的，因为“中影”在这些电影上的投资不足它的战争大片的四分之一 [35] 。然而，很快，许多人得出了一个相反的和同样错误的结论：这股新潮流有可能挽救这个举步维艰的行业。《光阴的故事》被认为是台湾的第一部艺术片，单纯作为新生事物来讲，在票房收入方面表现也不错。关键的突破是《小毕的故事》（1983）。此片改编自著名作家朱天文的短篇小说，侯孝贤和陈坤厚不只想购买这个故事的电影版权，也请求朱天文参与编剧。据朱天文说，她为《小毕的故事》写的剧本是场灾难。但是最终由陈坤厚导演、侯孝贤和朱天文编剧的成片，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票房成功，使得很多私营公司相信如今拍摄“乡土”电影（他们是这么描述的）是条出路。不久，围绕下一部多段式影片《儿子的大玩偶》的争议，也为新电影引发了又一次票房成功。此后，这场运动在制作数量上起飞，但票房回报却不是如此。发行商给这些电影安排绝不会给其他电影的“死亡档期”。尽管阻碍重重，但偶尔还是会有新电影作品斩获不菲票房（比如《光阴的故事》），不过通常是因为没有其他新的竞争对手 [36] 。由于新鲜感和一些争议，这些电影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它们不是电影工业的救星。
侯孝贤在此之前已经导演了三部电影，而且都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大多数电影做不到这点。假如台湾的商业电影工业相对健康地维持下去，侯孝贤很有可能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业导演，长年拍摄有趣、离奇然而也多半传统的电影。与其说侯孝贤需要“中影”，不如说“中影”更需要侯孝贤。不过，他还是受雇参与了拍摄“中影”的第二部多段式影片，这部片子也以他导演的那个部分命名。那个选择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台湾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