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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一个空前的文化事件

在1987年戒严令解除之前,在台湾,只要谈论“二二八事件”就足以构成谋反。仅仅两年后,《悲情城市》永远地改变了台湾的政治和文化风貌。鲜有一个历史事件——以及一部关于同一事件的电影——在一个地方具有如此持久的影响。最初这部电影是要讲述“二二八事件”的余波,聚焦来自上海的逃亡者,他们离开大陆来到这个最后的码头。故事结束于1956年,到那时角色将意识到他们再也回不去了。然而,嘉禾公司要求这部电影到澳门拍摄,这样他们可以施加更多的控制。侯断然拒绝了 [49] 。侯解释道,后来,“因为戒严令解除了,我们决定直接面对事件本身,拍摄《悲情城市》。所以它真的全归结于时机 [50] ”。

电影《悲情城市》壁纸

侯这次遇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资金。最重要的投资人是邱复生,他是年代国际的老板,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国际电影发行商。侯坚持说,这是一部历史片,筹备复杂,他没法再做任何削减,邱于是提供了一千五百万新台币的预算。另外五百万新台币由日本投资人提供,他们安排在日本的声音混录、电影配乐、胶片洗印,以及敲定一切项目的时机。拍摄花了十个月,预算膨胀到三千万新台币(大约一百万美元) [51] 。在影片发行前,有两个人在海外推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香港的舒琪和台湾的焦雄屏。不过,在台湾,考虑到影片题材的政治敏感度,焦和其他人在影片上映前保持低调 [52] 。影片快完成时,事情变得错综复杂。《悲情城市》没有直接从日本的后期制作工作室搬上台湾的银幕;相反,影片走了一条迂回的路线,事先做了两次关键的停留:1989年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和“新闻局”的审查。

在《悲情城市》之前,还没有台湾电影参加过像威尼斯电影节——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节——这样的高端角逐。起初人们期望不高;通常的看法是,对一部台湾电影来说,能参加如此享有盛誉的竞赛,已经足够光彩了。但是,关于它有机会赢得最高奖项金狮奖的议论沸沸扬扬。一个记者写道,评审团主席安德烈·斯米尔诺夫(Andrei Smirnov)向来喜欢中国电影,比如著名的大陆导演谢晋的作品 [53] 。一旦期望提升,鉴于台湾的政治地位,或者说其地位的缺失,台湾媒体中有人就忧心忡忡。在威尼斯,有好几篇文章谈论“空旗杆”的话题,因为基于政治惯例,电影节不能升“中华民国”的旗帜。很多人预测这终将有损该片获得任何奖项的机会 [54] 。一个记者如下总结道:“因为我们和意大利没有‘建交’,我们的‘国旗’在电影节上不能飘扬,这是我们感到痛惜的缘故。但是《悲情城市》能够依靠自身的艺术成就和任何国家与地区的电影较量,这个事实是近几年台湾灵活处理外交事务的结果。” [55]

结果证明,他们过虑了。1989年9月16日,台湾每家报纸的头版都宣布了《悲情城市》获得金狮奖的消息。侯孝贤的照片刊登在台湾主要日报上,他一夜之间变成了明星。更重要的是,这个奖并不仅仅被视为侯个人的胜利,而是整个台湾的荣耀 [56] 。侯不但攀上了电影节领域的最高峰,而且已经征服了它,通过文化和艺术的手段创造了一个“外交”成功。

然而台湾当局对金狮奖爱恨交加,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奖让国民党在岛内手忙脚乱。“新闻局”处于一个极其微妙的位置,因为它现在不得不同时顾虑岛内和国际上对台湾当局的看法。1988年只有一部电影被禁映。甚至此前曾经禁映的电影,如《再见中国》 (LII) 和《倾城之恋》 (LIII) ,现在都允许上映了 [57] 。而且,台湾当局的审查一直故意让人捉摸不透,这无疑将造成电影人的自我审查。还有,没人确信当局将忍受一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电影。在这里时机至关重要。和常规程序相反,《悲情城市》的一个拷贝直接从日本送往威尼斯,绕过了“新闻局” [58] 。“新闻局”被告知要到9月4日才能收到电影拷贝,因为加载中文字幕耽搁了 [59] 。随着该片在威尼斯备受瞩目,当局面对这部电影有两个版本的尴尬前景:一个国际版本,一个岛内版本。令人惊讶的是,在最初的一场秘密放映之后,“新闻局”成员并没有做什么。相反,他们召集十七个“社会贤达”来观看这部电影,包括电影和广播行业的人士,以及台湾历史专家。9月11日,金狮奖揭晓前几天,报纸宣称十七人小组已经建议这部电影不作任何删减上映,而且“新闻局”同意了。《联合报》声明,侯此前在国际上强烈抗议《尼罗河女儿》的结尾,而对《悲情城市》的任何删减都将产生一个更大的丑闻。12月举行关键投票,因为侯作为导演的国际声望,以及国民党在岛内与台湾当局在海外的形象,他们别无选择地让影片通过了审查 [60] 。

不过,第二天,影评人、记者和侯的关键幕僚詹宏志(他也在片中扮演了一个知识分子)放映了“新闻局”通过的版本。詹震惊地发现有两分钟片段不见了:影片快结尾有场戏,讲文清和其他知识分子在山上的藏身之处被军队包围,其中一些人被枪杀 [61] 。谣言满天飞。有些人认为当影片首次过海关时,军方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而且在放映给十七人小组看之前,已经建议“新闻局”删掉这段戏 [62] 。然而,无论是军方还是“新闻局”都没看过这段戏,或者说知道它的存在。原来是年代国际的邱复生在拷贝送往“新闻局”之前,事先删剪了敏感部分,而且显然没有让侯事先知道。新的流言散播开来,说年代的老板掌控一切——从最初完整版本出现在威尼斯,到推迟把拷贝从日本运到台湾,再到删去那两分钟戏份。考虑到1983年的“削苹果事件”,邱一定预料到不可避免的强烈抗议,会迫使“新闻局”作出二度审查——它将不得不允许影片不作任何删剪上映,而且,这也是一个宣传妙招,只会给票房收入带来好处 [63] 。无论这是否是邱复生的意思,事实的确如此。为了《悲情城市》在岛内的上映,包括有争议的两分钟片段在内的完整版本被放弃了。

尽管媒体喧嚣一片,但是没人能完全预料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影片上映前,出版的剧本已经卖了一万册,在台湾历史上创造了最快的销售纪录 [64] 。虽然比一般华语片票价要高,但是这部电影的首映竟人满为患,甚至打败了美国和香港的竞争对手,迫使许多台北影院额外增加上午九点的早场 [65] 。在台北上映十一天后,仅在此一地就收获了四千万新台币票房 [66] 。据估计,到年尾,台北票房数字大约为六千六百万新台币(约合两百万美元),是据估测的庞大预算的三倍 [67] 。很难说全台湾到底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据报道台北以外的观众数量甚至更大,特别是在台湾南部,那个地方向来因不精确报告票房数据而臭名昭著。尽管如此,据说最终还是有一千万人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粗略地说,约有一半台湾人口看过这部电影 [68] 。

《悲情城市》成为一个长期的文化事件。当然,威尼斯金狮奖,以及围绕那消失的两分钟片段的争议,发挥了作用。但是,营销和争议无法掩饰影片两个半小时的片长,也不能改变放映制度——众所周知,对那些不以香港的动作或喜剧作基础的片长更长的电影,它绝不留情。这部电影有可能为难初次观看的人们,也会为难不能理解它的观众——这本应阻碍其他人观看它,但是,他们依然成群结队地观看这部电影。难以置信的人数表明“二二八事件”在台湾的共鸣有多强烈,表明国民党四十年来试图抹去这段历史的企图完全失败。因为《悲情城市》,“二二八事件”自此永远进入了公共领域。

然而,侯在岛内外的成功与其说整合了台湾,不如说暴露了电影工业内外充满了政治分裂。在1989年12月台湾自己的金马奖上,这部电影受到的冷遇,让这一说法显而易见。尽管为华语电影获得了最高奖项,尽管为台湾电影创造了岛内至今没有打破的票房纪录,《悲情城市》却只摘取了两项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男主角奖(饰演大哥的陈松勇),每个奖项都是以七比六的投票率险胜。评委们将八个奖项,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给了来自香港的关锦鹏的《人在纽约》 (LIV) 。这个结果的政治性质对任何人来说都一目了然,而媒体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关锦鹏本人也对此颇为尴尬,他一再宣称他的影片在艺术性上无法和《悲情城市》相媲美 [69] 。只有“新闻局局长”邵玉铭公开为这个决定辩护,他说评审团寻求的是与“精英电影迷”的品位相对的“小人物”的品位 [70] ,当然,他忽略了票房的因素,在这方面关锦鹏的电影在侯的电影的面前相形见绌。侯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他说他赢得最佳导演奖仅仅是因为金马奖需要保全点面子。这当中最激怒他的是他的技术班底,陈怀恩(摄影师)、廖庆松(剪辑师)和杜笃之(录音师),完全被奖项剔除了 [71] 。

此外,和该片在电影业外激起的政治恼怒相比,上述事件不值一提。不仅是台湾的长期身份危在旦夕,而且更迫在眉睫的是1989年12月台湾关键领导岗位的选举。所有人都认为这部电影的时机至关重要。侯和他的伙伴们齐心协力,并肩作战,表明这部电影属于“至高无上的”艺术领域,不应被党派政治玷污。编剧之一吴念真是台湾本省人,用他的话说,这部电影的目的是将这件事公开化,而不是任其成为一个政治工具 [72] 。但是没人相信侯和他的伙伴们。而且,政治分歧另一端的人们断定侯和敌方合谋。

在国民党这边,没人比声誉不佳的将军郝柏村更能代表传统、保守的大中国观点,他当时是李登辉当局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就在该片在台湾公开发行前,郝和其他人观看了《悲情城市》的私下放映。他的反应,记在他的日记里,值得充分引用:

显然,《悲情城市》意图丑化党(国民党)和当局,煽动本省人和大陆人之间的愤怒。即便有些人声称它的意思是隐晦的,但是它的目的最清楚不过。士兵逮捕共产党的场景,一味展现令士兵蒙羞的暴力,而没有解释他们不得不做那些事的原因。尽管这部电影在威尼斯获奖,它却是沉闷和乏味的,很可能票房失利。我唯一能够真正断言的是,反对派显然早有计划,这就是为什么在年底选举前上映这样一部电影的原因,因为有助于“台独” [73] 。

郝对这部电影的票房成功有如此糟糕的预期,表明严重低估了“二二八事件”在台湾的长期影响。

此片在12月选举中对国民党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有待讨论。国民党一直依赖一张王牌,那就是如果一个像民进党这样的党派接管台湾的话,大陆的共产党可能会发动进攻。然而,这次选举对执政党是一个重大打击,它失去了好几个市长和县长席位,这在台湾的政治结构中是一个关键态势,将在1990年代极大地帮助民进党。然而民进党及其支持者期待的远不止此,有些人甚至料想,既然“二二八事件”已经成为台湾日常话语的一部分,也许国民党将彻底垮台 [74] 。怀抱如此热切和也许不切实际的期盼,当事情发展尚未明朗的时候,有些人就迫不及待地寻求解决方案。有人散播新的谣言,指责侯暗中与国民党合谋拍摄这部电影,以助缓和公开“二二八事件”的潜在风险。小野经验丰富,在“中影”时就谙熟国民党处理电影的手法,他相当直率地驳斥这种指控:“国民党没那么聪明。” [75] 但是,这种看法依然存在。

后来,对侯的类似批评结集为一本名为《新电影之死》的文集,1991年首度出版。这些政治写作不是以侯的个人失败为分析基础,而是以制度失败——表明一成不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包括电影业在内,一直吞噬侯这样的“进步的”文化元素——为基础 [76] 。一个影评人暗示,金狮奖,以及《悲情城市》在岛内的票房成功,与其说是艺术的产物,不如说是时机和高明营销的结果 [77] 。对这些满脑子政治想法的影评人来说,最困扰他们的是《悲情城市》的美学。他们的指责主要是,对国民党犯下的最恶劣的罪过,这部电影本该清楚明白地加以定罪,但是侯的特殊风格却表现得态度暧昧。比如,有个作者说,大量的人物进出画框,就削弱了解释这些角色所处环境的潜能,特别是大多数重大事件,包括他们苦痛的主要成因,都在银幕上付诸阙如 [78] 。廖炳惠如下批评道:“每当政治问题将要出现,镜头立即从现实的政治压迫和暴力切换到山峰、大海和渔船,利用美丽的山海风光来替代和忽视现实问题。” [79]

最近二十余年来,捍卫侯的学术辩护与日俱增,且日益复杂化。但是它们也令人吃惊地达成共识:《悲情城市》是另一种历史。在导论中引用的裴开瑞和玛丽·安·法夸尔的观点是,这部电影代表了一种次“史学”。定居洛杉矶、接受西方训练的学者叶蓁,为这部电影的历史描绘辩护,认为它是台湾1980年代后期“去殖民化”的总体进程中的一部分:

侯的电影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其敢于在大银幕上复述争议性事件,也因其有意“自下而上”地讲述历史,削弱了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悲情城市》明确拒绝国民党当局的表述和意见,没有给予其视觉呈现 [80] 。

换言之,侯不是“客观地”如实描绘历史事件,而是通过个别角色的主观性过滤了一切,揭示了“所有的历史知识如何通过描述人类行为来传达” [81] ……罗斯玛丽·哈登(Rosemary Hadden)特别注意到女性角色如宽美的画外音,“产生了一种反驳论证,破坏了国民党主导叙事完整统一、神话创造的一面” [82] 。

更重要的是,在台湾如今大部分学者都支持侯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处理。比如说,林文淇评论道,这部电影老练描绘的,不是实在的暴力,而是暴力对不在历史事件中心的角色的影响。因此,它呈现的是一种更深刻、更真实的台湾人画像,而不是期待中的任何“客观的”历史。最重要的是,“《悲情城市》以庆祝台湾回归祖国开头,然而结尾却是与祖国的分离” [83] 。叶月瑜的中文论著认为没必要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直接和传统的描绘。在她看来,这只是“大历史”,也即所有的官方历史强调的国家和政治的另一种形式。不过,《悲情城市》是另一种历史,一种“私人的历史”。因此,这部电影合理地运用了生活碎片,如那些无法掌控事件进程,却注定成为受害者的人们的日记和家庭照片 [84] 。所有这些观点达成了一个基本结论:《悲情城市》是另一种历史,本应称赞,却遭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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