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神圣使命

文学的神圣使命

作者|鹿志锋

一

人们曾经论争过“为艺术的人生”与“为人生的艺术，我以为不必，因为如果说艺术是美学意义上爱与美的高级形态，那么从爱的情感出发进入美的艺术状态，就又会以真善美的情致延伸向真善爱，在深层的哲学智慧里，真正的人生即艺术，真正的艺术即人生，艺术精神与人生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对于文学，我看重作家人格与文学品格，因为没有二者的统一就没有真正崇高境界的文学。雨果有悲悯者与拯救者的情怀才有了《悲惨世界》，托尔斯泰有自我灵魂的救赎才有了《复活》。无论文字多么粗朴也抹杀不了真诚者的文学精神，无论文字何其华美也掩盖不了说谎者的虚伪灵魂。人品与文品虽不能完全对等，但如果不是统一的，就势必出现人与文的分裂。其次我看重的是文学精神，我以为文学最重要的，一是悲悯精神，二是批判精神，三是拯救精神。文学如果不能以正义心胸、人文情怀、艺术价值审视和观照现实与人生，就会背离文学精神也不能体现时代精神。当下中国社会，太需要文学精神的观照和关怀了。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学，缺乏一个民族真正的对人终极价值探求的哲学体系的支撑，由于受政治扭曲的文化缺失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因四大名著中，无论《红楼梦》还是《三国演义》，无论《水浒传》还是《西游记》，都没有为这个民族的人生选择与社会进步起到精神支撑与理性指向的作用。《红楼梦》虽然是杰出的悲剧作品，然而以贾宝玉疯遁空门为结局，让人看不到封建大厦倾倒后的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三国演义》以“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证明中国圣王败寇的历史逻辑与文化怪圈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受召投降，只能说明中国“农民革命”盲目狂乱、充满暴力、目标错谬：《西游记》塑造了孙悟空这个上闹天宫，下降地妖然而缺乏理性，迫不得已只能退回花果山。在传统文学作品中，思想建设性、社会进步性、人生主指导性的文学精神的美学价值何在？

所幸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以鲁迅、巴金、萧红为代表的思想启蒙文学与批判现实文学……然而此后由于意识形态控制，至今无一部作品能为民族的文化选择、精神重建、人生指导指出方向，概因缺乏从文化崭新视觉，梳理历史、揭示现实、前瞻未来，完成精神重建。这是中国文学的致命弱点，而西方文学是心灵解放、社会进步、文化创新的产物，其背后有悲悯精神、人文精神、拯救精神的价值支撑。更为可悲的是，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竟处于媚俗、浅薄、平庸、下流的状态，不仅缺乏体验底层的感觉和理性，而且缺乏悲悯清欢和人文关怀、批判精神和拯救精神，我们不能不反思作为文学艺术家的精神走向、价值取向和文化方向，审视他们的写作心态和艺术姿态。

真正的文学艺术家是不分什么形式主义派别的，如果分也许可以分为三派，人间苦难的悲悯派、现实生活的批判派与人类灵魂的拯救派。因为人类历史是一条时间的河流，生活世界是一种长久的存在，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远的文化存在，我们不能把某些形式转换等同于文学精神与艺术精神，无论什么派别，无论什么形式，缺乏伟大思想与艺术精神、人文关怀和哲学智慧的文字，是经不起时间的淘汰的。贝多芬的音乐，梵高的绘画、莎士比亚的戏剧、普西金的诗歌以及雨果和托乐斯泰的小说，再过亿万年还依然是文学艺术的经典精晶，因为其负载着人类的精神追求和终极价值，即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正义、真理、尊严、自由、幸福的向往，这是人类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学艺术的价值所在。

因而，我很重视写作者的精神人格与文学品格，重视作家的心态和姿态，经过长期的思考与定位，我最终认定的十六字是：站着做人，坐着读书，躺着思考，跪着写作。我以为这是作为一个作家、文人应有的崇高态度，因为人格精神是人类的高贵精神，文学精神是人类的崇高精神，艺术境界是人类的高尚境界。

二

我们知道，人类通过背叛自然而宣告诞生，在进化论闪烁光芒的链条上，人从猿的站立而成为人，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人类对文化的选择或者文明的选择，却自造了跪着的历史，构成了人类的社会性悲剧……为了重新创造站着的历史，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应担负起这艰难而神圣的使命。

梳理中国几千年历史，我们不能把历史悲剧和罪恶只推给历代帝王和统治者，从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文化开始，历朝历代的“文人”是逃脱不了责任的。从“学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官”，文人一直充当犬儒主义的角色，从来未思考怎样改变这“奴性”的历史文化，改变奴役者和被奴役者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改变我们中华民族的跪着苟生的历史。透过血染的历史风烟，我们看到底层的劳苦大众，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皇权社会，在残暴政治与势利文化双重压迫下，从来就没有站着做人，鲁迅先生所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两个“时代论”，是对中华民族跪着的历史最深刻最辛酸的表述，站着做人一直是人民大众的追求和向往。我理解的站着做人，不仅是指获得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更是指在文化意义上让人获得的自尊、独立、自由精神与权利。那么，作为文化负载者和传承者的文人，作为文学家和艺术家，首先应该懂得站着做人，因为只有当自己具有自尊、独立、自由精神，具有正义思想、正直人格、正派作风，才有资格秉笔为文，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从文化上指点江山，激扬思想，弘发精神。加缪说，“在这不可敬的历史中，用可敬的方式努力于人的尊严。”，应该是文人、作家、艺术家的左右铭。谁选择了文学与艺术，谁就首先选择了站着做人与为人的尊严、独立、自由而请缨的使命，为人的实现和幸福而呐喊，为人对生命悲剧超越和进入审美状态而构筑天堂。

然而中国当代作家和艺术家，却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一是“政客化”倾向，许多作家成了半政客半作家，向权势靠拢，拉帮结派压制文学新人：二是“贵族化”倾向，因为用文学手段获得了名利地位，踏进了毫宅洋楼，过起了晶茶、赏花、猎色的优雅的“贵族”生活；三是“商人化”倾向，把写作和金钱勾联起来，为发财而写作，啥能卖写啥，啥无耻写啥；四是“流氓化”倾向，以文学艺术为招牌，写些骗人的东西，邀宠换钱也猎色：五是“颓废化”倾向，把写作只当作渲泄个人不良情绪与颓废欲望的方式。想想看，真正以人的良知与时代良知沉下心来为大众写作的能有几人?诸多作家、艺术家抛弃人民大众背弃文学精神，根本不弘扬人文精神、不追求终极价值，不担当艺术使命，媚俗文学、时尚文学、泡沫文学充斥文坛与市场，泛滥到令人作呕的地步。歌德说，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有文学的堕落，其实更为具体的说，就是先有作家的堕落才有文学的堕落。作家和艺术家的良知和人格丧失了，其文学作品与艺术作品又能高尚到哪里去?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既如此哪来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苏格拉底宁死不放弃为真理思辩的权利，实质是不放弃站着做人的尊严。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作家应该站着做人的道理，只有站着做人，才能以伟大的人格姿态创造伟大的作品。

三

我所说的坐着读书，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心态。坐着读书意味着沉静和深入，意味着平和和客观，也意味着不怀傲慢与偏见，更意味着不浮躁、不走马、不消费，而是以一种坦诚态度面对作者与作品，进行倾心交谈，进行深入对话，进行深邃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与伟大的作品交流，与高尚的人对话的境界。

希尔提在论读书的规则中说，“用正确有方式读好书，使其成为自己的东西”，又说“所谓正确地读书，就是对你想更深刻掌握其含意的内容反复阅读……”照我理解，读好书就是向高尚和美好倾近，本就怀着一种建立崇高人生价值取向的美好愿望，并且在客观阅读和主观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人文情怀、理性精神和人生智慧，当然也包括为写作形成．和建立一种艺术价值观。卢梭、黑塞、加缪、爱默生、雨果、托乐斯泰以及马克思诸多伟大的著作者，只所以成为思想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与通过严正阅读与思考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艺术观有绝对的关系。其读书的心态一定是健康的，姿态一定是安详的，或正襟危坐，或扶案端坐，或仄身卧坐，才完成了从聆听到思索、从交流到思辨、从批判到创立的阅读升华，然后才去著书立说。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我对这段话一直存疑。鲁氏兄弟都是读了很多书的人，都是饱学之士，然而却走上了绝对相反的路向，周树人成了民族英魂，周作人则成了民族汉奸，这是为什么呢?青年思想家余杰在《玩知丧志》一文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周作人的变节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一些中国文人身上就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正义的旗帜。可见读书态度对做人和著书的深刻影响。读什么样的书和以什么态度读书绝非随意的事情，尤其对一个想有成就的写作者来说。陈忠实曾经说，他极不满意浏览报纸和杂志以及追着畅销书的读书态度，他要坐下来读一批长篇名著，比如《复活》、《静静地顿河》、《百年孤独》，结果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最好的说明，可见坐下来深入读书的意义。

然而现在，作家能有几个人能稳坐下来沉下心来读书呢?在社会转型的商业时代与消费时代，追逐时尚成流风，盯着市场盯着钱口袋进行写作，于是便盯着报屁股和人屁股进行阅读，热点阅读与快餐阅读，读口水读蔗渣读畅销，就是不读厚重和经典，其结果如何?不仅以阅读败坏自己而且以写作污害大众，将神圣的文学拉下污水，以欲望化的泛滥风潮亵渎崇高，消解人文精神以至冲破了道德底线。鲁迅先生说，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光。然而当今文坛许多人的阅读和创作却成了埋葬国民精神的黑幡纸钱和鬼哭狼嚎的唢呐声。也许有人说，这不是文学也不是文人们的错，是社会有了问题时代出了毛病，是整个国民精神错乱的必然。我不能赞同这种说法，因为真正伟大的作家，恰恰是通过阅读、观察、思考、写作、建立，在精神黑暗的时代燃亮精神的火光，照亮人类行进的航道。

希尔提说，“真正有教养的人，即使处在道德沦丧的时代，也能平稳地站在动荡的旋涡中。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建设国家和人生的精英分子，会再次在生活的考验中获得成果。”一个作家未写出经典文学并不要紧，在精神颓废的时代，如果通过阅读不让自己精神沉沦，通过思考不让自己随波逐流，通过坚守不让自己丧失人格，就是莫大的光荣，这也许就是坐着读书的价值。

四

人是什么?这是哲学首先追问的问题。在古希腊一座神庙上写作一句话：人啊没人是你自己，这是何意？苏格拉底说，不经省思的人生布值得一过，而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并且说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可见思想的价值所在，因为思想的意义就是活着的意义，思想的价值就是生命的价值。

是的，人类一直是在思考中进步的，老子、苏格拉底、卢梭、康德、托尔斯泰、鲁迅、顾准、洛克……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人类具有伟大头脑、智慧头脑的文化人，铸下了思考的结晶，书藉便是这思考的结晶体，从而创造了思想、精神、智慧、文学，丰富了人的心灵世界，也使人获得了做人的尊严，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然而，人类的思考还毕竟是不圆满的，比如就缺乏对于人文与科学的哲学把握，由于“人类中心论”的产生，严重造成对生态世界的破坏，人口膨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工业、城市文明所催发的战争与恐怖，导致了人类和万物生存的危机。笛卡尔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上帝笑人类思考的偏颇与局限，笑人类的哲学智慧没有把握好最基本的生态与生活、文学与科学的平衡，以至造成了一个倾斜的世界，一个充满末日意识的世界，其实我想上帝的笑是饱含悲酸的。

因而我提出躺着思考的思考态度。我所说的躺着思考，是这样一种姿态，即横卧山川，头枕双臂，背贴大地，仰面星空。康德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令和头顶的灿烂星空，表述了他遵从自然和恪守精神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大概也是躺着思考的结果吧!紧贴大地当然是有深意的，这意味着紧贴现实、底层和大众，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深刻的底层体验从而关注底层，而仰面星空则意味着仰面历史时空与未来时空，我想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把握现实把握所处的时代，无论对思想家还是文学家，只有这样全面、宏观、立体的思考，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对于社会与人生，对于思想与艺术的理性审视与价值判断。

然而当代中国一些学人和作家，并没有正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躺下来思考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诸多问题和命题，比如商业时代扭曲的市场经济下，官僚体制与权力腐败，商德沦丧与金钱致恶、精神堕落与人性异化等严重问题，而是随波逐流，追浮华时尚，追虚名实利，追低级享受，追炒作效应，写出了媚俗媚性的三流作品，一时间王塑、九丹等人亵渎崇高崇拜肉欲的作品泛滥成风，管什么学术价值和艺术精神，只要能招徕卖点，什么无耻写什么，而许多所谓文艺批评家，也鼓风造浪，谁红捧谁，恶俗的能说先锋，浅薄的能说深刻，如乡下的三流乐人，无论红白喜事都扛着唢呐赶场一样乱吹一通，混一顿臊子面挣一个小红包，相得益彰之下，把文坛弄得风风雨雨，把文学弄得癫癫狂狂，这与不能躺下来冷静思考大有关系。如果抬头望一望海洋彼岸，写出《红与黑》、《悲惨世界》和《战争与和平》的真正大家，大概没有咱们中国作家的这种心态吧?你想写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么就需经受“孤独百年”一样的潜心思考。

因而，在一个价值观颠倒的社会，在一个思想芜杂的时代，无论学人还是作家抑或艺术家，都应该走出浮躁与喧哗，走出功利与庸俗，躺在大地上仰面星空冷静思考，思考现实的一切，怀着悲悯情怀、忧患意识与理情精神，尽可能接近事实与真理，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从而写出无愧于时代与人生的作品来。

五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家人居所漂泊不定，几经迁居倍受艰难，后来在卖旧家俱的商城租住下来，由于房小连放一张桌子的地方都没有，我跪在床上伏在旧桌板上写作。在写怀念母亲的文章时，由于虔诚和痛苦，我忽然想到跪着写作才是最好的姿态和心态，于是这个“跪着写作”的理念便在心中彻底清晰了。

啊，是的，跪着写作！为伟大的母亲写作就应该是跪着的，而为众多底层苦难的人民，为那些人类值得尊敬的人写作也应该是跪着的呀!想到这里，我心里曾经为之颤动和灼热，泪水竟模糊了我的眼睛。帕乌斯托夫斯基说，作家每一分钟都不应向苦难屈服，必须不停地继续前辈遗留给当代委托给的事业，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是的，文学是神圣的事业，作家应当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为大地写作，为大众写作，为母亲为值得尊敬、悲悯、关怀的人类写作，因而心态应该是虔诚的，姿态应该是跪着的，而不是袖手旁观和高高在上的，更不是施舍心理和嘲弄笔调。我相信托尔斯泰写《复活》时是忏悔心理和虔诚心态，因为他的一生就是把自己从一个贵族降落成一个平民的过程，包括他的离家出走也是对上流社会的抛弃，他以降落的姿态最终接近了伟大，谁能说他对人民大众不怀有虔诚的尊重和敬爱呢?虽然鲁迅先生对国民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其实他的内心对苦难大众怀着最深沉最悲悯最虔诚的大情大爱，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他爱的抒怀，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良知的思想家和作家。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艺术家从事那种痛苦而伟大的劳动呢?良知、情爱、责任和使命，诚如黑塞所说：一切艺术都发源于爱，而艺术的价值和内涵则取决于艺术家能爱得多深。

然而，当代中国文坛的许多所谓作家，根本不是为了弘发人文精神，为了长扬人间情爱而写作，让人悲哀的是大都是职业写手，或为名位而写作，或为金钱写作，有的甚至是在玩文学，追时尚成风，逐畅销成潮，既然无视时代的精神堕落，无视社会的腐败丑恶，无视底层人民的生存苦难，也就谈不上什么真诚，更谈不上什么虔诚了。这种世俗化、功利化和颓废化的写作，就与文学的人文情怀、艺术精神、终极价值越来越远。正如加缪在《艺术家及其时代》所说的，“人们明白了我们之间何以记者多于作家，画匠多于寒尚，明白了粉色图书和黑色小说何以取代了《战争与和平》和《巴马修道院》”。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泡沫文学、垃圾艺术、垃圾文学没有二致，和我们看到的“物质形而上作家”与“精神形而下作家”如出一辙。

“人们总是可以站在帆桨战船的艉楼上歌唱星辰，而苦役犯们正在底舵划桨，累得筋疲力尽，人们总是可以记下竟技场观众席上的风雅的谈话，而牺牲正在狮子的牙齿间喀嚓作响。”当我读到加缪的这段话。我寒心地想到社会现实和底层大众，想到那些得不到温饱的农人、下岗失业的工人、漂泊不定的打工人、讨不到工钱的苦力劳动者以及为了求生沦为妓女的姐妹们，当然也随之想到当代中国文坛的写作人。那么到底有多少作家从爱出发用良知和感情进行写作呢?试想，张贤亮这一位让人曾经充满希望的作家都漂人商海，当起了华贵的老板，贾平凹这样一位有可能成为大家的作家都躲进“精神废都”吹埙作画，余秋雨也奈不住寂寞成了矫情的传媒学者和作家，可见文学和作家已异化成何等程度，也就难怪许多男女作家抹掉脸皮脱下裤子开始“下半身”写作了。当作家丧失了人格与尊严，丢掉了良知和使命，其作品又有多少真善美可言呢?难怪人们说作家写作一是粉饰，二是欺骗，三是虚妄了，因为自身已成了精神的废墟。

当我想起法国作家雨果为苦难大众写的《悲惨世界》，想起雨果在遗嘱中说，把自己的几千法郎留给穷人，用穷人的灵柩把自己送到墓地和穷人埋在一起，我就坚定了“跪着写作”的信念，如果说“站着做人”是一种正直的人格精神姿态，那么“跪着写作”则是一种悲悯的人文情怀，“跪着写作”就像向上帝祈祷一样虔诚，这上帝不是别人就是苦难大众就是父亲母亲啊！

六

海德格尔说，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黑暗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人，都谈不上诗人。我认为这句话对文学家、艺术家包括哲学家都适用。文学是神圣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文学的神圣使命，就是运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揭示深度人性、反映大众命运、挖掘社会根源，以正义精神批判假恶丑弘扬真善美，从而带领大众通寻找人类的终极价值，并建立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

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像慌言一般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思想感情慷慨地献给人们。是的，历史的谎言太多了，时代的谎言太多了，时代和未来不允许我们的作家在梦幻中制造谎言，面对大地面对底层大众，有良知的作家应以虔诚的姿态以虔诚的心态进行写作，如许多能以代表时代良知的诗人、作家、杂文家一样，完成一个作家于苦难中拯救自己也拯救大众的神圣使命。西方的哲学从本体论发展到认识论再发展到价值论，从而我们知道所谓终级价值就是人存在的本质和人存在的价值以及人存在的幸福所在，然而可悲的是人的这种价值一直掩蔽在谎谬的历史与现实之中，掩蔽在宗教、政治与文化的愚昧残酷的暗夜里，那么天降大任于斯的哲学家、文学家、诗人与艺术家，自然就要肩负起在世界黑暗中对终极价值的追问、求索与建立的神圣职责，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拯救，也是对自己的拯救。文学艺术的顶端应当是伟大思想的塔尖，文学的底层应当是人类生活的基座，穿透社会的层层面面，文学的核心应当是关注个人命运、民族命运、人类命运的走向，从而构成文学艺术揭示现实、批判现实和建构现实(或超越现实)的多层立体状态，负涵震惊心灵、召唤心灵和鼓奋心灵的洋溢诗意的人文精神、悲剧精神和理性精神，让人在承受自然与社会这双重悲剧的体验中，得到情性的抚慰与理性的启示，让人感识人、体验人和成为人，让心灵憧憬减轻现实恶梦对人精神的折磨。正如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告诉我们的一样，文学艺术从描述西西弗斯的悲剧和对悲剧的精神超越，从而使人忍受做人并在黑暗中看到依稀的黎明，并能欣赏着花朵吹着口哨体验到快乐和幸福。由是，真正的文学艺术家就如普罗米休斯一样，需要敢于盗火的英雄主义精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简直就是一个呼天抢地的拯救者与自甘其苦的受难者，同是又是一个喊破铁屋蹈火履冰倾尽思想、精神与满腔爱心的伟大的人。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是一个从苦役犯到通缉犯的“罪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上帝，一个自我的拯救者和世界的拯救者，因为他从苦难中拯救了克赛特，又从克赛特的幸福中看到了悲惨世界的希望。

设若我们认同人的悲剧与悲剧的艺术，那么在文学中就不能抛弃传承于古希腊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悲剧精神，悲剧精神与悲观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其核心是尼采的人生哲学所昭示的创造与超人精神，也即艺术精神。因而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是在深刻认识人的命运，理解人的悲剧与精神冲动，为了人的存在与价值以及实现和幸福，试图解释历史，批判现实，昭示未来，从而完成对人的终级价值的追问，对人的终极关怀，并重建人文精神，促成一个使人得以自尊、独立、自由、全面发展的健全的社会。然而时空是永恒的，历史是永远的，那样的社会还遥遥无期，因而悲剧的存在还是一个永久的存在，那么文学艺术也就如同人的精神存在一样，是一条川流不息波澜翻涌的长河。

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文学艺术中构筑悲剧美的图景，这图景存在于人，存在于善良者、正义者、悲悯着、创造者与拯救者的心中，存在现实与未来之间，当然更存在于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脑颅，这就是文学艺术只所以经久不衰的神圣所在与魅力所在。因而，让我们以“站着做人，坐着读书、躺着思考、跪着写作”心态和姿态，坚守文学的崇高精神，担当文学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