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滴花露中瞬间彻悟

原创 威风 长稔塬上

很多年前，迷恋上了仓央嘉措的诗，对其中的组诗《地空》印象深刻，里面的每一句都美轮美奂，唯美动人，很多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让人难忘。
这首组诗共十五章，开篇第一章写道：

“好多年了，你一直在我的伤口中幽居。我放下过天地，却从未放下过你。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任你一一告别。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事都不是闲事……。”

能将男女私情、人生体悟写得如此缠绵悱恻、感人至深而又荡气回肠、洞彻天地的，也只有仓央活佛了。
据说，这组诗是仓央嘉措写给自己青梅竹马的相恋女子的。相传，当年仓央嘉措还没有成为活佛在乡野生活的时候，曾与一位名叫仁珍旺姆的女子相恋，后来成为班禅后，仓央嘉措曾多次与之秘密幽会。一次雪夜，仓央嘉措与之幽会归来后，雪上留下的痕迹被另一位喇嘛发现，恋人被秘密处死了。为此，仓央嘉措很是伤心，为这位女子写了大量的情诗来怀念她，不惜以此疏离了宗教事务，这组诗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当然是传说，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组诗却流传了下来，成为永恒的经典。

“殉葬的花朵开合有度，菩提的果实奏响了空山。告诉我，你藏在落叶下的那些脚印，暗示多少祭日，专供我在法外逍遥……。”

爱是一场修行，是一场生生世世的轮回。仓央嘉措就是那个遁入空门的僧，而女子的怀抱就是神秘安静的庙宇，她的心跳就是活佛日夜咏诵的佛经。在诗里，仓央嘉措不是普度众生的佛，而是来寻找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恋……。

仓央嘉措的诗作中很多是用“山水、花草、轮回”等意象传情达意，运用了很多的比拟、双关、象征、排比等手法，蕴藏的引而不发的势能与句子的简洁构成某种张力，以此烘托渲染气氛，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营造出悠远的艺术境界，取得了完美的艺术效果。
爱情是上天送给每个人最美的礼物。罗大佑在《滚滚红尘》中唱到：“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想是人世间的错，或前世流传的因果，终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有生之年，与心爱的人在红尘中遇见，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绿色，“少年的爱情，便不够用了。渐悟也好，顿悟也罢”，算不出，留不住，“雪地上闪耀着几颗，前世的樱桃？”
心系佛门，仍思凡尘爱恋，既是渡人，也是渡己。然而，所有的佛门爱恋，却都是以悲剧收场，唐代的辨机如此，玄奘法师如此，清代的仓央嘉措如此，当代的苏曼殊、李叔同也如此。

“我一走，山就空了。所有的鸟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偏激，我被世俗隐瞒。转身时由被自己撞到，从此言行暧昧。”

佛教上讲“得不到”、“无所得”。“得不到”是“我不知人身是幻，人心是执，汲汲追求，所以我得不到”；而“无所得”是“知道人身是幻，人心是妄念，从而放下执着，快乐地生活。”仓央嘉措肯定是得不到，心爱的人已经离世，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山就空了。”

仓央嘉措原本出生在西藏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双亲俱在，日子简单，宁静祥和。少年的他，肯定做过很多的梦，梦想着和心爱的女子，守着一片牧场，一湾溪流，一轮圆月，一溪白云，平安度日。然而，阴差阳错之间，他被选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也许是命中注定，也许是天意难违，世人将他奉上了至高无上的境地，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接受，接受众生的顶礼膜拜，成为高高在上的活佛，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悲哀。
“住在布达拉宫中，我是持明仓央嘉措，住到拉萨宫殿下，我是浪子宕桑旺波。”在寺庙里，他化度众生，慈航彼岸；在寺庙外，他彻悟爱的真谛，愿意为心爱的女子，粉碎成灰。他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煎熬，幻想着“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可现实之间，那有那么的容易，所以，才会写出“所有的鸟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偏激，我被世俗隐瞒。转身时由被自己撞到，从此言行暧昧”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来。

“一眼望去，浮尘中的英雄个个落魄，镜中的美女悄悄迟暮。我为了死，才一次又一次地活了下来，而其他人却随处羞愧……。”

他从成为转世灵童的那一刻起，其实只是别人手中的傀儡，一颗被随意摆弄的棋子，别人拿他和清廷做了一场政治交换，最终，他被康熙下旨，押解到北京城废黜，在途中，年仅二十五岁的他，病逝于青海湖畔。

佛说，五百年的修炼，才换回今生的擦肩而过。那位名叫仁珍旺姆的女子，或许就是他前世种下的因，才会有今生的缘。今世的所有遇见，尽管只有刹那间的短暂，但至少还可以拥有一份回忆，厮守相伴。要知道，世间多少爱恋，都有着姹紫嫣红的开始，却最终都落得个断井颓垣的结局。
寂寥的西藏高原，桑格花盛开，而伟大的活佛、多情的诗人却已经离开了，去了一个叫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也许，他舍弃不了万丈红尘，舍弃不了人世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舍弃不了众多的朝拜者。然而，纵有再多的不舍，也是无可奈何。要知道，相聚只是刹那，别离才是永恒；今世的别离，是为了来世更好的相聚。
世间所有的相遇，其实都是久别重逢。前世的他或许是佛前的一朵莲花，当他盛开的时候，便在一滴花露中瞬间彻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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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木匠
6
仓央嘉措的诗既大量运用了比兴的手法，又富含深刻的哲学思想，在情诗中同时将佛学理念蕴含其中，作者能够轻易描述出诗中的那种叛逆和爱与憎恶，足见其人生阅历和文学功底。

向阳开花
4
照片拍的挺不错的，构图很有意境嘛！

南山
4
赏心悦目
有滋有味苏东坡（连载之十）

原创 威风 长稔塬上 201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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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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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补充：苏轼与宋神宗、王安石的关系

对于苏轼的一生，林语堂先生曾评论道：“由一般世俗的看法衡量，苏轼必胜坎坷多舛，……然而，他是具有伟大思想的人，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 他留给我们的，是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真知灼见，一语中的！
然而，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有两点我始终困惑不已：
一是尽管宋神宗很欣赏苏轼的文采和治国理政的能力，为何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他下狠手，将其不断流放？
二是作为新政的代表人物的王安石和作为保守派的苏轼是政见及其不同的两个方面，为何两人能惺惺相惜，从不背后下黑手？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要改革，就必须要牺牲，这和反对者的人品、才情无关，也和当政者的喜好无关。

在中国历史上，宋神宗并不算一个才能特别突出的皇帝，文治武功甚至有点拿不出手。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奋发有为、关心民生疾苦、爱惜人才的好皇帝。即位之初，宋神宗就励精图治，一心想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为此他孤注一掷的相信王安石，不惜将保守派全部赶出权力中枢，其中包括苏轼。
早在藩王时期，宋神宗就对苏轼的文章爱不释手，继位后立即想要予以重任。可惜的是，苏轼和王安石政见不合，宋神宗屡次想要调和二人的矛盾，都以失败告终。为了变法大计，宋神宗只得将苏轼外放为地方太守，但在内心深处，他随时等待苏轼的回心转意。变法派对此洞若观火，决心将苏轼赶尽杀绝，于是炮制出了一个“乌台诗案”。
在变法派的裹挟下，宋神宗差一点就杀了苏轼。但由于曹太后、司马光等人的营救和劝说，苏轼最终逃过了这场灾难。
离开了京师，宋神宗也没有忘记苏轼。有一天，他问身边的大臣：“苏轼可与哪位古人相比？”有大臣说：“可比李白。”宋神宗沉吟半晌道：“李白有苏轼之才，却无苏轼之学问。”
还有一次，苏轼在黄州患眼疾，一连几个月闭门不出。恰巧，另一位散文大家曾巩去世，流言四起，说苏轼也在同一天去世，被天庭召回了。宋神宗听说后，询问一个和苏轼有点亲戚关系的大臣，那大臣回奏说也曾听闻。当时，宋神宗正准备吃午饭，叹了口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离桌而去，滴米未进。
由此可见，宋神宗对苏轼的喜爱程度。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宋神宗实在舍不得苏轼受苦，下旨将他从黄州转移到汝州安置，有重新启用之意。但此时的苏轼对官场心生厌倦，上书请求到常州定居。还没等到神宗的批复，却突然传来他驾崩的消息，苏轼痛哭失声。他这才明白，这是宋神宗对他最后的安排，只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
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垂帘听政，终于同意了苏轼的请求。正当苏轼和家人准备到常州安度晚年时，圣旨又接连而下，不到一年间连升三次，官至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
那时候，宰相是二品，而翰林学士是升任宰相的必经之途。眼看苏轼即将执政，新党人士又展开了对苏轼的攻击，全都被高太后默默挡下。
有一天，高太后特意宴请苏轼。席间，高太后问道：“有件事我想问你，一年前你官居何职。”苏轼答道：“团练副使。”“现在官居何职？”“翰林学士。”
高太后接着问：“你为何升迁如此之快呢？”苏轼回道：“全仗太后恩典。”“不是老身。”“那是皇上厚爱。”“也不是。”“那就是老臣的推荐。”“也不是他们。”
苏轼呆立了半刻，然后说道：“臣虽不肖，但绝不敢动用关系谋求官职。”高太后这才说道：“这是先帝的遗诏啊。先帝在世之时，每当用膳举著不下，臣仆们便知道是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想重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速尔崩逝。”
听闻此言，苏轼拜倒地上大哭。
……

再说王安石和苏轼。
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轼，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轼，但从未在背后下过黑手，都是在厅堂之上正大光明的互怼。两人尽管政见不合，却从未成为任何意义上的私敌，相反，他俩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对立，在文学上却是互相倾慕，这对于动辄“文人相轻”、互相倾轧到欲置对方于死地的后继们，绝对是一个警省的楷模。
平心而论，苏轼只是反对激进的变法，并不反对渐进式的改革，实际上，当旧党重新获得权力之后，苏轼还反对过对新法的全面否定，因此又开罪了旧党，有些左右不是人的味道。
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安石推行变法，是看到了当时社会中正在酝酿着的深刻危机，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然而，一场深刻的变革必然牵动众多的利益集团，有时甚至会触动社会的根基，稍有偏差，就会给全社会带来创巨痛深的灾难。例如他在地方官任上颇受农民欢迎的青苗法，在全国范围实施时就异化成了官僚集团盘剥农民的工具，一时怨声载道。
由于王安石此时出任宰相，反对新法的旧官员纷纷去职，朝廷一时间甚至出现了权力真空，一大批资历甚浅的新官员仅仅因为赞成新法而被迅速提拔。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人品败坏的野心家，品德才能都甚逊王安石，因此新法的实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失败。
多啰嗦了几句。

尽管王安石将苏轼整治的够呛，但两人在晚年却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七月的一天，苏东坡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江宁城东的半山园谒见王安石，受到王安石的热情款待。王安石与苏轼彼此沟通以后，有一天，苏对王说：“我欲有话对你说。”王安石以为苏东坡是要算陈年旧账，面有愠色。苏东坡解释说：“我所言天下事也。”王安石说：“姑言之。”当王听了苏对当前时局的一些看法时，王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由，笑而不答。
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一起盘桓了一月有余，王安石对苏东坡更加了解了。他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对王也更加倾慕了，当他读到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词，叹息道：“此老乃野狐精也。”
在江宁，王安石、苏轼天天出游，或观赏山川美景，或谈论古今文字。王安石还给苏轼在秦淮河畔安排宅第，以尽天年，苏、王在相处中冰释前嫌，成为诤友。王安石去世的时候，时任中书舍人的苏轼替皇帝起草圣旨，以追赠王安石荣衔，在文中叹曰：“胡不百年，为之一涕。”
度尽余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
待续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