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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流明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文字或作品?我知道身为民工的我的“劣根性”以及笔笨,那我就从风吹写起。
扁平的风扑向我,也扑向拎在右手的塑料桶,当我从租房出来。
桶提突然掉轨,生活用品随即乱散一地。我首先拾起郑小琼《散落在机台上的诗》、《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抹净封面的灰,平放桶底。再东奔西跑把牙刷、牙膏、毛巾、洗发水、圆胶垫等逮回来,依照物件的大小长短,塞实在桶内。最难安置的是一打衣架,似风扁平、性倔,探出桶口一大截,顶撞我的腰。有次,我生气,以自己的脾气曲弯它的个性,结果,在气力持不住时“啪”一声扇上右腮,肿了一个星期。这一记教训,非同凡响,把我明悟:民工的孱弱之力拗不过时代的工业制品,就像螳螂的双刀如何威武也奈何不了进山的推土机的轮胎。
阿娣一早给我打电话时,我正给一位主管微信语音。那位泳衣厂D车间的四川大姐,我咨询她还招不招临工时,规劝我做长工。我不想,也不愿。她说:“宁做乞丐也不做长工?”听到该话,我反驳:“您二十余年坐牢一般呆在AL厂,难道不也像给“农场主”当黑奴做乞丐?”她立即把我微信拉黑了。
阿娣催我快快收好行李去西湖帮一位香港老板赶一单货,十七块每时(AL厂十四块),呆会她也通知我小叔。
把散了一地的生活用品重新满进桶时,由岗梓发往东莞东的三路公交车恰巧驶来。我迅速挥动右手。它没停。它驶到百米远的站牌才“哧━━”一息歇住。我抱住桶,无忌形象地拔腿往站牌跑……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假如是一位漂亮姑娘立在刚才我的位置把手招一招,那事情的发展可能就不同,肥胖男司机可能就准确无误地将前车门在姑娘跟前顺畅开启。此刻,我站上局外人的角度端视当时的自己:双手紧抱旧桶,桶内皆是不值钱的日用品,当然,《散落在机台上的诗》《毛泽东文集》除外。手肘叼一卷棉被,被中裹着枕头、一套预换衣物,头顶风,跑得呼呼大喘━━那是我二十六岁秋季的某天,我此生唯一的一趟二十六岁━━那天,你做什么呢?或许,穿着白色T恤配黑色西裤棕色皮鞋体面地走在上班路上,你看见一位现代版洪七公从对面慌奔而来,优雅的你轻轻侧身让他穿过去……
追上了车。排队等候上车。我松开右手准备把两元钱投进币箱,风猛一刮,搁在桶面的围巾跑了。风揽住它的身,在沥青路翻转三个回合后,被帝豪酒店正门的维纳斯女神像的小腿拦住。挤上车,我慌张地把桶、被子搁在廊右,单手牵住扶把,额头抵在车窗,恋恋不舍望着围巾如水势在维纳斯女神的小腿翻伏。
车子载我越奔越远,不舍之痛越远越长。我记得那条米色围巾是一位在拉萨的朋友于前一年的秋天,肩披它转满千遍经筒后,满怀深情地跑至邮局寄给千里之外的我的生日礼物。那是一条从不褪色,非常保暖的藏羊绒围巾。在该好友之前,从未有人记得我生日,更别说在秋季送这么温暖贴切的礼物给我。在签收到围巾的那一个星期,从小像“被人嫌弃的松子”的我,躲进被窝彻夜失眠地抱紧它,感动得泪流,仿佛整座西藏的洁美、神圣归属自己,仿佛好友就卧在身旁温暖我习惯漂泊的孑身。该好友,大我十六周岁,她最终嫁给了在拉萨开了一家会计公司的小老板。她与小老板回成都老家再办婚庆的当天,赵雷的《成都》已经唱红大江南北,而我在千里之外的大朗镇蔡边村帮小易赶一单毛织的上拉链。那晚我们加班凌晨三点才清完货。
“我认得你!”突然,一位女生朝我这边说,在公车上,“你是不是《金美文学》老写打工文的那个人,金美图书馆的作者栏有你好几张生活照。”她补充一句。
我把脸向她端正。她十八岁样子,满头绿发炸起像杀马特,双腿交叉,嘴咬棒棒糖,漫不经心,但稚脸盈满纯洁,双手抱住身旁大她约五岁的一位男仔的右臂。男仔像竹杆一样长一般细,头微低,露微笑。
“您认错人了,姑娘。我从不写作,特别是打工文,多酸。”我欠了欠身说。
“但照片上的人跟你长得那么像哈。”
“那是我哥哥。他从小酷爱写作,还在一些报刊发表。可真不是我。”
“看来你哥哥比你帅多了。”姑娘实诚地说。说完,立即遭到“竹杆男”在大腿一拧,“哎呦喂,你拧我干啥嘛?我说的是真的嘛!”随后,再拿干净的目光罩上我,“对吧?”
“他从小就什么都比我强。”我说,“你去金美图书馆做什么?我以前常去那。”
“我呀去看郭敬明的《小时代》。我超喜欢林潇。还好,最后他幸活了下来,其他人死光光都没关系。你也去看《小时代》哈?还有《爵迹》系列。”
“不是。我去看《莎士比亚作品集》。我买不起他的整套作品。”
“莎士比亚是谁?有郭敬明屌吗?”
“确实没他屌。”我把头抵回车窗,看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像地震中随后塌,我不想跟郭敬明的小粉丝继续聊。
姑娘感受到了我的却避,罢了十几分钟,在车子快到隐贤山庄,指了指我的行囊,“呀,你这是去哪?”
“西湖。”
“杭州西湖?哇,抖音上说,那是人间仙境诶~简直能把人的眼睛美瞎,6666……”
“深圳西湖,一座工业城的代名词。”我冰冷地说。
刚说完,三路车在隐贤山庄牌坊停下,姑娘携手“竹杆男”落车。他们沿东门的大理石台阶徐徐往上走。我望着他们温馨幸福的背影,突然又酸酸地想起远在拉萨的好友,突然想到她与小老板也常常手牵手爬1080个台阶去布达拉宫,或趁着石路的白雪尽褪去大昭寺。贴心的小老板知道她有爱吃白兔糖的习惯,也能悉心地照料伴她多年的那一点点哮喘及虚胖的身体。但我仍诚恳地希望她,一口气不要爬多个台阶,西藏的空气含氧量低,希望在爬累的时候她能歇一歇。
从三路车的终点站东莞东下了车,风依旧扁平地扑向我,扑向每位流客。阿娣、小叔及其他两位临工已等候我好一会儿。
我们五人协商一番,包不起私家车也租不起常平的士,只好搭坐途经深圳西湖工业区的大巴。
秋天的大巴舍不得开空调,车厢闷臭难闻。阿娣上车十分钟开始呕吐,随后一路呕吐,吐得两腮猪肝色,涕泗横流,头发糟乱,模样着实可怜。
大巴在高速公路跑了两个半小时把我们撇下,售票员伸直手指指向车窗,大喊,顺着这条路往下走就是西湖工业区,十分钟便到。
出了甬道,我第一时间跑至附近的便利店买水。首先给阿娣一瓶,请她漱口,漱完再喝点。随后每人发一瓶。阿娣鞠身路旁,右手扶起额前的头发,一边干呕,一边簌口及洗脸。我发现她瓶中的水很快用完,便把自己的伸给她。她不愿接,再三推让,我固执己见,她勉强接受。
我们头顶大热沿路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到达西湖工业区,再走了半小时找到厂。我们把行李放在保安室,满头大汗、头昏脑胀、饥肠辘辘。我们疲惫得背靠保安室的一堵墙蹲成一排,就像等候警车押送拘留所的犯人。
此刻,正午十三点,风已经把天上的障碍物吹得一干二净,大烈日把干燥工业区烤得要死不活。厂员工,下班吃完饭舒爽地躺在宿舍吹着空调睡午觉。阿娣取出手机在通讯录翻到一个号码拨了出去。无人接听。再拨。
阿娣终于与一位男子通上话,“喂?张工头,对!我们到了,对!现在在厂门口,麻烦你出来一下让保安放我们进去……什么?招满了?上午来了一帮河南人?……那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什么?忘了……嗯……嗯……那好吧,好的。”
阿娣的手颤抖不止,像中风的老太,像烙在我童年印记中邻居家的那位太婆。和蔼的太婆,每次我响亮地喊她一声“太婆好”,都会从衣袋颤巍巍地掏出几粒白兔糖赏给我。这位邻居太婆,在75岁高寿那年,在一次与儿媳几句冲突后,喝农药死掉了。
阿娣放了四次才把手机插入口袋。她几乎以抽泣的语腔告诉我们,满人了。阿娣向我们道歉,说,实在实在对不住,又让大伙白跑了一趟。她的脸由于失望、无奈、过意不去,涨红得几乎同黑共色。
好人阿娣如此激动、难过,是因为同我们一样已经半个多月没找到任何活干。而前一天,她带领大伙从东莞奔至石龙,再从石龙去惠州,最后还是落空地由惠州回各自在东莞的租房。在回的路上,她也像今天,一路呕吐,惨不忍睹。阿娣是广东清远人,三位孩子母亲,老公因多年前饮酒过度导致中风瘫于榻中。
好人阿娣不停地向我们道歉,道着道着,却突然坐在地上抱头哭起。
我蹲到她跟前,难过地安慰她不要难过。我说,这有什么呢,再找就是啊,这有什么呢,你毋须内疚,不用道歉啊!任何一位临工都无须向同样境遇的临工道歉,就如任何一位临工都不会轻易地让生活把有骨头的颈脖弯下,这类事在我们共度的多年的漂泊生涯,难道不是已经不下一百次了么?这有什么呢,不要哭了,阿娣,好了,请不要再哭了。
阿娣依旧在哭,无法停止放纵地哭。哭得真伤心、太淋漓,仿佛所有民工糟糕生活中那扇向北敞开烂得无法收拾的窗,全部积在她的体内;又仿佛曾经的我,在失去拉萨好友之后,在无数暗夜抱紧空空荡荡的肩膀,枕着临工证,任凭涰泣湿完整夜。
写至此,我辗转反侧,仍不知这些算不算文字或作品?那好吧,那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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