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一批彼此并不相识的年轻人——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走进了“斯坦福监狱”。他们并没有犯罪，只是受募到“监狱”——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精心布置的地下室，接受一项试验。大学生们被随机地分为“狱卒”和“犯人”，然后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试验。然而，试验仅仅进行了一周，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变成了残暴的狱卒和崩溃的犯人，试验不得不终止了。
受试者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使作者得以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透析“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并分析造成监狱虐囚和种族屠杀的情境影响。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约束，会不会使我们像上帝最钟爱的天使路西法那样不知不觉中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的事，从而堕落成为魔鬼？我们如何抗拒情境影响力？作为心理学教授的作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做出了极有说服力的分析。
前言：
个人、情境以及系统力量的范围与限制
用公共卫生取向取代治疗个体疾病与错误的标准医学模式
试图去理解情境和系统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并不是为了替谁辩护，或是为了免除此人所犯下的非道德或非法行为的责任。
邪恶心理学：暴力、匿名、攻击、酷刑及恐怖主义
我们真正了解自己多少，一旦面临陌生情境，有多少把握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情境力量场situational force field包括去个人化、服从权威、被动面对威胁、自我辩护与合理化
邪恶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
英雄主义的平庸性banality of heroism
第1章 邪恶心理学：情境中的性格转换
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域。——约翰·弥尔顿，《失乐园》（John Milton，Paradise Lost）
路西法的罪孽被中古世纪思想家认定为“贪爱”cupiditas，英文为“贪欲”cupidity指对财富与权势的强大欲望，自私地将他人所有占为己有，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与其相对的是“纯爱”caritas，在纯爱中每个人都是在爱的环境之中相互关联，并拥有其独特的价值。
我们害怕魔鬼，却为之着迷。我们创造魔鬼阴谋的神话，对此信以为真，并且相信自己足以组织力量去反抗。我们排挤“他者”，视之为危险的异己，对非我族类的过度纵欲与道德悖逆感到毛骨悚然，这全是出于对“他者”的无知。
妖魔化他者
性格是如何在强大的情境压力下产生转变？
邪恶是建立于涉及伤害、虐待、命令、缺乏人性、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或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简而言之，也就是“明知故犯”。
因为自我中心的偏见，大多数人都有认为自己是最特别的幻觉。这个自利归因的保护罩，让许多人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在许多自陈测验中处于平均值之上。
这种情况在强调个人取向的社会中十分常见，例如欧美社会。但较少见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强调群体取向社会。
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往往来自昔日相同情境下的有限经验，这其中牵涉了规则、法律、政策等各种外在压力。当我们暴露在全新、陌生的环境下，过去经验或习惯无法应付时，会是如何呢？当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动摇了，你的老方法可能将不如从前一般好用。
现今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人格与衡鉴心理学皆倾向特质论，而我们大多的体制也基于法律、医学、宗教的立场，认为疾病、罪责、犯法应指向病者和罪者。
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后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
当非法或是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像警察、惩治者士兵等专业的公职人员身上时，这些人通常会被典型的认为是少见的“坏苹果”，意指他们是少数的例外，必须摆在好坏界限的边缘地带。而制订这个界线的人，通常是这整个系统的护卫者，他们希望能隔离问题，转移视听者的焦点，好让注意力和责备都落到督导不周或失职的上级身上。像这种“苹果特质论”，再次忽略了“苹果”间的界限，以及可能的腐败情况对所有苹果的影响。于是，系统分析，应聚焦在有权设定这些界限标记的人物。
只是，他们关键性的地位，远远比它们所下的决策更有巨大的冲击力；错误的行动，远远比错误决策更严重。
如果一个权力引起了长期的忧虑，就会变成恐惧。——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Eric Hoffer，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
让一个社会群体憎恨另一个社会群体，隔离他们，使他们痛苦，甚至杀害他们，这需要通过“敌意想象”这种心理建构，经由宣传深植于人们心中，让他者转变成“敌人”。
这个过程起始于创造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先排除对方的人性，认定他人是无价值且邪恶的，是不可解释的怪物。
可以参考艾莉森•德福尔热（ALISOND ESFORGES）这位人权守护者的看法。……
「这个行为就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表面之下，简化种族屠杀，让我们能轻易拉开自己与加害者之间的距离。他们是如此邪恶，我们不曾也不会做出同样可恶的事情。但如果思考一下，真正了解到那些人是身处于一个严重的压力情境下，而你却武断地质疑那就是他们的人性，这是令人担忧的。当你被强迫去面临这个情境，而自问：『我会怎么做？』有时候答案就不如我们所愿了。」
人类能够因为愚蠢的意识形态就放弃人性，追随卓越且有吸引力的权威者所下的命令，消灭所有被标示为“敌人”者。
人类不是命运的囚犯，而是他们心灵的囚犯。（富兰克林·罗斯福）
权利对世界说：“你是我的”
世界将权利囚禁于她宝座之旁
爱对世界说：“我就是你”
这世界予爱出入她家居的自由
——泰戈尔《飞鸟集》
精神官能症、低自尊、害羞、偏见、羞愧和过度害怕恐怖主义这些虚构的怪物，如何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快乐的可能性，并且建构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评价？
第2章 星期日：突袭逮捕行动
“内在匿名”（internalized anonymity）效应，显然无须黑暗便能展现无遗。
我对“社群”的操作型定义是：人们会对于所居地非寻常和可能违法的事件十分关心并且采取行动。我相信，这样的“利社会行为”是来自互惠利他主义的前提假设——他人一定也会这么对待我的财产及权利。
当我们认为他人不认识我们，甚至问都不会问我们一声时，可能就会促成反社会、自私自利的行为。……在情境的允许下，它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既定常规，包括四周充满匿名的环境时可能成为违反社会规范的前兆。
第3章 堕落仪式正式开始
我们创造他们的挫折感，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他们的恐惧，创造专制的概念来统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被整个系统，被你、我、贾菲••••••全部被我们所控制。他们没有任何隐私，他们将被持续监视一一没有什么是不被观察的。他们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我们的允许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也什么都不能说。我们将用各种方式带走他们的个人独特性。
在他们身上创造“无权利感”
第4章 星期一：犯人叛乱
当他单独带着犯人进出厕所时，很难始终戴着狱卒的面具。我想是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可以让他依赖的监狱环境这个大道具。他和大部分的其他狱卒．都报告他们在护送过程中．执行管教变得较为困难，必须有点技巧，才能扭转他们离开监狱环境后态度松懈的倾向。当一对一面对犯人时．要维持一个强硬态度的狱卒角色更是不容易。另外．还有一种存在成人世界的羞耻感会油然而生．好像他们被降级为厕所清洁巡逻员。
没道理、愚蠢、专制的作业就是所谓“狱卒的力量”的必需成分。
所谓的鸟事里，其实包含了“秩序”、“控制”和“权利”——谁拥有？谁缺少？
在监狱生态里，告密者是最低微的阶层，并且常常被当局隔离到禁闭室里，因为他的同伴知道他告密后，有可能谋杀他。
共同的自我审视（self-censorship），虽然每个人知道一切都只是个实验，但还是必须假装这就是个真正的监狱。
第5章 双重麻烦的星期二：访客和闹事者
我们的体系里最重要的，就是独裁架构里提供民主体制的假象。
但是，市民对系统的需求改变会有异议。如果聪明地选择，这样的改变可以防止公开的不服从和叛乱；只要异议被系统所吸收，不服从就会缩减，叛乱也会被搁置。
我是有热血的政治灵魂，不是没脑筋的热血革命者。
这样显得笨拙的细微身体接触，是当一个人到真正高度防卫的监狱中才可能发生的行为。
“你儿子可能是什么问题？”这个反应很直接、自动，就像每一个权威者面对挑战体系的操作程序时，都会有的反应。就像其他滥用制度的加害者一样，我把问题归因于他儿子的性格，也就是他本身有一些问题。
认知失调的紧张
一旦一个领导者，相信谣言是有根据的，每个人便都会接受它是真的。
第6章 星期三：逐渐失控
初犯者综合征：first-offender syndrome——困惑、易怒、狂躁、忧郁以及过度情绪化。
第7章 假释的权力
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说完了“金钱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的事实之后，很多犯人却还是被动地屈服于这个系统，屈服于伸手被戴上手铐，屈服于戴上纸袋，屈服于扣上脚上的锁链，然后像只绵羊一样，跟着狱警回到可怕的监狱地下室。在假释听证会的过程中，他们的身体离开了监狱，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出席，而不会直接和楼下痛苦的犯人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没有人说：“既然我不要钱，我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实验，而且要求限制就被释放。”然后我们就得遵从他们的要求，马上终止。
实际上他们已经停止思考，他们觉得被限制在监狱里是被心理学家控制，而不是416所说的国家。决定他们去留的权利掌握在假释委员会手上，并不是他们个人。如果他们是犯人，的确只有假释委员会有权利释放他们，但如果他们只是，事实上也确实是实验受试者，每一个学生随时都有权利选择留下或者离开。很明显的，在他们心里埋有一个心理开关，把他们从“现在开始我是一个付费的实验受试者，拥有所有的公民权利”转变成“现在的我，只是在可怜的、不公平的权威系统下一个无助的犯人”。
模拟和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