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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为什么看不起文人

顾炎武引用宋代刘挚训示子孙的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后评价说:“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从这样的表达中可以看出来,顾炎武很是看不起文人。中国历代,文人辈出,其中不乏功标后世、造福百姓、道德高尚、著作传世、名垂青史之人,倘若没有这样的人,中国文化则变得大为逊色,甚至中国历史也会改写。那么,同样作为“文人”的顾炎武为什么会看不起他们呢?
现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文人”指的是儒家文化圈中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被后世称为作家或诗人。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文人还兼有艺术修养,比如琴棋书画等。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尊崇、礼拜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都是文人。诚如顾炎武在这篇名为《文人之多》的文章中所说:“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那么,以顾炎武的慧眼,为什么就将他们看得很低,甚至含有鄙视的成分呢?
在这并不长的一段话中,顾炎武表露了持有这种态度的原因。“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由此看出,他看不起“文人”的第一个原因是,其中许多的“文人”不懂得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包含的深刻思想,不通历史,从而自然也就不了解民族发展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轨迹,更莫说把握历史运行的规律了,而就是这样的人,却往往“自命为文人”;其次,他引用韩愈的诗歌《符读书城南》来说明这一点,韩诗结尾有这么两句:“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这样的人,往往没有节操,不慕道义,而只是乞求荣誉的光环,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再次,他引用了黄庭坚的话来作为佐证:“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那些所谓的先生君子,不以传道为业,而只是迎合时俗,教导后生写文章,写出来的文章内容空洞,华而不实,而这些作者,却都被看作是“文人”;最后,他又引用了《宋史》中的话:“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欧阳修和学习的人谈论的时候,从来不说关于文章的事,只是谈论政事,因为欧阳修认为,写文章最多也就是使自己变得高雅有情趣,提高个人的修养,而政事却能影响一方,造福社会。

从以上分析来看,顾炎武不是看不起那些我们尊敬、热爱的文人,更不是看不起那些彪炳史册、功盖千秋、为民谋利的文人,而是看不起如此性质的“文人”:他们不通经术,不知历史,身陷不义,沽名钓誉,舞风弄月,华而不实,只谈文章,不理政事。而且按顾炎武的说话,明朝从嘉靖以来,这种风气也显然存在。从字里行间,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位思想家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亭林先生所说的文人的恶劣表现,其实早已有之。从汉代已看到它的萌芽。据史载,汉代大儒马融:“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苗头,到了汉末,部分自诩为清流的士人,更是失去了汉代本有的学问做人方面的朴质之风,不乏油滑轻佻之徒。而到了顾炎武提及的唐宋,这种风气更是甚嚣尘上。唐代由于物质发达、儒家思想根基动摇、科举制度等原因,中唐以后,士风日渐颓靡,以至于出现了晚唐“文人轻薄”的风气。宋代文人的地位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涨,许多文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多行不义之事,更多的,则是留连秦楼楚馆,吟风弄月,专注个人得失,斤斤计较,置道义与家国于不顾。到了明代,自嘉靖以降,承平日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的高压政策,大多文人陷入物欲的横流之中,不能自拔,对社会风气形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顾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明末的社会动荡,满清的入主中原,百姓的艰难困苦,文化的衰颓没落,他都是亲历过的。在那个时候回头再看这一切发生的根源,他就具备了全面而理性的思考,而思考的结果,则与许多的因素相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作为社会精英阶层、领袖阶层、代表阶层的文人的堕落。根据顾炎武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读书人普遍成为了“文人”,而不再是“士”。“士”与“文人”的概念有着很大的交叉部分。大抵“士”一定是“文人”,而“文人”却未必是士,“士”有着“文人”不具备的许多特点。那么,从儒家传统来看,“士”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呢?首先,“士”是“道统”的传承者和肩负者,他们“仁以为己任”,自觉地承担着将儒家最高理想发扬光大的重任,这种重任上至承接天命,绍述大道,下至安抚百姓,传播文化,他们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故而他们都是心系天下、情牵黎庶的“大我”。其次,他们会毅然地正视自我,一方面,努力地修炼自己,“三省吾身”,“为己之学”,提升自我修养,严格要求自己,洁身自好,“生无所息”,以期止于至善;另一方面,“邦有道,则谷”,在社会需要的时候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天下、为万民谋福祉。第三,他们有着独立的高标的人格,不苟且时俗,不同流合污,立场坚定,勇毅卓敢,目标高远,不为眼前的迷雾所障,有着常人难比的心性,为了理想“蹈死而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第四,他们富于牺牲精神,重承诺,重道义,轻生死,轻私利,将他们置于一方,就是一方的柱石;置于一国,就是一国的脊梁,使万民有所依赖,有所归附,不但起到引领、导向作用,而且起到团结、熏陶作用。他们的精神,是一个时代的标的。总之一句话,他们是孔子所说的“不器”的君子,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工具,而是担负着“治国、平天下”责任的栋梁。宋挚所说的“以器识为先”,也就是在说“士”的特点,有胸襟,有抱负,有远见,有理想,有判断,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糟蹋自己,不辱没他人。

而按顾炎武看来,所谓“器”则可以通过对儒家的“经术”的学习和钻研来实现;所谓“识”,则通过阅读、研究历史来实现。这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两个主攻方向。可却被“文人”抛弃了,抛弃了之后的文人,做人少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担当意识,少了一份超出常人的识见和思想。这样的“文人”糟蹋污辱了传统的关于文人的观念,他们自诩为“文人”,是对传统文化和观念的践踏。“无足观矣”的文人,最先缺乏的就是这些。
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些文人的身陷不义。这个指摘可以说直指许多传统文人的弱点。他们没有了高远的追求,没有了责任意识,但他们却有地位,有身份,有知识,拥有世人的尊敬,不乏物质的丰裕。那么,做什么呢?有志于仕途的,那就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为了保住已经的获得,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人格极为卑劣;功名之心稍淡的,则呼朋唤友,饮酒狎妓,风花雪月,自命风流,将个人的才学用在不当的地方,陷害他人,不讲操守,败坏社会风气,无所不为。这就是所谓的“文人无行”。不要说是一般的“文人”,就是那些有名的,比如董其昌,道德也是极为不堪。这样的人,对国家和民族有什么益处呢?他们只注重个人的享受,只知道满足个人的欲望,看看《金瓶梅》中提到的文人,我们就不难理解了;到得明末,许多人更是没有节操,投降满清,“助纣为虐”,这都是顾炎武亲眼目睹的。

既然是“文人”,那就要写文章的。但韩愈也好,黄庭坚也好,欧阳修也好,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文人”,而是以政事为先。这里的政事,当然比我们现在理解的要宽泛得多。中国人的人生,就是政治的人生。政治可以说无处不在。对于这样传统的士人,他们高居庙堂,运筹帷幄,制定政策,议论朝政,这是政事;为政一方,宵衣旰食,兴学治水,为民谋利,这是政事;身处江湖,眼望皇阙,情系苍生,治学著述,这也是政事。而文章只是余事。这就有一个主次在里面。就文章而言,他们都是非常尊奉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观念的。不能言之无物,不能无病呻吟,“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语),文章是与社会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个人修养心性的反映,同样对社会起着莫大的影响,是要慎之又慎的事情。但到了顾炎武所说的“文人”身上,文章的身价倒是没变,可内容却变了。诚所谓“文如其人”,没有了精神的支撑,变得华而不实,变得空洞无物,变得狭隘浮浅,而就这样的文人,还自高自许,沽名钓誉,拿此类文章来互相称道,卖弄学问,学术学风都被败坏了,而学术学风的败坏则会对社会形成直接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顾炎武,对这些是最清楚不过的,怪不得他要深自厌恶了。
中国传统的文人有许多毛病和缺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说到底,一个人不能脱离开他所生活的时代而生存,时代不是完美的,所以,尤其是首先接触到时代文化的文人,自然地就受到它的浸染,而带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迹。而文人在一定的时代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他们的志趣追求、爱好兴味,又不可避免地对时代形成深深的影响,从而对一时的社会风气有着塑造和改变的作用。顾炎武看不起他所指摘的文人,这些文人确实一无是处,个人操行低劣是一方面,对社会、国家、民族的影响又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不在他批评之列的文人,并不是他没有看到那些人身上的缺点,而是看到了主流。比如,王勃佻达轻狂,王维明哲保身,李白使酒纵性,韩愈睚眦必报,白居易皈信佛教,元稹玩弄感情,柳宗元自怨自艾,杜牧江湖放荡,李商隐眼界不高。但这些人,要么怀揣兼济天下之志,要么“道济天下之溺”,要么同情百姓,力图拯万民于水火,要么言之有物,以文章而干天下。人无完人,看一个人,首先要看担当,要看抱负,要看胸襟,要看目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作为文人,哪怕枕流漱石,以烟霞为伴;哪怕归隐田园,以躬耕自给,也有一个高尚的人格在里面。社会黑暗,能保持自己独立的节操,“穷则独善其身”,也不枉“文人”的身份。还有一种情况,个人仕途不顺,命运多舛,那么,完全可以借此深味人生的底蕴,借此深究人性的况味,从而生出对宇宙和命运、生活和人生的哲理性思考,站在一定高度上对人类的前途进行探索,对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进行寻求,这同样也应该是“文人”的任务。如果从顾炎武的批判对象来看这两点,同样也被那些“文人”所遗弃。他们没有高远的追求,却又不甘寂寞;没有勇敢的担负,却又上窜下跳;没有深入的思索,却又轻高傲世;没有睿智的哲思,却又夸耀舞弄。这样的人,得之则手舞足蹈,“春风得意马蹄疾”;失之则垂头丧气,埋怨社会不公,人生不顺,他人不解。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一点孟子所说的“气”场,有的,只是粉红色的堕落和颓靡。

相比顾炎武所说的“唐宋以下”,我们今天的“文人”那是更多了。而随着时代精神的蜕变和物质享受的提升,随着道德标准的降低和个人主义的泛滥,“文人”,几乎与许多的贬义词相伴相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遥望明末笼罩在顾炎武头顶上的那层阴云,不由得产生“古今同慨”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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