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 顾炎武引用宋代刘挚训示子孙的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后评价说：“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从这样的表达中可以看出来，顾炎武很是看不起文人。中国历代，文人辈出，其中不乏功标后世、造福百姓、道德高尚、著作传世、名垂青史之人，倘若没有这样的人，中国文化则变得大为逊色，甚至中国历史也会改写。那么，同样作为“文人”的顾炎武为什么会看不起他们呢？
现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文人”指的是儒家文化圈中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被后世称为作家或诗人。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文人还兼有艺术修养，比如琴棋书画等。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尊崇、礼拜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都是文人。诚如顾炎武在这篇名为《文人之多》的文章中所说：“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那么，以顾炎武的慧眼，为什么就将他们看得很低，甚至含有鄙视的成分呢？
在这并不长的一段话中，顾炎武表露了持有这种态度的原因。“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由此看出，他看不起“文人”的第一个原因是，其中许多的“文人”不懂得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包含的深刻思想，不通历史，从而自然也就不了解民族发展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轨迹，更莫说把握历史运行的规律了，而就是这样的人，却往往“自命为文人”；其次，他引用韩愈的诗歌《符读书城南》来说明这一点，韩诗结尾有这么两句：“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这样的人，往往没有节操，不慕道义，而只是乞求荣誉的光环，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再次，他引用了黄庭坚的话来作为佐证：“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那些所谓的先生君子，不以传道为业，而只是迎合时俗，教导后生写文章，写出来的文章内容空洞，华而不实，而这些作者，却都被看作是“文人”；最后，他又引用了《宋史》中的话：“欧阳永叔与学者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欧阳修和学习的人谈论的时候，从来不说关于文章的事，只是谈论政事，因为欧阳修认为，写文章最多也就是使自己变得高雅有情趣，提高个人的修养，而政事却能影响一方，造福社会。
从以上分析来看，顾炎武不是看不起那些我们尊敬、热爱的文人，更不是看不起那些彪炳史册、功盖千秋、为民谋利的文人，而是看不起如此性质的“文人”：他们不通经术，不知历史，身陷不义，沽名钓誉，舞风弄月，华而不实，只谈文章，不理政事。而且按顾炎武的说话，明朝从嘉靖以来，这种风气也显然存在。从字里行间，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位思想家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亭林先生所说的文人的恶劣表现，其实早已有之。从汉代已看到它的萌芽。据史载，汉代大儒马融：“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苗头，到了汉末，部分自诩为清流的士人，更是失去了汉代本有的学问做人方面的朴质之风，不乏油滑轻佻之徒。而到了顾炎武提及的唐宋，这种风气更是甚嚣尘上。唐代由于物质发达、儒家思想根基动摇、科举制度等原因，中唐以后，士风日渐颓靡，以至于出现了晚唐“文人轻薄”的风气。宋代文人的地位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涨，许多文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多行不义之事，更多的，则是留连秦楼楚馆，吟风弄月，专注个人得失，斤斤计较，置道义与家国于不顾。到了明代，自嘉靖以降，承平日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的高压政策，大多文人陷入物欲的横流之中，不能自拔，对社会风气形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顾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明末的社会动荡，满清的入主中原，百姓的艰难困苦，文化的衰颓没落，他都是亲历过的。在那个时候回头再看这一切发生的根源，他就具备了全面而理性的思考，而思考的结果，则与许多的因素相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作为社会精英阶层、领袖阶层、代表阶层的文人的堕落。根据顾炎武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读书人普遍成为了“文人”，而不再是“士”。“士”与“文人”的概念有着很大的交叉部分。大抵“士”一定是“文人”，而“文人”却未必是士，“士”有着“文人”不具备的许多特点。那么，从儒家传统来看，“士”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呢？首先，“士”是“道统”的传承者和肩负者，他们“仁以为己任”，自觉地承担着将儒家最高理想发扬光大的重任，这种重任上至承接天命，绍述大道，下至安抚百姓，传播文化，他们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故而他们都是心系天下、情牵黎庶的“大我”。其次，他们会毅然地正视自我，一方面，努力地修炼自己，“三省吾身”，“为己之学”，提升自我修养，严格要求自己，洁身自好，“生无所息”，以期止于至善；另一方面，“邦有道，则谷”，在社会需要的时候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天下、为万民谋福祉。第三，他们有着独立的高标的人格，不苟且时俗，不同流合污，立场坚定，勇毅卓敢，目标高远，不为眼前的迷雾所障，有着常人难比的心性，为了理想“蹈死而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第四，他们富于牺牲精神，重承诺，重道义，轻生死，轻私利，将他们置于一方，就是一方的柱石；置于一国，就是一国的脊梁，使万民有所依赖，有所归附，不但起到引领、导向作用，而且起到团结、熏陶作用。他们的精神，是一个时代的标的。总之一句话，他们是孔子所说的“不器”的君子，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工具，而是担负着“治国、平天下”责任的栋梁。宋挚所说的“以器识为先”，也就是在说“士”的特点，有胸襟，有抱负，有远见，有理想，有判断，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糟蹋自己，不辱没他人。
而按顾炎武看来，所谓“器”则可以通过对儒家的“经术”的学习和钻研来实现；所谓“识”，则通过阅读、研究历史来实现。这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两个主攻方向。可却被“文人”抛弃了，抛弃了之后的文人，做人少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担当意识，少了一份超出常人的识见和思想。这样的“文人”糟蹋污辱了传统的关于文人的观念，他们自诩为“文人”，是对传统文化和观念的践踏。“无足观矣”的文人，最先缺乏的就是这些。
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些文人的身陷不义。这个指摘可以说直指许多传统文人的弱点。他们没有了高远的追求，没有了责任意识，但他们却有地位，有身份，有知识，拥有世人的尊敬，不乏物质的丰裕。那么，做什么呢？有志于仕途的，那就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为了保住已经的获得，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人格极为卑劣；功名之心稍淡的，则呼朋唤友，饮酒狎妓，风花雪月，自命风流，将个人的才学用在不当的地方，陷害他人，不讲操守，败坏社会风气，无所不为。这就是所谓的“文人无行”。不要说是一般的“文人”，就是那些有名的，比如董其昌，道德也是极为不堪。这样的人，对国家和民族有什么益处呢？他们只注重个人的享受，只知道满足个人的欲望，看看《金瓶梅》中提到的文人，我们就不难理解了；到得明末，许多人更是没有节操，投降满清，“助纣为虐”，这都是顾炎武亲眼目睹的。
既然是“文人”，那就要写文章的。但韩愈也好，黄庭坚也好，欧阳修也好，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文人”，而是以政事为先。这里的政事，当然比我们现在理解的要宽泛得多。中国人的人生，就是政治的人生。政治可以说无处不在。对于这样传统的士人，他们高居庙堂，运筹帷幄，制定政策，议论朝政，这是政事；为政一方，宵衣旰食，兴学治水，为民谋利，这是政事；身处江湖，眼望皇阙，情系苍生，治学著述，这也是政事。而文章只是余事。这就有一个主次在里面。就文章而言，他们都是非常尊奉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观念的。不能言之无物，不能无病呻吟，“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语），文章是与社会人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个人修养心性的反映，同样对社会起着莫大的影响，是要慎之又慎的事情。但到了顾炎武所说的“文人”身上，文章的身价倒是没变，可内容却变了。诚所谓“文如其人”，没有了精神的支撑，变得华而不实，变得空洞无物，变得狭隘浮浅，而就这样的文人，还自高自许，沽名钓誉，拿此类文章来互相称道，卖弄学问，学术学风都被败坏了，而学术学风的败坏则会对社会形成直接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顾炎武，对这些是最清楚不过的，怪不得他要深自厌恶了。
中国传统的文人有许多毛病和缺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说到底，一个人不能脱离开他所生活的时代而生存，时代不是完美的，所以，尤其是首先接触到时代文化的文人，自然地就受到它的浸染，而带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迹。而文人在一定的时代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他们的志趣追求、爱好兴味，又不可避免地对时代形成深深的影响，从而对一时的社会风气有着塑造和改变的作用。顾炎武看不起他所指摘的文人，这些文人确实一无是处，个人操行低劣是一方面，对社会、国家、民族的影响又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不在他批评之列的文人，并不是他没有看到那些人身上的缺点，而是看到了主流。比如，王勃佻达轻狂，王维明哲保身，李白使酒纵性，韩愈睚眦必报，白居易皈信佛教，元稹玩弄感情，柳宗元自怨自艾，杜牧江湖放荡，李商隐眼界不高。但这些人，要么怀揣兼济天下之志，要么“道济天下之溺”，要么同情百姓，力图拯万民于水火，要么言之有物，以文章而干天下。人无完人，看一个人，首先要看担当，要看抱负，要看胸襟，要看目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作为文人，哪怕枕流漱石，以烟霞为伴；哪怕归隐田园，以躬耕自给，也有一个高尚的人格在里面。社会黑暗，能保持自己独立的节操，“穷则独善其身”，也不枉“文人”的身份。还有一种情况，个人仕途不顺，命运多舛，那么，完全可以借此深味人生的底蕴，借此深究人性的况味，从而生出对宇宙和命运、生活和人生的哲理性思考，站在一定高度上对人类的前途进行探索，对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进行寻求，这同样也应该是“文人”的任务。如果从顾炎武的批判对象来看这两点，同样也被那些“文人”所遗弃。他们没有高远的追求，却又不甘寂寞；没有勇敢的担负，却又上窜下跳；没有深入的思索，却又轻高傲世；没有睿智的哲思，却又夸耀舞弄。这样的人，得之则手舞足蹈，“春风得意马蹄疾”；失之则垂头丧气，埋怨社会不公，人生不顺，他人不解。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一点孟子所说的“气”场，有的，只是粉红色的堕落和颓靡。
相比顾炎武所说的“唐宋以下”，我们今天的“文人”那是更多了。而随着时代精神的蜕变和物质享受的提升，随着道德标准的降低和个人主义的泛滥，“文人”，几乎与许多的贬义词相伴相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遥望明末笼罩在顾炎武头顶上的那层阴云，不由得产生“古今同慨”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