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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第7-9章 -霍布斯、洛克与卢梭:旧制度的覆灭与新制度的诞生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常识性的政治学理论,比如”社会契约”、”三权分立”、”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等,并不是古即有之或者凭空产生的,而是伴随中世纪结束后政治转型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产物。

首先,”君权神授”的观念被打破,君主需要通过新的理论来论证统治合法性。在中世纪,虽然世俗政权林立,但是其合法性是依赖于罗马的天主教教皇背书。随着宗教改革,信仰新教的国家需要在罗马教廷之外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最典型的是17世纪的英国,国外有以西班牙为代表的天主教国家讨伐、国内经历了内战、克伦威尔建立的共和国、光荣革命,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催生了对政权合法性的思考。

其次,伴随着君主专制取代封建制,引发人们限制君主绝对权力的讨论和探索。国王不再只是最大的封建领主,他们在国界范围内成为了唯一的领主——剥夺了旧日贵族的大多数政治权力,让贵族仅仅成为一种荣誉职位而非政治实体,典型代表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君主专制的新秩序下,需要新理论论证这种秩序——站在君主的角度,需要新理论来论证加强君主权力的合理性;站在旧贵族、新兴的资产阶级角度,需要论证限制权力的合理性。如果有一种理论能够调和:(1)论证出当前政治秩序——君主制的合理性;(2)论证限制君主权力的合理性。那么这种理论一定会被广为接受的理论。如果能够做到(3)在理论层面前瞻性地指出更好的政治秩序,那么这种理论会流传百世。

最后,新兴资产阶级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需要一个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更友好的政府。 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 如产权保护、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契约精神、理性主义等,经政治理论家之口,成为当时全社会的共识。在霍布斯、洛克口中,人的自我保全是不言自明的公理,而私有财产是自我保全的必要途径。

风云变幻、礼崩乐坏的大时代下,三位天才级别的伟人——霍布斯、洛克、卢梭,完成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

霍布斯出生于1588年,那一年”天佑女王”,英国依靠暴风雨和其他一系列好运气,奇迹般地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同样是那一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关外女真各部落,开始把锋芒指向大明。)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内战,克伦威尔带领议会军击败了国王军,处死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不久克伦威尔解散了议会、建立了独裁统治(古希腊的僭主,还是拿破仑?)随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光荣革命”,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君主制。(这时候闯王进京、崇祯自缢、满清入关,中国改朝换代,但又回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周期律)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标志着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之间长达一百多年的宗教战争结束。可以说,霍布斯和他的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就是对新政治秩序的理想化描述,而描述参照的蓝本就是英国式的君主制。霍布斯见证了内战时期的混乱和失序,认为”自然状态”——没有主权统治下个体的人与人关系——类似于刘慈欣描写的”黑暗森林”,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所以,人们出于避免恐惧的心理将权威赋予主权者,让他代表自己、代表民众行使保护的职责。在现实的指向中,君主是主权者的代言人,这为君主制和代议制的调和提供了理论基础——君主立宪制在霍布斯眼里也许是最好的政体。

如果说霍布斯代表的是英国的君宪政体,那么洛克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政体可能更为紧密。洛克出生于1632年的英国,比霍布斯晚了40多年。他的大学时代是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度过的——这是英国有史以来来唯一一段没有被君主统治的时代。也许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没有君主的存在,并不影响政治秩序的建立。1690年左右,他写成了《政府论》,认为政府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想象在17世纪浩瀚无际的北美大草原上,一个个殖民者在跑马圈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这就是洛克眼中的自然状态。但是人们可能会产生纠纷、特别是财产纠纷,比如汤姆家的牛啃了杰瑞家的草,所以需要有个权威来调节纠纷,这个权威就是政府——用洛克的话说财产保护是”人们联合成为国家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也许这种学说不符合中国乃至欧洲国家的历史,但是跟美国建国史和开国先贤的思想特别契合,比如出于自然的自由与平等、基于同意的政府、实行分权制度的有限政府以及革命的权利。用本书的话说,”洛克差不多算是美利坚开国先贤的一员”。

到了卢梭(1712-1778),也许把他跟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更为合适。用本书的说法:他生于路易十四离世的两年前、死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十年前(与之对应的是: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时期)。卢梭见证了君主专制的最后、也是最黑暗的时代,但是他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烈火。在他的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中,他同样谈到了自然状态、社会契约,但是他对自由的理解与霍布斯、洛克截然不同——从”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变成了”自律给我自由”——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口中的自由是自私的借口,而真正的自由在于协调个体和集体,即恢复古典时代(斯巴达、古罗马)的公民精神。卢梭的主张:公意是自由的源泉,对于拒绝公意的公民应该”迫使他自由”。这种主张也许是大革命时代”红色恐怖”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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