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千寻巴塔耶曾经就“实现”问题与科耶夫进行论战。巴塔耶以警告的口吻告诫科耶夫：他所提出的“实现”的观念并选择探索这一危险的问题领域将导致灾难般的“荒诞”的结果。
可是实际上，似乎是巴塔耶本人在孜孜不倦地通过各种形式做着“实现”的实验：以虚构或者历史人物解读的方式。这一尝试就现在看来依然是“先锋式”的。那么这种“实现”的不可能性到底是什么呢？它又因何会导致“荒诞”结果呢？
——乔沅
（来自于网络）
“你所选择研究的领域是非常危险的，它无法使你从中获得解脱。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要说服你半途而废，而不是仅仅宣称你所说的这种实现是不可把握的，因为你所说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好的例子，它们证明了这种探讨的荒诞性——这样说也许是非常不礼貌的——说实话，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找到一种不可定义的基调，它既不是荒诞滑稽的，也不是它的反面。
很显然，如果不通过喉咙的作用单词是无法被说出的，声音也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依然认为，你低估了你在走向历史终结的时候所用的那种含糊隐晦的表达方式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发现你的论文会以如此方式撰写的原因，它采用了某种可能引起嘲笑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说，它过于直白了。”
——在巴塔耶写给科耶夫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塔耶对于文中所说的“危险的领域”是如此的担心，这种担心不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思想的担心，而是超越了基本的思考和实践的范畴，而变得非常之危险——对于一向以大胆著称的巴塔耶来说，又是哪种领域的研究是如此危险呢？这一危险甚至超越了他自身那似乎已经到达极限的思考和实践。
阿甘本认为巴塔耶和科耶夫都企图用确证一种在“本源处随即消逝的否定性”的可能性经验来超越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地平线。而这种确证是对于欲望、对于意义、对于主人享乐的肯定，总之就是对于死亡地位的肯定。
在巴塔耶所做的思考和实践中，欲望是一个几乎具有第一推动力的力量，它几乎驱动一切，甚至上升到了整个人类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性之中。对于这种他的这种努力，从总体上看体现了一种欲望驱动和平衡的永恒法则，而其中关键的因素则是死亡。因为欲望之终极总是死亡：它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并且只能以死亡作为其唯一可能性。
于是，在企图超越的过程中，欲望脱离了人自身，成为了某种神性或者动物性的特质——而这一特质是人无法真正把握的的体验。极限就在那里，我们永远地无法向其最后一跃——在这一跃的过程中，在这最后的“实现”时，人就不再是人。
巴塔耶对于“圣魔”——吉尔·德·莱斯的探讨，就是关于实现问题的终极性和不可能性的回答。吉尔·德·莱斯并非是一个个案——在古代的荒诞可怕的人物之中，他虽然堪称登峰造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这样的人物都存在。他们对于欲望的实现已经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在那一刻变成了可怕的魔鬼——却同时幻想自己成为了某种圣洁的神。
而这一尝试归根结底实质就是对于人的“实现”极限和边界的突破：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式，在这最后的一跃中，人都不再是人。吉尔·德·莱斯和萨德，一个借助于死亡，一个借助于欲望，实际上最终本质上都是一样，企图面对欲望的极限飞跃——而那极限之处，正如科耶夫所说的，只有：无。或者如巴塔耶所说是“无拘无束的否定性”。
因此，当巴塔耶说危险的领域时，他并非是危言耸听，而确实是如此的。而科耶夫对此的认识也是清晰的——他确认了这种无。但是他企图以“无”展开某种可能性。但是阿甘本认为无论是巴塔耶或者科耶夫，在试图利用这种否定的肯定，并企图超越黑格尔的主奴辩证关系，却绝对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精神现象学》开篇，黑格尔为了确证与感性确定性相对应的主人享受的在场性时就已然求诸埃琉西斯秘仪了。当然，感性确定性是辩证运动的基础，但是它的真理性寓于那纯粹的虚无、不可言说性和无法把握性之中。
正是在虚无和否定性中，真理才用唯一可能的方式把握住感性确定性，此方式即是：用词汇将其说出。同样，主人的享乐似乎也因其所具有的即刻消逝性而将自身从辩证法中解放出来，但是它只能作为一种虚无、一种消逝的东西，一种永远无法被言说或者被把握的东西才能做到这一点。言说或者把握它的唯一方式就是奴隶在劳作中将其作为一种虚无而加以护卫。”
这种感性确定性，在黑格尔那里其实已经做了终极的尝试：他企图借助于某种秘仪——也就是说它是无法言说的。吉尔·德·莱斯所采取的那惨绝人寰的方式，不也是一种秘仪吗？但是实际上这一感性确定性却是永远不可能到达的。对于这种不可到达性，只有用一种方式可以把握：用词汇将其说出。而这种说出是一种确定性的呈现吗？
对于这种感性确定性，在乔伊斯那里达到了另一种极限：他几乎在词语之中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和积淀，并企图通过这种丰富性把握感性的确定性——实际上，最终结果是，除了虚无，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无论词语如何丰富，如何试图填补那个言语的中心，但是那一黑洞——无，却始终无法被接近。
在最终的一跃中，除了死亡，没有什么可以接近那个最终的感性确定性。在贝克特那里，这种感性确定性，变成一种无限的延迟——也就是科耶夫所说：存在不过就是这种“向后推移的延迟存在”呢？人无法到达，并且人甚至不知到达者是谁。
也因此，即使“等待戈多”这一问题在很多人那里并没有得到真正深刻的阐释，但是他们却能以一种感性来确认这确实是他们心中想说的话——据说，在监狱里播放《等待戈多》，囚犯对此的感受比一般人的反应更为激烈。
但是贝克特还进行了另外一种方向的尝试：这一尝试是一种绝欲的尝试——也就是说，当人彻底失去了希望，甚至连等待本身也不期望时，人又会如何？
对于这一场景，人是陌生的——尽管遭遇了无数次磨难，人似乎从来也没有到达过贝克特在《终局》中所展现的场景：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没有了欲望。但是世界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平和，而是更加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终结。于是，逆向的操作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就是人以一种反向的方式进入了死亡——仿佛那就是一个闭环，无论朝向任何一方，其终结都是死亡。
也许，正如巴塔耶对于科耶夫的呼唤所言：
我希望能够从潜能走向现实，从哲学走向智慧。为此，请回到那仅仅是无的无，也就是将你著作中最为纯真美丽的部分归还于沉默。
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比科耶夫更具有谈论“无”的基础和理由：毕竟他确实在实践和思考的层次上，比科耶夫尝试了更多。
而阿甘本的态度则对当下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今天，我们生活在形而上学最为极端的边缘——它作为虚无主义而返回其自身的否定性基础（返回到它的无-根基，返回到它自身的无根性）。如果将基础抛入深渊却仍然无法揭示社会生活的准则——人性固有的寓居之所——而仅仅局限于展示静默这一深渊本身，那么，形而上学就仍然没有被超越，而是以它最为绝对的方式进行着统治——尽管这一形式最终会是“荒诞可笑的”。
那么超越的可能性在哪里呢？也许就在乔伊斯、在贝克特的文本之中和之外的某处，但它绝不是吉尔·德·莱斯的想象所及之处。而诗歌言说的“无”绝非是深渊，甚至是朝向深渊的一跃，而是朝向深渊的审视，也是脱离深渊的力量。
它绝非是荒诞的——而恰恰相反，它是对于荒诞的最有力的反抗，于是它也造成了巨大的自我牺牲。仿佛那死亡——总是在两个方向上，形成了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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